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为中心的“要”和“不要”
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以“返回自然”的方式来追求个人的自由，在忘情山水中沉思冥想，感受和体验个人的存在的例子。那郁达夫笔下的“他”，与我们熟悉的在山水中沉思冥想，感受和体验个人存在的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最明显的直观事实是：前者是追求的是宁静，是“忘我”，而“他”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随时随地要求着以自我的感受和愿望来支配一切、宰制一切的躁动不安的“个人”。郭沫若的《女神》创造了一个躁动不安的“我”，郁达夫以《沉沦》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同样创造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现代性“个人”。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与周围人，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
如前所述，《沉沦》中的“他”是以和周围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叛逆者和孤独者的形象贯穿整部小说的。因为和周围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所以“他”才从国内到国外，从东京到N市，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和避开他人，最终走到了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的海边，蹈海自尽。而叙述者也大致循着“他”的情感逻辑，把问题归罪于社会，把“他”塑造成了一个饱受丑恶和黑暗的迫害，不容于世俗社会的孤独者。在“怀才不遇”的士人文化传统和现代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也都乐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当作同情的对象来看待，甚至把自我的形象投射到“他”身上。《沉沦》当时之所以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者中风行一时，创造社作家群之所以被看作是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根源就在这里。
但前面就已经说过，这种“个人”不容于谁的被迫害和被挤压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外在环境造成，而是“他”有意识地追求和营造出来的心理氛围。明知是自己的过错，但仍然要以彻底决裂的方式，把自己的长兄树为敌人，把长兄当作对立面而把自己判定为“一个善人”，好让自己的眼泪“瀑布似的流下来”，便享受善良的无辜者受迫害的心理幻觉，就是明显的例子。
非常容易和结尾处的爱国主义呼喊联系起来的“他”，作为中国人，在日本遭受到的侮辱性歧视问题，也需要仔细分析。小说第二章写“他”在周围同学中的孤独感，当然可以和当时弱小、落后的中国与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国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视之为中国人——“支那人”——在日本普通民众中间的遭遇的一个缩影，进而把“他”可怕而强烈的“复仇”感，上升为正义的爱国感情。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叙述者强调的其实不是周围的日本学生对“他”的歧视，而是“他”自己的心理问题。开篇第一句话，即第一自然段，就确立了这一基调：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接下来的内容，也是承接着第一章关于“他”在“自然风景”中的孤独体验的描述而来，以对比的方式引入“他”在学校里，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受到的孤独的。在作者的叙述中，这种孤独的根源，仍然在于“他”的性格，而不是我们想象的日本人对来自落后弱小的中国的“他”的歧视。由于“他”总是“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也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即便有不顾“他”的愁容，主动前来和“他”交流者，也因为“他”自身的原因而疏远了“他”。小说写道：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的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不得不”三个字，实际上已经把问题的根源说得再明白没有了。
作者叙述“他”在人群中的孤独感时，实际上包含着双重视角。其一是站在主人公的立场上，贴着“他”的思路，真切地描述其内在心理体验。其次，是以旁观者身份，对“他”的孤独及其成因，不断进行客观的剖析和解释。套用王国维的说法，前者“入乎其内”，深入而细腻地描述“他”的内在情感，后者“出乎其外”，审视被描写和被叙述着的“他”。目前通行的，是把主人公的不幸归咎于日本人对弱国子民“中国人”的侮辱和歧视，进而与作者的回忆录、当时留日中国学生的普遍遭遇等历史话语勾连起来进行阐释。
这样的思路，完全忽视了叙述者“出乎其外”，旁观并审视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对“他”一举一动进行着剖析和解释之一面。通俗点说，就是站在患有精神疾病的“他”的立场，循着“他”的“有病的”眼光和思路，来解读《沉沦》。
事实上，叙述者在审视和剖析主人公内心体验时，早已经明确点出了“他”的主观感受，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别：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心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他总疑心”四个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问题的根源之所在。
“他”追求人群中的“孤独”、“爱孤独”的心理机制，与“他”对自然风景的热爱，完全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把自我的意志，贯彻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存在之上。喜爱“自然风景”，乃是因为后者沉默无言，可以由“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根据不同境遇，随心所欲地施以想象的暴力而不会遭到反抗，满足“他”的夸大妄想狂。“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到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hustra。”
问题在于，当“他”循着同样的情感需要，把想象的暴力运用到周围的日本同学身上时，情形就不一样了。人类是有声音、有行动的存在。他们的说笑，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和“自然风景”完全相反。“自然风景”沉默无言地承受着“他”，满足着“他”。而“日本同学”则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他”，把“他”从自己的主观幻象，无情地抛回到现实情境中来。“他”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就是“他”不愿意从自己的主观幻象中脱离出来，执意要把想象的暴力贯彻到底的结果。
“他”非理性的“复仇”感，就是个人的夸大妄想狂幻象被现实所打破，但却又不甘心放弃并走出个人主观幻象，拒绝承认和接受现实世界的产物。就是说，对日本人强烈而可怕的“复仇感”，根源并不是因为自己周围的日本同学有什么过错或者罪恶，而在于“他”的心境和情绪。小说写得很清楚，因“他”眉头紧锁的愁容让周围的同学敬而远之，纷纷奔散之后，“他”在忍无可忍的孤独感的驱使下，才发出了可怕的“复仇”的叫喊：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要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而反过来，在心平气和之际，“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问题的根源不在他者，而在自己：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倘若这里的分析和描述，仍然不足以把问题从“中国人与日本人”错误轨辙拉回到“个人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上的话，我们不妨来看这个细节：小说第五章中，当中国同学不能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接受“他”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感。小说写道：
他的几个中国同学，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寻访的时候，总想得些同情回来的，然而谈了几句之后，他又不得不自悔寻访错了。有时候讲的投机，他就任了一时的热意，把他的内外的生活都讲了出来，然而到了归途，他又自悔失言，心理的责备，倒反比不去访友的时候厉害。他的几个中国朋友，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的心。
最终，理所当然地，是“他同他的几个同胞，竟宛然成了两家仇敌”。
恰如主人公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安适与“自然风景”本身无关，而只与“他”自己的情感变化有关一样，“他”的复仇感，同样与对象的国籍、身份等社会属性毫无关系，而只与“他”的内心世界有关。正是从“他”想要以个人的主观幻象来强行要求他者的愿望，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里，生长出了“他”对包括日本人、中国同胞，乃至自己的兄长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复仇感。
正因为此，“他”搬到了几乎渺无人烟的梅园里，在“密来（Millet）的田园画一般”的“自然风景”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之后，才又会“不觉笑起自家气量狭小起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宣告了同世界的和解：
“饶赦了！饶赦了！你们世人得罪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罢！”
一面是非理性的可怕的复仇感，一方面是蔼然可亲的饶赦。两种相反的态度，实际上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根据“个人”的主观体验来处置一切，要求一切的“个人”立场。
一句话，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者是否能够完全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充分而准确地理解“他”、同情“他”。这种以“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愿望为中心来要求一切，宰制一切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话里：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够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在这里，主人公的“不要”和“只要”，实际上都是根据个人欲望来做出的选择。“不要”是拒绝认同外在的社会伦理秩序，而“只要”则是追求个人欲望的贯彻和满足。“他”所要求的“从同情而来的爱情”，不过是个人欲望的复制品。异性在这里的唯一功能，就是无条件地赞同和印证其个人欲望的合法性，理解“他”的痛楚，并以母亲的身份安慰之。“他”的“不要”，实际上是想拒绝接纳一切与其个人欲望相冲突的他者。
“个人”与现代“国家”的发现
毋庸任何理论和学说，仅凭日常经验和感受，我们就足以断定：这样一种完全以“个人”的欲望和感受来要求一切、主宰一切的态度，必然会遭到现实情境的颠覆。主人公避无可避，逃无可逃，最终蹈海自尽的结局，实际上“他”时时处处以“个人”的愿望和要求来主宰一切的生活态度里蕴含着的必然。悖论在于：主人公的自杀行为，在昭示这种生活态度必然处处碰壁的困境的同时，却又以生命为代价，将其书写成了一种永远不可更改、不愿放弃的价值立场。
《沉沦》的主人公“他”其实不是因为外部社会环境的压迫，而是因为无法忍受自身欲望的折磨而走上绝路的。从东京转到N市之后，脱离了曾经令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人际环境，“学校开了课，他的朋友也渐渐儿多了起来”，外在社会环境的压迫，实际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小说写得很明白，在一个人独处一室，周围又是充满了清闲雅淡的田园气息的新环境中，主人公的苦闷，乃是“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即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欲的折磨。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天然地离不开自然性欲。性欲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具有指向他者，在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实现人类的繁衍与持存的自然属性。性欲之所以必须在背叛自身中实现自身，在指向他者中保持自我，乃是人类作为动物种群的生存需要。人类作为动物种群而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性欲必然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
由于这个原因，《沉沦》的主人公可以成功地把以“个人”为中心来要求一切和支配一切的态度贯穿几乎所有领域，把包括长兄在内的他者都视为仇敌。但在个人与自身，在个人和他与生俱来的性欲之间的关系环节上，却遭到了人类本性的颠覆。在脱离了一切外在环境的监控，摆脱一切束缚而真正成为了“个人”的地方，人类的繁衍和持存所必需的性欲，以其天然的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个人”的控制，让主人公陷入了无穷尽的恐惧和自责。
一方面是把“个人”保持在自身限度之内，用“个人”的感觉和欲望来要求一切、主宰一切的现代性立场，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性欲必然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冲突的结果，是主人公被迫将“自我”分裂为二：一个是循着性欲的增殖性和及物性的支配，在被窝里自慰，对房东的女儿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性冲动，乃至最后和小旅馆侍女厮混在一起的“我”；一个则是站在现代性“个人”立场上，时时刻刻在监视着前者、谴责这前者的“我”。在“个人”的监视和谴责下，自慰行为变成了“在被窝里犯的罪恶”，对房东女儿的欲望因为压抑而变成了窥视，进而并称了必须即刻彻底斩断的奇耻大辱，和小旅馆侍女一夜厮混也才会成了自杀的导火索。
一直在反复书写性欲对“个人”的压迫和折磨的郁达夫，并没有注意到佛洛依德已经站在性欲的立场上，以性欲的增殖性和及物性消解了“个人”神圣性，拉开了反思现代性迷思的历史帷幕。而仍然苦苦挣扎在“个人”不可改变的主体性立场和性欲必然要改变自身的在体性立场之间，让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在苦闷和自责中陷入无法逃避的恐惧，最终把《沉沦》里的“他”赶进了大海。
正如“只要”的坚持和“不要”的拒绝都是现代新“个人”立场的标志一样，“他”无尽的恐惧和自责，同样也是想要把“个人”立场贯彻到底的标志。每次“在被窝里犯的罪恶”结束之后，“他”都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坏，原本清新干净的自我已经因为受到玷污而毁灭了。无论是从文学隐喻，还是人类生存本体的立场来看，这种身体被毁灭的恐惧感，都是显而易见的“个人”被毁灭的恐惧。
人类作为动物种群的繁衍和持续存在离不开性欲，而性欲天然地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又只有通过身体才能实现，通过“个人”的身体生长、成熟、毁灭的自然过程而实现。个体生命在性欲的天然驱动下，通过必不可少的性行为，进而通过“个人”身体的毁灭，乃是承载和延续种群存在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身体的自然归宿，就是在成熟中背叛自身，在毁灭自身中实现自身，而不可能永远保持在自身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沉沦》的主人公，把原本应该指向他者的性行为，逆转为自身对自身的不正常行为之后生发出来的身体被毁灭的恐惧，和“他”对性欲的增殖性和及物性实际上一脉相承，都是极力想要把“个人”保持在自身范围内而不可得的结果。
同理，“他”无穷尽的自责，也是因为自己“本来应该”保持“个人”的独立与完整而事实上却又未能做到之间的冲突。“他”在事实上——基于人类的自然属性的事实——不可能将一切保持在自身范围之内，保持在“个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但却又拒绝承认此一事实的正当性。而在形式上已经脱离和避开了周围的一切，成了孤独的“个人”的情形中，指向自身的反常性行为，又失去了可能归罪的外部对象。于是乎，伴随着身体被毁灭的恐惧感而来的自责，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指向自身的反常性行为之后的犯罪感，身体被毁灭的恐惧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责，都是主人公“他”极力否认“个人”不可能将一切置于自身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坚决而毫不妥协地想要贯彻其“个人”立场，从“个人”出发来理解和要求一切，竭力要将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世界都纳入自己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结果。蹈海自杀，就是贯彻其“个人”立场的最高形式。自杀前的爱国主义呼喊，同样也是其“个人”立场的极端表达。
如前所述，主人公想要将一切置于“个人”控制和支配之下的愿望，实际上是在人类性欲必然指向他者的增殖性和及物性的作用下遭到失败的。但在“他”自杀前的呼喊中，问题却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祖国”变成需要为自己不幸的死亡担负责任的主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女儿在那里受苦呢！”
联系“他”此前在日本同学中间因自己是中国人而如芒刺在背的感受，以及在回答在小酒馆侍女“府上是什么地方？”的询问时如“站在断头台上”的心情来看，“他”对待祖国的态度，毫无疑问同样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只要”和“不要”的选择。当“他”觉得需要隐藏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时，祖国就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符号，当“他”觉得需要祖国的力量以实现“个人”的目标时，就把自己变成了呼唤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者。所以，“他”临死之前呼唤祖国，和第二章里呼唤赤裸裸的“异性的爱情”，其实并没有任何区别。这里的祖国，一样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被召唤出来的，目的是以母亲的形象来安慰“他”，承认“他”固执而任性的各种要求的正当性，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标。
《沉沦》的现代性逻辑，也就体现在这里：对现代人来说，祖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种族和血缘纽带为基础互助互酬的生活共同体，一个先于“个人”的神圣存在，而是独立的“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通过契约关系构成的社会组织，一个为了个人利益和需要而发明和制作出来的“人工制品” 。前者强调的是“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与忠诚，后者则偏重于作为社会组织的“国家”在保障公民权益方面的责任。正是在这个现代性前提下，“祖国”在《沉沦》里才变成了一种被“个人”欲望召唤出来，应该为主人公的死亡承担责任的存在。理论上，也才有了郁达夫关于“个人的发现”的经典论述。
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沉沦》关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现代性理解，并没有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反地，从种族与血缘关系的角度想象民族国家，突出其先于“个人”的神圣性，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无条件的责任与忠诚的，才是现代中国的主导思想。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郁氏关于“人的发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称引中成为了“经典论断”，而《沉沦》则始终处于或明或暗的争议与质疑的漩涡，成为了轻易绕不过去的“有问题的经典”。可以预见的是，在两种共时性“现代思想”的复杂纠葛得到厘清之前，叶公好龙地引述郁氏“个人的发现”的经典论断，而对《沉沦》则始终保持暧昧态度的现象，显然还会持续下去。小说里隐含着的对“他”的批判，以及被社会化了的自然欲望，则有可能会成为重新审视上述两种“现代思想”的新支点。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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