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决策，防范和避免工作中的决策失误，领导干部是很重视的，他们也注意强化决策责任意识，通过科学决策程序和机制，减少决策失误。但也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与盲点，并且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如不予以足够的注意，不利于真正避免决策失误，走向科学决策。
（一）对不尊重科学的决策所产生的失误大多已引以为戒，但对于以“科学”名义做出决策所产生的失误注意不够
自从我们强调科学决策以来，不了解情况盲目决策、拍脑袋想当然决策和不尊重客观规律莽撞决策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社会政治经济决策者们，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已经越来越重视学习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知识，并且尝试把所学用于自己的工作与经济决策中，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这同时也有了另一种片面性，这就是自以为自己的决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或管理学原则，容易在“科学决策”的名义下产生更大的决策失误。不论是经济学的公理也好、定理也罢，还是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假定，都是有很严格的前提条件的，而实际生活中的现象是多元的、复杂的，教条地搬运一些理论的假定来应对现实中的问题，是肯定要出现失误的。可是对于出现这样的失误，我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感到很委屈。
（二）对于那些没有意识到决策后果的决策失误强调的比较多，但对那些意识到了决策后果继续决策所导致的决策失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由于相当多的决策失误是因考虑不周全所致，所以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反复强调要多考虑、多设想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尽量避免想不到或出意外。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要的。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决策是决策者明明知道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是坚持决策。比如明知条件不具备，还好大喜功、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欠一屁股债要后任和老百姓承担，地方经济可能因此元气大伤；又如明知不可能、行不通，还要奉承上意，投其所好，搞献礼工程，抢时间、赶进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结果成为豆腐渣工程；还如目光短浅，不顾全大局，美其名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拍板出台一些地方保护性措施，以邻为壑，扰乱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对地方来说也是暂有蝇头小利，最终贻害无穷。出现这些决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问题，表面上是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小群体利益，根子还是领导干部不应该有的个人私利作怪。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这样的决策失误并不以为然。
（三）认识到了决策者个体因素所产生的决策失误的危害，但对于因决策机制出现问题而产生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决策失误的危害认识不足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常能看到，由于决策者自身的素质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因而特别强调要提高决策者的素质。认真研究这些决策失误，会发现有相当多的决策失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换句话说，就是换了决策者也仍然有可能继续出现这样的决策结果。在这里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决策机制在起作用。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调查显示，我国国有企业每年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失误不少，有相当大的损失是找不到责任人的。真正细究下去，往往是一句话：这是由班子成员集体决策的，班子全体成员共同负责，表面上人人负责，事实上又无人负责。
集中决策有集中决策的必要，集体决策也有集体决策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集中决策容易出现一言堂就否定其必要性，也不能因为集体决策容易扯皮推诿就否认它的价值。关键是能否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需要集中时就集中，需要集体时就集体，集体决策集思广益，集中决策当机立断。
（四）对于因决策失误所产生的直接经济代价容易有直观的认识，而对决策失误所带来的隐性的社会代价往往估计不足
在我们的决策中，有很多的决策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或者说即使是经济性的决策，其产生的可能后果中也有许多是社会性的后果。这就是说，决策失误在更多的时候不只是损失金钱，还有那些看不见的、或者说不可能马上看得见的社会性的损失，比如：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思路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导致的政府信用缺失；讲求片面繁荣，有意无意放纵黄赌毒导致的社会风气败坏；过于倾向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分配政策，结果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的民众心理不平；出台制定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没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结果形同虚设导致的制度权威丧失，等等。可是我们对于决策失误的社会性代价方面似乎并没有一个统计，对其估计不足。其实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社会性代价应该成为我们决策中最为重要的权重指标之一。
（五）对避免仓促决策所导致的失误强调的比较多，而对危机决策所需要的果断性准备因素重视不够
由于在决策中因仓促决策所导致的教训比较多，领导干部们开始比较重视在决策中的反复研究、反复比较、倾听各方面意见等程序，这对于常态下的决策是很必要的，也是很科学的。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复杂性的增加，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不可避免地增多起来，比如像非典疫情、群体中毒、矿井坍塌等事件。对于这样的事件如何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就摆在了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果断决策不等于武断决策，危机决策也不是随机决策。这貌似瞬间的果决，其实是平时大量决策经验、决策机制等积累的爆发。但我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危机决策所需要的心理准备、机制准备，乃至预案准备这一系列的准备性因素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甚至还没有意识到。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造成部分领导干部对决策失误认识的盲点，并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个人因素，这与我们对于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领导干部整个生活、工作、发展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可是，在政治体制逐步走向科学、规范、完善的过程中，先期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包括科学的决策结果考评体系、科学的决策过程制度体系、科学的决策规则和决策程序以及决策责任制度等，以避免可以避免的决策失误，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能的。（辛鸣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1948年美国大选北平助选游行
这是1948年美国大选时，远隔千里的北平街头出现的助选游行。这支招摇的队伍，抬着的道具是美国共和党的“大象”，举着“杜威好运”（GOODLUCKDEWEY）横幅，敲锣打鼓，出神武门，绕紫禁城角楼，经东华门，进南池子，为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制造声势，游行助威。这是一种政治秀，也是一种政治投机。当年民国政府偏信美国舆论和民意调查，以为杜威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隔洋押宝。然而最终杜鲁门当选。在民国史上，尽管国民党秘密献金与杜威，至今还是个谜，可这隔洋助选游行仍露出了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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