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YUCHENG金宇澄
上海人，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繁花》，中短篇小说集《迷夜》等。《繁花》获2012年小说排行榜首，摘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受到广泛关注。
近段时间，长篇小说《繁花》成了上海文坛的大事件。凭借此，金宇澄摘得年度小说家奖。专家叫好，“票房”也叫座，出版才几个月，《繁花》已经第三次印刷。这部以上海市井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为什么会受到追捧？作者金宇澄又是何许人也？
文 唐骋华 图 陆杰 插图 金宇澄 手绘
看点Aspect
小说《繁花》，一人引出一人、一环扣着一环，线索蜿蜒，或戛然拗断，从时尚懒散的“上只角”到脏乱曲折的“下只角”，金宇澄笔下的上海，不同于张爱玲和白先勇，不同于程乃珊、王安忆。笔墨贴地，流水不腐，只在乎市民细节、市井故事。逐渐铺陈的《繁花》，蔓延生长、默默绽放。
1960年代初某一天，沪生路遇阿宝和蓓蒂，“阿宝喜欢看电影，蓓蒂喜欢收集电影说明书，沪生不怕排队。”三人遂正式交往。之后沪生到“国泰”买《摩雅傣》电影票，认识了小毛，牵出了银凤和王师傅、弄堂理发店，再后来，小毛见到了沪生的邻居姝华……
小说《繁花》，一人引出一人、一环扣着一环，线索蜿蜒，或戛然拗断，时而是阿宝、沪生活动的“上只角”，茂名路、思南路、复兴路等“半个卢湾”；时而去小毛家，沪西老式里弄、苏州河畔“下只角”，满眼曲折的人心，活泼的生活。一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时跳到世纪末。前一章还身处物质匮乏年代，稚嫩的男女小囡，翻一章过来，已然是物欲横流时代，步步为营的“老江湖”了。
这是金宇澄笔下的上海，不同于张爱玲和白先勇，不同于程乃珊、王安忆。笔墨贴地，流水不腐，只在乎市民细节、市井故事。逐渐铺陈的《繁花》，蔓延生长、默默绽放。
那时的文艺范读民办小学，集邮，电影说明书，听音乐跳舞2011年5月，金宇澄以“独上阁楼”之名，在“弄堂网”发帖，开场白是：“拜码头先。”然后是：“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清爽放入口袋，再摸出一副扑克牌细看，再摸出一副来……然后是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的，最阁楼。”这段话经过修饰，印于《繁花》的《收获》版及单行本第一页，翻开即是。帖子的口气特别，立刻受网友追捧：“赞”“活脱脱上海市井”“柳三变的遗韵”……金宇澄每天写一段，人物、情节渐次展开，本地网友、“海外兵团”（国外的上海人）称他“爷叔”“老克勒”，盼望更新，以致他去成都开会，一大早赶到网吧里写就，贴到网上才心安。
爷叔是谁？2012年9月，《繁花》发表于《收获》长篇专号，作者正式浮出水面。
金宇澄，1952年生于上海。父亲曾是地下工作者，受潘汉年领导，1949年后成国家干部。“文革”前金宇澄住卢湾，之后全家迁至郊区。《繁花》对这一带的刻划，细致入微。
书中人物沪生，幼年读“民办小学”，教室散布于复兴中路的统间、瑞金路石库门客堂、茂名南路洋房客厅、长乐路厢房等等。这个范围，与家住思南路的阿宝、蓓蒂重叠，三人得以订交。
沪生懂航模，阿宝喜欢集邮，常去淮海路“伟民”邮票社。“礼拜天热闹，人人手拿集邮簿，走来走去，互相可以直接问，有啥邮票吗？”小女孩蓓蒂爱电影，痴迷《罗马假日》《红菱艳》《红与黑》，收集电影说明书。她说父母是看电影时认识的，“爸爸坐进‘大光明’，看见妈妈手里有说明书，就借过来看，两个人就笑了。”
蓓蒂和阿宝常去“资产阶级小姐”淑婉家，拉紧厚窗帘，听西洋音乐、跳交谊舞。这种人，1960年代初称作“社会青年”，放今天就叫“文艺范”吧。
然而那淑婉无比留恋的那个老上海毕竟在后退。金宇澄回忆，到1959年，长乐村（原凡尔登花园）长长的围墙上画满了政治宣传画。茂名南路兰心大戏院对面，如今“迪生广场”到进贤路的一侧，则是充斥着轰鸣声的机床厂车间。工业气氛逼退了文艺范。
海上残梦
革命青年，曲折人生，消散的香槟酒
说起来，干部家庭出身的金宇澄倒比阿宝、淑婉更早地尝到了生活的残酷。
1950年代，父亲受“潘杨案”牵连隔离审查，母亲带孩子搬离长乐路新式里弄。几年后，父母又被指派到湖州“下放劳动”，金宇澄和兄妹留守上海。他在长乐路上学会了骑自行车，日子却并不像骑车那样畅快地飞驰。1969年，他和哥哥去黑龙江嫩江务农，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担任农场的“弼马温”。七年后回到上海，25岁，一事无成。
金宇澄的父亲健在，对昔年的磨难极少提及，理由是，大部分当事人已经故去，生者不应多说什么了，“我们已经很幸运了。”金宇澄说。
但细看《繁花》，还可以看到某种心迹。男主角沪生的父母是空军干部，家住茂名路洋房，有着令人羡慕的出身，他颇引以为豪。然而文革中期受冲击，父母被审查，长期渺无音讯。阿宝的父亲更令人浮想联翩——富商之子，与家庭决裂，到上海搞革命，坐牢挨饿，1949年后却流落到小杂货公司当会计，每夜写申诉材料。
《繁花》中，沪生和阿宝的家庭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后者代表了老上海中产以上的生活方式，前者则致力于改造它。奇妙的是，原属后者的阿宝父亲加入了前者，将矛头指向自身，即所谓“自我革命”。而他们下一代，沪生与阿宝却成了好友。这或许是因为，1960年代中期的上海，黑与白还不那么分明，黑白之外还有其他颜色。
但与1949年以前相比，上海已然不同了。金宇澄说：“文学观上，‘鸳鸯蝴蝶派’等社会小说，曾代表了城市各种生态的书写，沦为‘供批判’的对象。即使《上海的早晨》《东风化雨》等新派长篇，学会了以批判改造的方式观照城市，试图挽回上海支离破碎的命运，很快也被改造。”
有上海人去了海外，留下来的，褪去风光。比如阿宝的祖父，当时靠定息维持优裕生活，已无法掌握发展的命脉。1960年代，淑婉与蓓蒂转而羡慕香港的时尚潮流，淑婉感叹：”上海已经过时了，僵了，结束了，不可以再谈了”。
从这个角度说，金宇澄写的是“海上残梦”——沧海桑田，惟剩残梦。于是，姝华念念不忘的那首《满场飞》，恰似挽歌：“香槟酒起满场飞，钗光鬓影晃来回；爵士乐声响，跳过rumba才过瘾，嘿。”
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分离苏州河，煤球炉，曹杨新村
如果读者以为，这就是《繁花》全部，沪生、阿宝等于那个年代所有的上海小囡，错了。阿宝和蓓蒂爬上自家屋顶，“半个卢湾”尽收眼底，蓓蒂说，“上海就是淮海路，复兴路，隔几条马路就有教堂”。他们看不到沪西的三层阁，中山桥一带棚户，看不到蜗居其中的小毛与父母这个人群。
小毛家住典型的“下只角”，弄堂狭窄、脏乱。底楼是弄堂理发店，终日嘈杂。二楼住着一对小夫妻，海员海德和银凤，贴隔壁是二楼爷叔。这里没有独立卫生间，每天生煤球炉子做饭。
这个空间与沪生、阿宝的文艺范迥异，粗糙而有力，小毛读《彭公案》《七侠五义》，拜拳师学武。蓓蒂弹《布列舞曲》《小奏鸣曲》，小毛手抄“古代名句”。如果不是在“国泰”排队买电影票，小毛和沪生的圈子永远不会有交集。而尽管大家能够玩到了一起，对彼此的生活状态，仍是隔膜的。
直到阿宝家被从思南路公馆扫地出门，迁往曹杨新村。卡车一直驶向西北，“经过无数低矮苍黑民房，经过了苏州河，烟囱高矗入云，路人黑瘦，到中山北路，香料厂气味冲鼻，氧化铁颜料厂红尘滚滚，大片农田，农舍，杨柳，黄瓜棚，番茄田，种芦粟的毛豆田，凌乱掘开的坟墓”……阿宝忽然意识到，沿途所见，“全部算上海”。
始建于1951年的曹杨新村，是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普通人眼中的“豪宅”，对阿宝及其家人来说，却是洗心革面的落魄。最终阿宝进了加工组工作。这类“街道工厂”当年遍布全市，而阿宝所在加工组，工人区的特色更浓，他每天在冲床前制造马口铁玩具、铅笔盒，与铁皮、模具打交道。《繁花》活灵活现描写了冲床的机械构造与运作，通过阿宝的眼睛，目击了这个空间的隐秘故事。
1970年代，蓓蒂和她阿婆已不知所踪。姝华赴吉林插队，沪生家也被赶出市中心的英式高级公寓。少年朋友的巨变，终于抹平了他们之间的差距，但到最后，小毛果断与他们绝交，起因虽出于误解，也显示了“上只角”与“下只角”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们看《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包括小时候听长辈讲故事，目的是让小孩子觉得安全，安稳入睡。我认为作家和其他职业是一样的，不是精神领袖，可以传递一种安全感。
听来的故事饭局年代，三教九流，上海官话
《繁花》是上一世纪的叙事，每说完六七十年代的“老古话”，下一章就跳到了八九十年代。沪生、阿宝依然在穿针引线，逐渐带出新人物，陶陶、梅瑞、李李、徐总各色人等。有趣的是，这部分情节多是在饭桌上展开。这同样是作者长年积累的素材。
在东北务农期间，因为写信，金宇澄对写作产生兴趣，回沪后在一家小厂上班，后调至某文化宫。1985年开始写作，获1985年、1986年两届《萌芽》短篇奖，参加上海作家协会“第一期青年创作班”，作为文学新人培养。1988年，金宇澄获《上海文学》短篇奖，正式调入作协，任《上海文学》编辑。“小说编辑，习惯挑剔他人文字，而写作需要鼓励，做得久了，也就不写小说了。”金宇澄处身于“饭局的年代”，既有文学圈朋友聚会，也参加社会朋友的饭局，这类场合，正是三教九流各样故事登场的聚汇点。
2011年5月，金宇澄以“独上阁楼”化名，用上海话书写出他心中的上海故事，没什么野心，直到写了一万多字，发现是“长篇小说的框架”，再回头做小说结构，力图将沪语改换成“上海官话”韵味。目的，是要让国人都能看懂。
网上连载30多万字，《收获》出版是30万字，单行本出版35万字，多次润色修订，添加很多内容和细节，力求完美。“后人想了解那一段时间的上海市民生活，可以翻开这部小说。”那就翻开《繁花》——“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枝叶抽芽，故事开始了。
对话金宇澄
文学是轻度的麻痹
生活周刊：《繁花》最受热议的是语言，可以用上海话读，用普通话读也无障碍，是怎么做到的？
金宇澄：是上帝对我的眷顾，天赐良缘（笑）。小说初稿很生涩，是因为缺乏大篇幅母语思考的经验，这要有一个熟练过程，需要拿捏改良，写35万字，使用母语反反复复写到了这个量，我才能够晓得，什么可以写、什么可以不写，《繁花》不是纯粹上海话。上海人话里有“侬”，我一个“侬”字不用，我懂得了上海味道，不是具体的某个字，而是整体的韵味，《繁花》得到了南北读者的肯定，说明我在语言上的目标达到了，费很多心思，是值得的，写出了大家能懂上海的生活。
生活周刊：有没有尝试自己念一段放到网上去？
金宇澄：我读不好，我觉得，小说是看的，朗读的感觉不一样。上个月参加深圳中心书城的“深圳晚八点”栏目，主办方是选了《繁花》一个段落，先用上海话念，再用普通话读，很顺，这很有意思。
生活周刊：《繁花》人物多、故事多，却没有明显的主线、高潮、结尾。
金宇澄：有时候单一的故事，可以变成长篇小说。纳博科夫看到一个案件，引发他内心像一列火车那样开动，写出《洛丽塔》，我非常佩服，但是遇到这种真正与作者相通的故事，非常难。这回我习惯用的方式是，故事原本什么样子、多少篇幅，就用这个篇幅写出来，不加油加酱，把很多故事一个个讲出来，逐渐围绕某个主题，比如人和人怎么能相互了解？这些故事就成了例子。其实故事是有层次的，第一层是故事本身，第二层是隐秘的那一面。第三层更进一步，建立一种思考：第一、二层揭示出的人生真相，是真的吗？说明人的理解与内心的复杂，人是复合体。
生活周刊：整部小说都在讲故事，似乎作家本人没有什么立场、主张？
金宇澄：长篇小说也可以不引导读者，不承担某种教化功能。我们看《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包括小时候听长辈讲故事，目的是让小孩子觉得安全，安稳入睡。我认为作家和其他职业是一样的，不是精神领袖，可以传递一种安全感。李安说电影是一种导体，小说与之有相同功用，是传递与想象的手段。传统小说《海上花列传》有一点是对的，不抨击什么，把不该由文学承担的功能剥离掉，讲有意思的人事，让读者觉得有趣。文学就是轻度的麻痹。
生活周刊：所以很多普通人会喜欢《繁花》。
金宇澄：对，有中老年读者，也有80后。给作协送信的邮递员看了三遍，觉得很生动。上海文艺出版社送样书的老司机也说，写得好。我很高兴。有个复旦的数学高材生，80后，在美国工作，她说童年的上海生活完全“复出”了，对她是一个疗伤的过程。《繁花》其实很简单，说了上海的内部生活是什么样、上海的弄堂是什么样子。
生活周刊：提到《海上花列传》，评论家程德培把《繁花》和它联系起来，认为您承接了吴语或沪语写作的传统。
金宇澄：他是指语言方面的继承、连载小说的继承，其实《繁花》也用非传统的方法。蓓蒂变成一条鱼，蓓蒂阿婆反复强调的一些名称、符号，有隐喻、象征的意思，传统小说不会这样写。人物中一男一女长期相互试探，表明了人的无法相通，这都与《海上花列传》不同。《繁花》接受这些变化，是二十多年的文学编辑带来的影响。
生活周刊：这部小说最初名为《上海阿宝》，后来怎么想到《繁花》？金宇澄：书名我想了很久，繁花繁花，盛极必衰。人生就是这样。当这朵花开的时候，不要疏忽、耽误，辜负了好时光，要知道人不会永远处在最好的时候。其实也是老生常谈，珍惜很重要，不要围着别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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