事物发展的规律，古人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讲的是“物盛则衰”的道理，其实也是“天地之常数也”。后人甚至用这个看似浅显实则深刻的道理，演绎出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比如说《红楼梦》里，秦可卿病故之前托梦王熙凤，让其早作家族衰败的准备；身处“烈火烹油”、“繁花似锦”之中的凤姐自然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于是乎秦可卿有些语气重重地说：“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盛极而衰，这似乎是任谁也逃不开的必然，楷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
之前我们说过，楷书发展至唐朝已经达到顶峰：无论是书写规范，还是大家作品，足可以笑傲前朝后世。对于初学者而言，这肯定是好现象：因为有规范可循是很容易出成果的。但当学者有一定基础之后，就会深感不便：不是所有的人带着镣铐都能翩翩起舞的。为此，北宋初期的欧阳修，率先提出：
书法不能一味地去模仿古人，一定要有自成一家的风格，否则不能算是书法家，最多算是书奴。
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奇特之处的思想，在当时也可谓是石破天惊——墨守成规易，开拓创新难。不过，欧阳修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紧随其后的米芾、苏轼、黄庭坚以及蔡襄，都深得其意旨滋味。他们在学习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精髓的同时，也将自己的风格融入到书法中，从而共同开创了崇尚个人意趣的书风，引领着整个宋代书法艺术的风格与发展趋势。
“尚意”的宋代
说到宋代书法大家，“宋四家”独领风骚。这四人分别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当然，也有人说其实“蔡”指的是“蔡京”，只是因为大奸臣人品奇差，后人不齿其为人，更之为“蔡襄”。不管怎么说，蔡襄的书法造诣也是极高的。
蔡襄，字君谟，宋仁宗时期进士，博学多才而又正直清廉。作为官员，凡其所到之处，莫不有造福百姓的政绩；作为文人，他涉猎极广又书法超群。泉州为官时，他建造了可与赵州桥媲美的万安桥，造福百姓；同时，又以楷书亲笔题写了《万安桥记》。
蔡襄的楷书，虽然师从于颜真卿，但在后期的创作中，逐渐加入了自己的风格。从其代表作《万安桥记》来看，端庄醇厚、严谨优美之风，宛若其本人风度。大文豪苏东坡就曾对其书法艺术咋不绝口“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仔细观之，作品中一笔一画无不圆润平和，但落笔的气势却又大气磅礴。当然，相较于后来的书法家，或许创新性还略逊一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卓绝完备的书法成绩以及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比如紧随其后的苏轼。
宋代人们有一句话，“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讲的是词人柳永词作的普及；同样地，在现代，只要是上过学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苏轼。傲娇的苏老泉（苏轼的父亲）在别人夸赞王安石的儿子过目不忘时，不以为然地说：“谁家的儿子读书需要读两遍！”苏轼的聪慧可见一斑。不过，博通经史而少年成名的苏轼，这一生走过的路，却没有那么一帆风顺。为此，其爱妾朝云就曾笑曰“一肚皮不合时宜”。但在苏轼的作品中，我们看得到他处境的艰难，却看不到他意志的消沉与自暴自弃。“一蓑烟雨任平生”，“老夫聊发少年狂”……虽然多次入狱，几乎丧命，但他仍不改初衷，从不违心，甚至他不仅仅是个文学家、书法家，是个正直的官员，还是个优秀的大厨……懂得生活，看透人生的苏轼，书法创作上，自然不会是落于窠臼的风格。他高唱着“我书意造本无法”，“辛苦平生参笔诀”，开创了行楷之风，自成“苏体”，成为“宋四家”中成就最高者。如欧阳修撰文、苏轼楷书成就的《丰乐亭记》，堪称苏轼晚年书法代表作。
老而弥坚的苏东坡，字里行间透露着宽厚沉稳，下笔沉着，遒劲刚直；线条圆润丰腴，从容饱满。此外，虽楷书写就，但字体中已约略可以感受到行书的意味，意韵悠长，这也正契合着苏轼的行云流水与豁达开通。
黄庭坚，字鲁直，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早年曾为苏轼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更为难得的是，在其生前就曾与其师苏轼并成为“苏黄”，虽然达不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但至少当得起“后生可畏”四个字。
黄庭坚书法最为有名的当属草书与行书，不过楷书的成就仍不可忽视。刚劲有力的同时，又极富创造力，这大概也是深受老师的影响。同时，书写过程中并不仅仅实现“方方正正”的楷书基本要求，更追求一种洒脱超然的意境。当然，看似随意随性中，其实蕴藏着他一丝不苟地认真思考。“出神入化”四个字，大概可形容一二。
“宋四家”中的米芾，湖北襄阳人，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他的书画自成一派，人称之为“米点山水”。其性格，或许很符合时下我们对艺术家的感觉——癫狂，故此也有人称之为“米癫”。于书法而言，米芾擅长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临摹古人作品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宋四家”的光芒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宋朝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朝代，还有一位艺术家，其光芒四射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这四位，他就是宋徽宗赵佶。做皇帝，他也真是不值得一提；但做艺术家，却令很多人望尘莫及。宋徽宗精通音律，书画俱佳，独创的“瘦金体”绝不是因其帝王的身份而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代表作《楷书千字文》足见其功力。上位者的锋芒毕露与傲然不群融汇其中，酣畅淋漓的落笔，潇洒自如。同时，一笔一画干净利落，新颖淡雅又畅快明丽。
复古的元代
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个王朝比元代更为特殊：相较于主流的汉族统治者，它是少数民族；相较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清朝，它又是无比强大的存在。甚至有人质疑：元朝，是否应该算作中国历史。这一观点自然是不妥当的，但对其他朝代，从未有人有过如此的质疑，足见其特殊性。更别说对欧洲人民而言，元代恐怕是一个神秘而可怕的存在。
元代，政治上，蒙古族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文化上，却被受其统治的汉族所征服。元世祖忽必烈马上得天下之后，认为想要巩固统治，则必须“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甚至于在后来，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追捧达到痴迷的境地。
不过，对文化的尊重，并不代表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众所周知的元代阶级划分，汉族人是归为最低等的。被歧视的读书人，自然很少会有张扬的个性与率性而为的风度。夹缝中求生存的他们，也默默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首屈一指的赵孟頫，可谓个中翘楚。
赵孟頫，与宋代统治者同姓，他本人也确实是皇室后裔，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更是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八贤王赵德芳”的嫡派子孙。之所以能成为振臂一呼的文人领袖，大概与其身份是分不开的。改朝换代后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往往还是会善待那些没有威胁的前朝皇室后裔，赵孟頫便是其中一位。
赵孟頫博学多才，其中以书画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开创了元代的新画风，更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其楷书造诣可见一斑。他在宗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基础上，临摹了很多古人的书法作品与碑文雕刻，最终形成自己的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风格：圆润柔和中透着遒劲有力，粗细均匀的同时又灵动秀美。
赵孟頫一生流传的作品数量很多，如《寿春堂记》《道教碑》等，都体现着他法度谨严、雍容华美的特性。
中规中矩的明清
元朝灭亡后，汉族重新掌握了统治权。含蓄内敛是中华民族的特色，自然在书法上也不例外。新兴而起的明朝，文人士大夫在某种程度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不过身处帝国统治，谨言慎行还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明代的书法家而言，赵孟頫的影响最为深远；为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明代的楷书作品往往呈现出中正平和的风姿。在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一种方方正正但缺乏个性特色的楷书书体流行于世，称之“台阁体”。
“台阁体”在明代风行一时，其书风工整严谨、清丽秀气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矫枉过正之后未免有些呆板无生气。随着江浙一带经济的复苏与繁荣，苏杭一带在成为经济中心的同时，也成为全国瞩目的文化中心。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唐伯虎为代表的四大才子，便出现在此时。大概因为是在民间，多少还有些洒脱不羁，他们的楷书不同于唐宋，更与“台阁体”迥然有别，活泼生动中蕴含着典雅的气息；略带夸张的风格中，又有着含蓄深沉的意味。
至于发展到清代，“文字狱”的兴起与清政府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多少束缚着读书人锐意创新的念头——即便是在书法领域也不例外。幸而康熙皇帝极为喜欢小楷的工整明快，秀气空灵，楷书才得以在一定时期内被广为重视，颇有建树。不过即便如此，在楷书的基础上自成一家的也越来越少了。
简约而不简单，这大概最是楷书的写照。
看似简单，太工整则失其灵气，太活泼则失其典雅。初学时固然力求工整，但心中要有灵动的追求；等到可以轻松驾驭灵动风格时，也不能忘记楷书最重要的还是端正。做人大概也是如此，外圆内方是一方面，能将简单的事情一丝不苟的做好，这样的人生，即便算不得成功，至少也当是无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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