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德昌：面向这个悲凉的世界

今天是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去世的第十五年。这位天才导演虽然只有59岁的寿命，一生只拍过七部长片电影和一部短片，但他凭借着“外科手术刀”般精准的社会观察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绝妙电影语言，影响了贾樟柯、李安、岩井俊二、黑泽清、戴立忍等等无数后辈电影人。

同时，在杨德昌身后，也屹立着一个天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那也是台湾电影，乃至华语电影最好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想借这篇文章缅怀那个不断叩问世界的杨德昌，再去审视一遍他留给我们的思索与难题，同时，也借着他的光影与银幕，再去看看那段承载着电影人痴痴深情的“最好的时光”。

杨德昌（1947-2007）

“冷”

杨德昌在拍电影之前，读的是机电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后，又在美国做了7年软件工程师。这是一段看似与电影毫无关系的经历，但是，正是这样严谨的工科训练，以及在美国这样高度现代化社会中观察到的种种世相，使得杨德昌获得了一种对于社会剖析无可匹敌的精准度。

1981年，杨德昌回到台湾，彼时的台湾电影百废待兴。一方面，日趋格调低下的功夫片和言情片被大多数观众厌弃；另一方面，当时的电影市场已经完全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刚刚从政治高压下获得自由之身的台湾电影，也开始为自我解放寻找出路。那是一个闪烁着理想光芒的时代，影评人焦雄屏回忆：“我们以前经常坐在一起聊天，内容也不像现在成天谈论票房啊、制度啊、电影产业的生存困境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经常讨论关乎哲学、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的人和社会的改变。”

这是台湾电影群星辈出的“新电影”时期，新时代的先锋旗手们纷纷出场——侯孝贤、吴念真、朱天文、小野、王童......他们在那个现代社会飞速膨胀的时代之中，努力地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寻找电影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将目光投向平凡日常的生活细节，去为一代台湾人的历史和心灵塑像。

台湾“新电影”时期干将，从左至右依次为：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这其中，当然有杨德昌的身影。杨德昌说：“我一回台湾就有件事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跟他太太离婚，两个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他们离婚的状况中我不止看到他们感情上的事情，给我很大的震撼是：他们的婚姻在这个环境中是必然。”所以，在那个“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方法要讲话”的时代，杨德昌没有像侯孝贤一样，将目光对准乡土与私人情感，而是用他冷峻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与时代景观相连的悲情故事，向那些压抑与荒凉的生活浮皮之下探颐索隐、层层深入，从而不断去追问——“何以至此”？

那么何以至此呢？杨德昌用他所有的作品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悲凉的答案。《海滩的一天》里，是林佳莉的传统家庭对子女封建大家长式的裁决与操控，也是现代狂潮翻滚而来的台北对于个人感情的风蚀与扭曲；《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是六十年代里一群失去精神地标的少年们，在对前途未知的惶恐中各自选择的幼稚而残忍的生路；《青梅竹马》中，是一边渴望逃离现代，一边渴望走入繁华的“围城”困境......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空”

但是，杨德昌给出这样的答案还不够，他似乎从中看出了一种更恐怖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再独家适用于台北，它属于日本、属于欧洲，属于海明威、加缪、赫尔措格，属于摇滚乐与每一栋钢筋水泥的建筑，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具象化地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空洞。

《海滩的一天》里，林佳莉被父亲逼迫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于是准备出逃，逃走之前，她和屈服于父亲权威而放弃女友的哥哥谈话，她问哥哥：“你快不快乐？”哥哥沉默了很久，很落寞地跟她说：“你先告诉我什么是快乐。”

那逃走的佳莉呢？她终于和自己喜欢的德伟结婚，但结婚后，德伟的工作忙到脚朝天，有一天清晨，昨夜通宵应酬的德伟实在无力起床，面对佳莉的催促，德伟说，真不公平啊，我每天要早早起床，而你却可以睡到自然醒。佳莉回他，我在家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啊，比如你的衣服就要我亲自熨，最近我还想去学插花。

随后，是德伟的一声沉重的叹息。

《海滩的一天》剧照

这是一段某个台北小家中夫妻的清晨对话，这也是一段充满危机感的现代寓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腾飞的台湾，一个年轻人好不容易挣脱原始家庭的锁链，投身时代中时却猛然发现，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在猝不及防之间，便切断了她身边的一切爱意与温情。后来，佳莉在一个清晨接到噩耗，德伟在海边被淹死了，那是他们曾经约会时漫步过的海滩。去认尸时，没有人能证明淹死的那个人确实是德伟，他们只是回忆，昨晚有个落寞的年轻人慢慢走到了海中。

是或不是又怎样呢？那个时代里有多少人将会在昔日的海滩上死去。

《海滩的一天》剧照

这样的虚无感贯穿杨德昌的所有作品。《一一》中，妻子敏敏在某天夜里忽然开始和丈夫哭诉，觉得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就那么少、那么少一点，“觉得自己白活了”。当那种剧烈的失落与恐惧撞向丈夫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那明天让阿姨来读点报纸，做的事能多一点。”漫不经心，因为他正在操心自己的公司会不会破产。生活温吞，但又像开水，在不经意间烫伤彼此。

《恐怖分子》中，妻子收到一通陌生女子打来的电话，说自己是丈夫的女友，怀孕了要他出来谈判，妻子一气之下离开了丈夫去会旧情人，可是那通电话，只是一个被关在家里的女孩无聊的恶作剧。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每个人都互相伤害，彼此胁迫，直到绝处无力逢生。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明为了生存在这个危险的社会中，只能通过和各路男孩谈恋爱来换得保护和支持，小四想要帮小明挽回尊严，小明一脸不屑地跟他说：“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随后小四失控般地将短刀捅向小明，嘴里一直骂的，是爸爸骂哥哥的话，“不要脸，没出息”。纯洁信仰陨落，这是华语青春片中最残忍的瞬间。

影评人焦雄屏评价杨德昌说：“他的世界观和哲学思维的高度，是目前华人圈无人能抵达的”。而我们之所以在杨德昌去世后一遍又一遍地缅怀他，在不同的场合里，一次又一次地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海滩的一天》《一一》捧上神坛，或许是因为，那些笼罩在电影中的空虚感，那种孤岛般的漂浮感，像一抹浮灰一样，现在依然笼罩在我们心上吧。

《一一》剧照，落寞的男主人公站在空荡的房间里

“装”

在电影《独立时代》的开头，杨德昌引用了《论语》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是论语中的一段经典教义，也是儒家精神对于世界的真实信仰。而在八十年代那个“既庶矣”的台北，也正是儒学流行的时代。但杨德昌敏锐地发现，那个时代中所谓的“教”，已经变成了一种充斥着虚假精致感的装腔作势。艺术家小波游走在媒体之中为自己的抄袭寻找借口，察言观色、样样在行，而那个对任何人都真心以待的女孩琪琪，却被奉为装模作样的楷模，“装的比真的还像”。

《独立时代》剧照

杨德昌很勇敢，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探到底，探到国人最古老，也是最幽深的精神角落。儒家精神教会我们的以德树人、以礼相待，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精神缺血症的最佳掩体，那种与身边人产生真实情感联系的能力，仿佛已经在慢慢地被风干、消散。

在电影《一一》中，杨德昌也让男主人公NJ说：“诚意可以装，老实可以装，交朋友可以装，做生意可以装，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的？”在生活的琐碎之中，中年男人放弃初恋和学业，装着很爱妻子；儿子在昏迷的母亲面前，装着说自己很有钱，可是实际上要处处问人借钱；妻子要隐藏自己的疲惫和孤独，装作贤良淑德、无怨无尤......

装来装去，剩下一口袋劳累与孤独。

《一一》剧照

当然，杨德昌也不是没有寄寓理想的形象。他将自己所有与人重建联系的渴望，都寄托在了《一一》中的小男孩洋洋身上。洋洋是电影里唯一不装的人，在昏迷的婆婆的床边，妈妈让他跟婆婆说话，他说，婆婆又听不到，为什么要和她说话？可是，在婆婆的葬礼上，他却对婆婆讲：“婆婆，对不起， 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

而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大家却都不愿意提起，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们放进黑暗的柜子里。所以洋洋喜欢用相机拍别人的后脑勺，因为那样可以让大家都看到自己看不到的那个世界。

《一一》剧照

杨德昌不也一样吗？他的一生都在拍摄这个社会的“后脑勺”，非常非常执拗地，想让我们看到那个，被所有人都刻意抛在脑后的悲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