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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亡于天启?你可以同情崇祯,但不要低估了那个木匠的智慧

崇祯十七年,甲申,也即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陷明帝国首都北京,末帝崇祯在景山自缢身死。

大明王朝灭亡了(南明之类的割据政权很难被认为是王朝正朔) 。

崇祯皇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历经十二世,共十六位皇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

自始皇帝嬴政横扫六合,于公元前221年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以来,神州大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兴衰更替不断。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一家一姓的天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纵观古今,一个朝代的败亡原因不外有二,一曰外敌,二曰内乱。而倒霉的崇祯皇帝则是两样都赶上了。

明朝末期既有外敌入侵,也有内部作乱,灭亡有其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对于明之亡,不少历史学家对自杀殉国的崇祯持同情的态度,认为主要责任并不在皇帝本人身上,实在是大明气数已尽。就算明帝国的缔造者朱重八重新上岗,或许也只能让明朝苟延残喘十数年,绝对是无力回天的。

当然,也有不少史家认为明亡的责任还是在皇帝身上,只不过不是崇祯,而是他的前任们。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同样是不统一的,有人说明亡其实亡于天启,也有人说明亡亡于万历。

一言以蔽之,明朝灭亡早就埋下了伏笔,朱由检同志(即崇祯帝)只是个不折不扣的背锅侠。

应该说,崇祯皇帝确实不太走运, 他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更要命的是,因为他原本并非皇储,所以没有机会接受过正规的帝王教育,于治国之道其实了解不多。

而治国术的教育对于帝王,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他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可是由大战略家孙承宗等人亲自指导的。

朱由检同志的人生理想,原本是要做个逍遥王爷。没想到哥哥朱由校英年早逝、后继无人,结果把皇位传给了他。

突然被接班的朱由检,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帝王之术的学识,都算得上是一穷二白。他又明显缺乏老祖宗嘉靖皇帝的天赋,没法子无师自通。

所以,刚一上台,崇祯皇帝就犯下了一个错误,致命的错误。

他,除掉了哥哥天启手下的第一红人,魏忠贤。

魏忠贤

可能有人要说了,干掉一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不是为民除害么?怎么就成犯错误了。

这,需要从当时的政治生态说起。

明代自宣宗朱瞻基开始,司礼监的地位大幅上升,直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这等于是动了内阁的奶酪。因此,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与秉笔太监为首的宦官集团之间,一直处于一种对抗的关系。

这显然是皇帝们所乐见的。他们往往在二者之间大玩平衡术,利用双方的互相制衡,维持皇帝作为仲裁者至高无上的地位。

天启皇帝朱由校也是个中高手。

在继位之初,17岁的朱由校对东林党信任有加。因为,没有东林党人的拥戴,他这个皇帝可能会成为李选侍的傀儡。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东林党人的一大痼疾。

这些人虽然摆出一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却是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勾当,是朝廷党争不断的罪魁祸首。

他们借着掌握“京察(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每六年进行一次)”之便,把拒绝依附的同僚贬谪出京,甚至罢官夺职。

其结果是'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东林党人完全把持了朝政,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了。

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保证皇权的稳固。

但是,高明的玩家是不需要冲锋在前的,朱由校同志虽然年轻,但却深谙借力打力之道,自然是不会亲自出手的。

他决定启用一个人,让这个人,同那些结党营私的文官们斗法去。

这个人就是魏忠贤,天启皇帝奶妈客氏的'对食',也就是相好。

借着杨涟等人要求诛杀魏忠贤的机会,小皇帝做了一回叛逆青年,反其道而行之,一举提拔魏忠贤做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这个秉笔太监,相当于皇帝陛下的秘书长,统领内廷,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从小混迹街头的魏忠贤,虽然说不上有多大的才干,但却是个人精,对老板的心思洞若烛火。

当时的朝中,东林虽一党独大,却不是唯一的政治力量。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备受其打压的,以地域凝聚的齐、楚、浙三党。这三党互不买账,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东林党。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魏忠贤的第一步,就是拉拢齐、楚、浙三党,整合资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这股势力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阉党。

阉党的名字虽然不好听,但办事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在魏忠贤的正确领导下,他们很快通过几个大案要案,向东林党人发起了总攻。

冲在最前面的,是魏忠贤的养子、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

此人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的名单分别汇集到《同志诸录》和《天鉴录》之中,然后按图索骥,大肆打压、清洗东林党人。

之后魏公公又指示手下,借审理“王文彦之狱”的机会,以贪腐之名整死了东林党领袖杨涟。

杨涟

杨涟此人是个铁骨铮铮的谏臣,官声一向很好,还为天启立过大功。但是魏忠贤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捏造罪证处死了杨涟。这是他本人和阉党饱受世人诟病的一大原因。

不过,从天启帝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东林党声势大挫,基本丧失了兴风作浪的能力,魏忠贤应该算是有功之人。

明朝的宦官与汉唐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异常清晰––皇帝的家奴。因此他们都谨守本分、从不僭越,唯皇帝之命是从。

对于天启帝来说,魏忠贤其人基本属于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一种。所以阉党虽然势大,但是天启皇帝却并不在意。

更重要的是,耳边没了东林党人的喋喋不休,他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专心做他的木工活了。

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居然作起了木匠,不务正业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这也是后世之人对他颇多非议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过,对于朱由校来说,皇帝是职业,而木匠则是爱好,两者皆不可抛。

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关在紫禁城内,除了那点声色犬马的事情,实际上是相当无聊的。

天启皇帝

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只能干好一件事情,做什么事都需要心无旁骛才行。

但是,这一规律显然是不适用于朱由校的。因为他是个天才, 不管是当皇帝还是做木匠,他的天赋都是很高的。

所以他能一边做木工,一边操纵棋子、遥控时局。

一般情况下,魏忠贤要干嘛,皇帝基本都是支持的。但是有些地方,有些人,是不能动滴。

比如辽东,比如孙承宗。

当时的辽东,努尔哈赤的后金已经崛起,对大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萨尔浒一战之后,明朝实际已经基本无力征讨,只能采取守势了。

天启皇帝虽然忙于加工木器,但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辽东的局势。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他的领导下,大明准备了两件利器对付后金:一是关宁锦防线,一是皮岛的毛文龙(大明东江镇总兵)。

肇始于孙承宗的关宁锦防线,采取坚城固守的策略(后期在袁崇焕手里变成了积极防守、稳步推进),常常让后金的劫掠无功而返,在其不擅长的攻城战中消耗掉军事力量。

而以皮岛为根据地的毛文龙,则不断趁后金军主力伐明之机,深入后金腹地袭扰,逐渐成其心腹之大患,后金方面必欲除之而后快。

“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可以说,毛文龙之于大明的辽东战略,犹如水之于鱼,不可或缺。

所以,天启年间,明朝一直都在辽东权力制衡上向东江镇倾斜,甚至赐了毛文龙一把尚方宝剑,以确保他不会受制于辽东总兵。

事实证明,天启朝的辽东战略,是成功的。后金的发展势头,受到了有效的遏制。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高明的布局,最后毁于袁崇焕之手。

袁崇焕

袁崇焕这个人,带兵打仗虽然有一套,但却过于刚愎自用。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喜欢忽悠领导。

比如,在崇祯平台召见的时候,这位仁兄就轻许了“五年平辽”的诺言。

这明显是欺负领导不熟悉业务,信口胡说,辽东是不可能在5年内平定的。

事实上,几年前,他在天启哪儿,也有过类似的表态,宣称自己可以轻松搞定后金。

不过那一次,他栽了跟斗,挨了老大的批评。

因为天启虽然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对辽东的局势了如指掌。

他知道,解决后金的问题,非旦夕之功,是急不得的。

然而崇祯皇帝明显缺少哥哥的智慧,他相信了袁崇焕,大力支持他的平辽方略。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最重要的是,要权给权。

督师蓟辽之后不久,袁崇焕就用御赐的尚方宝剑,擅自杀掉东江镇总兵毛文龙,毁了天启年间经营多年的战略布局。

失去了毛文龙这个重要的牵制点,辽东局势急转直下。

因为后金这回彻底没了回顾之忧,可以放开手脚,长途奔袭大明的后方了。

两次北京之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袁崇焕自己也最终死在了北京之围上。

另一方面,为了支持袁崇焕积极进攻的战略,朝廷不得不追加巨额粮饷。这给明帝国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引发一系列恶性循环,为大明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比如,崇祯为了压缩财政支出,决定裁撤公务员,这其中就有各地驿站的驿卒。

结果这一裁,就裁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

李自成原是陕西的一名驿卒,失业后加入了到造反大军之中。后来他攻入北京,逼得崇祯上吊殉国,终结了明帝国的王朝正朔。

而崇祯帝之所以要裁员,一方面是由于辽东开支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出了问题。

朱由检同志一上台就雷厉风行,解决了魏忠贤和他的阉党。

这一举动自然是获得了一片赞誉之声,“鸟生鱼汤'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

朝廷,没钱了!

以前魏忠贤在的时候,虽然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像个江湖帮会。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给皇帝办好差事,而搞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魏忠贤出身穷苦,他知道穷人家底薄,早已不堪重负,不能打他们的主意。

所以,他征税、收钱的目标,主要是地主士绅和商人阶层。收上来的钱虽然没有多少富余,但总算还能维持国家正常的周转。

魏忠贤倒了之后,朝廷很快就穷得底朝天了。很多时候就连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辽东甚至为此还发生了兵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魏忠贤一死,东林党人就从五行山下跳出来了。而他们,是地主士绅的天然同盟,自然不会像魏公公那样,让这些富人出血了。

但是,要在当时已经困顿不堪的穷人身上打秋风,除了将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外,实在是没什么作用。

这样一来,朝廷的财政收入锐减,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连崇祯的皇后,都要做针线活补贴内库。

更要命的是,明末又赶上小冰河时期,自然灾害频发,比如西北连年的干旱。

由于没钱赈灾,导致流民四起,一步步将国家拖入了深渊。

李自成

客观地讲,崇祯虽然算不上雄才伟略,但是做个守成之君还是可以的。

遗憾的是,他偏偏赶上了明末的多事之秋。虽然一心励精图治,无奈其时大明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而他本人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缺少足够的能力和手腕来支撑危局。

想当初天启皇帝临死之前,特地拉着朱由检的手,对他说:“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这可以算是朱由校的政治遗嘱了。

但是崇祯并不认可天启的话,他觉得是哥哥糊涂,受了魏某人的蒙蔽。

所以他一上台就干掉了魏忠贤,又大量启用被天启帝打压了一辈子的,“宽于待己,严以待人”东林党人。

其结果是,皇帝的前面没了魏忠贤这道防火墙,做什么事都会受到东林党人的杯葛。

其中有那么两次,事关大明王朝的生死存亡。

一是崇祯想与皇太极讲和,先安内而后图攘外;

二是在李自成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想要迁都、暂避锋芒。

这两次足以改变明朝和崇祯本人命运的决策,都被假道学的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搅黄了。

明朝和崇祯也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等到李自成逼近北京,朝廷却拿不出军饷。没有钱,自然不会有人愿意拼命打仗了。

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内部挖潜,向文武百官官募捐,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那些“道德高尚、一心扑在家国天下之上“的东林党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拔毛。

崇祯只好动员自己的老丈人,希望他带头捐款。

毕竟是自家人,面子还是要给的。国丈狠了狠心,捐出了5000两银子。

5000两,不少了吧?可是你要知道,后来北京城破,在李自成的威逼之下,他交出了白银70万两。

在国丈的带动下,这次募捐一共得到20万两,这其中还包括了皇后娘娘所捐的那1万两。

崇祯很伤心,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忠臣在哪里?

他身边的宦官也不禁感叹:“忠贤若在,何至于此。”

崇祯不禁默然,久久无语。

后来,在上吊前5天,他叫人偷偷将魏忠贤的遗骸重新收葬。坟墓就建在香山碧云寺,魏忠贤生前属意的地方。

1644年3月18日,崇祯最后一次敲钟召集百官议事,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应卯。

这个时候,他最后悔的,应该是杀了魏忠贤吧。

临死前,崇祯皇帝愤恨的丢下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看来,他至死都未能明白,自己的问题到底何在。

事实已经证明,正是由于他缺少政治经验又刚愎自用,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过程。

如果天启还在,大明的国祚或许还能延续十数年。

东林党人榜

天启皇帝的历史形象之所以如此糟糕,一方面是因为他得罪了东林党,而舆论一向掌握在以东林党为首的读书人手里。

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史,是清朝人写的。

满洲人入关,统治汉地,权力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对前朝抹黑之上。而“不务正业”、让太监掌权的天启皇帝,无疑是黑化的最佳对象。

所以,历史这个小菇凉,就这样被上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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