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它们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发生了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60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1960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赶到凯里这个贵州东南边缘的山城。和我家一起下放的，还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陈叔叔，他后来托人走关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教书。另一家是学西班牙语的韩叔叔，他大概是单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家全部离开凯里，他却还在当地苦撑。最后还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当过蔡元培先生秘书的高平叔先生，从北京下放到凯里师范，最终连语文课也不让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资料室里管理图书。他的太太姓张，传说是莎士比亚专家，英文极好，个子高高的，常常模样很奇怪的，用大扁担挑着两个小小篮子去买菜，篮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个茄子，也许连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却也成一副担子，惹得当地剽悍的苗家汉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儿。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线内迁早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居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这种优选法包括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刘元、惠伦和我当时都二十一二岁，因为家庭有问题，进不了中央厂矿这个高门槛。一开始，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路，可是，当招工的人从鼻子里喷出蔑视的气，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们就知道无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伦的父母情况好些，就落在一家叫作“红光化工厂”的小厂，算是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我则因为父亲母亲的缘故，只能靠我在乡下插队时曾经做过砖瓦工的本钱，好不容易混进了县砖瓦厂，仍然干着用手工打砖打瓦的活儿，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饭有一个食堂。刘元最惨，他父亲“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全家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国营饭店去做厨师。虽然饭店吃得饱，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比起工人阶级，特别是比起中央厂矿产业工人来，差了不止一截。不过奇怪的是。进不了中央厂矿的我们，也不大能够融入本地人的群体。尽管我们在家说的北京话，可能比中央厂矿的人还地道，但是，因为在地方，所以够不上中央那一级：尽管我们在外也操着地道的以镇远腔为基础的“州委机关”话，可是因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当地人认同，有些像两边不认的夹心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罢，我们三人之间关系特别好，每当周日我从乡下的砖瓦厂回到县城，大多数时间都会和他俩聚在一起，何况我们恰恰都是当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找地方打球。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大概已经是1973年吧，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再搭敞蓬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的。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尽管赢了轰动一时的比赛。惠伦还是在厂里每天上班开机器，我呢，那时已经转到龙头河畔的农药厂，每天围着灶台用熬骨头的动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刘元则还是在凯北饭店当他的白案厨师整天揉面。在那个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的年头，人好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似的，在时间里面漫无目的地磨蹭。只是当提到打球，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才会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毕竟中央厂矿的人还是挺着胸脯来赶场，本地人还是抱着团儿敌视着外地人，我们还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用这种赢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地唤回自尊。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有女生缘。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记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传队的住处无聊地翻闲书。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说。刘元住院了，是传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为饭店不卫生的缘故，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刘元死了，死于喝酒。本来他有肝炎不应该喝酒的，但是这时他的漂亮女友因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饭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闷头喝酒，于是导致了肝昏迷。那个时候州医院条件很差，回天无力，他就这样死了。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刘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刚刚换好敛衣的刘元，脸上白白的，毫无表情，只是头发从额头上落下来。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缕。停尸房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不讲话，好像司空见惯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门，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煞白的脸上面无表情，其实我知道她很爱这个弟弟，或许是早就已经过度透支了悲伤，这时已经恢复平静了？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据说当时暗恋仰慕者成群，后来下乡到白腊公社当知青，好多男生还借了种种缘由，去她的寨子里晃悠，想有机会亲近，可是，最终她却因为家庭问题，是最后一个从那个紧靠麻风村的白腊寨子离开的。刘元的弟弟刘刚，个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个时候也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人。他们的妹妹最年轻，好像还在学校里念书。因为刘元的关系，我还是常常去他家看看，虽然帮不上什么忙，总是默默站一阵，说上几句话，这时通常是刘萍出来，淡淡地寒暄两句。好像是过了几个月，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刘刚杀人，被抓起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跑去打听，原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青年，在家里的种种变故之后，心理早已崩溃。州党校就是他父亲的单位，有一个当初带头逼他父亲自杀的人。现在是“革委会”的头头，刘刚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10岁吧，骗出来杀了，尸体装在麻袋里，扔下了清水江。事后审讯的时候问他原因，很简单，就是给他父亲复仇。结果当然不必说，不仅是故意杀人，情节恶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疯狂复仇，自然是判了死刑。有时候思绪转移很奇怪，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一直很不愿意翻出来。毕竟这是一个杀人犯，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无能。不过，因为刘元的缘故，也为了他父亲的缘故，对于刘刚。我又始终恨不起来。我把刘刚那张还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连想起刘元的时候也尽量不连带到他。多少年过去，我好像已经不再想起他来。也把这件杀人案淡忘了。可是，前几年在欧洲一个大学里看到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洋人惊异中国人观看凌迟的热心和好奇。画上了很多围观者，然而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刘刚的故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而且异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我并没有去看，我怕受不了，听说我弟弟去了。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看杀头。好像很多人心底的恶念与愤懑，是在看杀人时宣泄的。看杀人仿佛是一种庆典，凯里南边有一个杀人坳，似乎就是这个祭祀仪式场地。从大十字到杀人坳那一公里多的大道。仿佛是引人进入神殿的甬道，用刑车加上喇叭押解犯人赴刑场那天，好多人在路的两旁观看。后来，我听到转述，好像刘萍姐妹都去了，据说，她们去付了5分钱的子弹费。然后收了尸。看见她们的人说，她们姐妹俩的眼睛里面，毫无表情，也没有眼泪，那种司空见惯浑间事的镇定和冷漠，反倒让人想来就不寒而栗。几天以后刘元的妈妈就死了，后来，刘萍曾经告诉我，其实没有人告诉她儿子被枪毙的事情，但也许在暝暝中，上帝已经把彻底的绝望传递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药，一直等到闭上眼睛，去另外一个世界。就像三角缺了一角便不稳一样，自从刘元去世又加上刘刚被处死，这个夹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小团体便解体了。后来的两三年间，也曾有其他好手偶尔加入战团，但是，没有了当年的悲情，打球仿佛只是消遣，在无聊的岁月中打发时间和发泄精力。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中国发生巨变。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终于离开生活了17年的贵州北上读书，接着，惠伦也和一些朋友结伴离开，去了开放的深圳，只有刘元的灵魂永远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亲、弟弟，留在那片乱坟岗上。离开凯里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那个山坡，冬春之际，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黄，坟边的衰草和坟上的白布条，在寒风飒飒中摇曳。他家从北京来的六口人，最终只剩下了茕茕孑立、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听说，为了抚养妹妹，刘萍嫁了中央厂矿一个俗气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这段不相称的婚姻，但是我明白这是无奈，毕竟这是个工人阶级。又是中央厂矿的。不过。据说10年后刘萍离婚了，也去了深圳，她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没有她们姐妹的消息。2002年的春天。深圳观澜湖。因为在香港教书，我和在深圳的惠伦再次见面。20多年没有见面，我们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闭口不谈往事，既没有太多地聊那个我们生活了17年，却始终视我们为陌路人的凯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时候朝夕相处一起征战的好朋友刘元，只是有时候，彼此目光相对，便又匆匆分开，心底有一点儿悲情犹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说，但是。毕竟谁也没说，也许是的，往事如烟，既然已经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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