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建设部“朝令夕改”的报道：先是出台了一个限制建筑面积的显规则，接着又拿出一个可以变通执行的方案，暗示了一种潜规则。不知这是误传还是确有其事，不过这使我想起了“晋文公请隧”的故事，原来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不全是执行者的错，也有某些“政策”暗示和诱导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中执行力扭曲的奥妙。
“隧”是天子灵柩通过墓道安葬的一种方法，所谓“请隧”就是请求按照天子的礼遇安排自己身后事。“晋文公请隧”的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春秋时期，这时的周王室已逐渐丧失了对诸侯的实际控制能力，各大诸侯都有觊覦周室的野心，作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也不例外，所以他悍然“请隧”。这在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周代以前可不是一件小事，让周襄王犯了难。经过一番权衡，周襄王硬着头皮做出“不许请隧”的决定，但是摄于文公帮助他在郟邑复位的势力，碍于“私德”，又对文公委婉地进行了一番解释。那大意是说，我没有同意你的请求是因为礼制“大章”不允许，但是你也可以看着办，你“有地而隧焉，余安知之”，你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你按照你的请求那样做了，我怎么能管得了，怎么能知道呢？于是他也就播下了执行力扭曲的“龙种”。
在管理实践中，从周襄王的这种安抚方式中不难听出弦外之音。如果说周襄王所谓的礼制“大章”相当于现代的政策与显规则，那么他所暗示的“有地而隧”的变通就相当于对策或者潜规则了。这种对策竟不用执行者费心去想，“政策”的发布者自己就已经为执行者设计好了，由此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发明权当属周襄王。不过，当时颇有实力的晉文王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行事，潜规则毕竟是不可张扬的，尽管那时候孔老夫子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但是道德底线毕竟还没有被公然突破，所以周襄王的做法还有值得称道之处。
用现在的话说，“有地而隧”就是在自己的势力或者权力范围内自行其事，既使有违“大章”也属于自己的自主权，执政者既使知道了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不过需要执行者自食其果。由此可以看出，“有地而隧”之类的对策的出现并不可怕，有时候把它挑明了也无妨，可怕的是拿这样的潜规则招摇过市，反过来还要把帐记在“政策”上。房地产商套取银行贷款、廉价使用农民工、对腐败进行赎买、权力入股，类似的对策做为潜规则的出现，在市场经济中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把类似的对策当作“行规”和不行文的商业惯例，甚至公开把它拿出来为自己违背“大章”的行为进行抗辩，那么潜规则就成了显规则，人们就不是在厌恶“对策”而是要怀疑“政策”了。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指责大大小小晋文公们的有恃无恐，而是想指出他们的恃强凌弱是否得到了周襄王们确切的默许！
据说现在执行力扭曲的势力已经部分的进入了决策层面，那么“有地而隧”大行其道时，问题虽然出在执行层面，但根子却在决策层，那或许正是决策层面暗示或者怂恿的洁果。这绝非危言耸听，从“晋文公请隧”的故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只不过在当今的环境下，类似周襄王的做法丝毫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反而欲盖弥彰。
首先，决策者作出“不许请隧”的决定时显示出做表面文章的无奈，就会使执行者产生姑且听之的潜意识。据《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在拒绝文公请隧时虽然讲了百姓与政令的大道理，但讲得更多的是小道理，例如不能“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意思是说，能否答应文公请隧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说了算，你争这一点死生服饰的礼遇也没有实际意义等等，总希望文公理解他这一番表面文章不能不做的苦衷。类似的“微言大意”如果发生在企业管理中，执行者当然心领神会，可以看出充分理解决策者没有满足自己提出的要求自有其苦衷，也只是暂时的迴避，自己完全可以相机行事。决策者如此表态，自己姑且听之，不必当真。推而广之，可以把决策者推出的政策都当作形式，都是在做表面文章。
其次、决策者原则上不让步，实际上打马虎的双重标准，为潜规则的出笼留下了空子。襄王在拒绝文公请隧时表现出了一些凛然正气，虽然坚持的是“正义”的标准，但是他又指出，文公你有自己的封地，你在自己的独立王国按什么规则办事，我怎么能知道？这是又一种糊弄人的标准，而且它吃起来香闻起来也不臭。在企业管理中这种双重标准也常常存在着，如果决策者事先就有类似的表态，等于给执行者对策的出台开了绿灯，而且它不再是事后的默认，而是事先的承诺，比执行者自己悟出的对策危害要大得多。
再次，暗示对策架空政策也可以有自己的理由，等于为潜规则浮出水面提出了可供选择的理论依据。襄王拒绝文公请隧依据的是“前之大章”，但是他坦承“前之大章”也可以不执行，如果文公改了姓，自行“创制”，无需向周王室提出什么请求。这简直就是在为对策怎样行得通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案，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悉听尊便。在企业管理中各种对策的出现当然也可以推出一套新说法，推出的新说法虽然不符合现有的“大章”，但是他可以利用其间价值观的冲突，不把现有的“大章”放在眼里。潜规则与显规则并行不悖，是非往往容易被颠倒。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从“问鼎”到“请隧”，以至于将“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潜规则变为公开的争霸旗帜，不能不说是力量消长的结果。襄王在拒绝文公请隧之后，之所以要向文公作那么多的解释，就是因为文公有相当的实力，而襄王自己已经有名无实，只有等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安排。企业决策者如果让执行者居于了强势地位，正确的决策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自己还不得不服从于潜规则，那还不如自己“让贤”完事。反过来说，要想在企业管理中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仅仅抱怨执行者是不行的，必须从自身做起，使自己来一番“鹰的重生”。削除潜规则盛行的土壤，借鉴“晋文公请隧”的故事，强调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第一，决策者在做出某项决策时必须考虑其可行性问题，勇于承担应尽的责任。周襄王拒绝晉文公请隧之后，是不管他怎样做的，实际上也管不了，由他看着办。这就颇像有些企业管理者的做法，怎么说是我的事，怎么做是你的事。把决策与执行截然分割开来，看起来是在坚持原则，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虽然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市场情况瞬息万变，需要赋予执行者一定的随机处置权，但是也不能把放权让利、责任承包等等当做把责任推给下级的办法。在管不了的情况下还不如及早将这部分资产让渡出去，由它真正的主人自负其责。
第二、在守住道德底线的同时，对下级的执行状况及时进行调控。文公“请隧”遭到襄王拒绝后之所以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自己还有道义上的责任，还不敢公然把自己的姓改掉。由此可见，决策者在企业管理中必须将基本的荣辱观贯彻到底，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当然，在利益驱动下，仅仅靠道德底线的守护还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及时纠正各种违规的执行行为，否则就不必勉为其难，做别家的代言人。
第三、在做出重要决策时必须克服权且如此的心理羁绊，力不从心时不如把决策权直接交给执行者。在严格的封建礼制中，文公请隧这件事本身就应当像“问鼎”一样遭到痛斥，襄王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暗示实属无奈，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祸根未除，终将无力回天。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决策的人受到部门利益、本位主义和任期目标等因素制约，往往使得决策表现出过多的利益权衡色彩，为执行者各取所需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因此在决策时必须摆脱利益小集团游说的制约，体现出驾驭全局的能力，洞察各种对策的动向，绝不受各种潜的规则的影响，更不能给潜规则留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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