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曾幾何時，盛世修書似乎成為歷代帝王相互攀比的一項文化競賽。北宋初年，皇家敕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冊府元龜》（一千卷），號稱宋四大書。明初燕王朱棣“靖難”成功，即位後召集文臣，編纂成《永樂大典》，全書共22937卷，幾乎將明以前所有典籍拆散分編，收錄進去。清人入主中原，穩定統治之後，康熙時即著手大規模修書，其著名者有《全唐詩》（九百卷）、《佩文韻府》（四百四十四卷）、《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他的那位好勝心極強的孫子、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在這方面自然更不甘示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歷經近十年的時間，編成了一套大型叢書，這就是聞名後世的《四庫全書》，共收書3500多種，近八萬卷，約八億字，在整個封建時代，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四庫全書》的編纂，就當時的歷史背景而言，有它的必然性。就統治階層內部而言，一方面，是為了標榜“稽古右文”的文化姿態，牢籠廣大知識分子。更重要的目的，乃在於清查異己，實行文化壓制和迫害，以達到維護統治的目的[1]。就學術精英階層而言，明末空疏膚淺的學風早已遭到博學的清儒的極端厭棄，他們並不滿足於僅從類書上片言隻語的記載去獲取學問，而有著強烈的求讀完整的原書的欲望[2]，因此，廣泛收集群書，彙為一編，以便研讀，也是當時學術界的主流思潮。由此可見，君臣之間，完全有一拍即合的默契。因此，當安徽學政朱筠提出廣泛搜羅天下遺書以及《永樂大典》輯佚書的建議時[3]，乾隆帝當即同意，並迅即開館修書。
《永樂大典》是按韻編排的一部大型類書，雖然編排的方法較為雜亂，但它收錄了許多明以前的珍貴古籍，而且這些古籍歷經明初至清初三百年左右的蕩滌，多數已經散佚不傳。朱筠的主張，就是將這些世所罕見的古書，輯錄出來，分別抄寫，各自成書。但是，在這項工作的進行過程當中，乾隆帝逐漸萌生了更加宏偉的計畫，不再僅限於輯錄《永樂大典》內的佚書，而要搜羅天下遺書，選擇其中的善本進行校勘，抄成定本，以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連同《永樂大典》內輯出的佚書，共同構成一套巨大無比的叢書，定名為《四庫全書》。
為了確保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四庫全書》修成，乾隆帝特地開設四庫全書館，招集了360名學者及官員入館充任。這360人幾乎包含了全國所有的學術精英，其他如抄寫手、裝訂工等，更是不計其數。在眾人的群策群力之下，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下詔求遺書開始，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第一份《四庫全書》告竣，前後整整耗時十年。
當初朱筠在建議編纂《四庫全書》之時，還提議“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4]，即為每本書都寫一篇簡要的介紹及評價。這一建議得到了乾隆帝和大多數學士的贊同，並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得到充分的實施。後來《四庫全書》全部編纂完成之後，乾隆帝還下旨將這些書前的《提要》（稱為“書前提要”，約3500篇）集中起來，加上存目書[5]的《提要》（稱為“存目提要”，約6800篇），彙編在一起，單獨刻印傳世，供學子研讀，這就是著名的《四庫全書總目》。
如果說，後人對於《四庫全書》還是毀譽參半的話[6]，那麼，對於《四庫全書總目》，則幾乎是一致的好評。晚清張之洞說：“此事（學術研究）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7]將《四庫全書總目》列為學子研究古典學術必讀的入門指導書。近人余嘉錫先生也對《四庫全書總目》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今四庫提要敘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別，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才有此書，非過論也。[8]
今人杜澤遜先生則從巨大的文獻容量、完備的知識系統、宏通的學術見解這三個方面，概括了《四庫全書總目》的巨大價值所在[9]。本人在閱讀《四庫全書總目》的過程中，也深深為《總目》高瞻遠矚的學術眼光，暢達典雅的行文風格，公允通達的批評方法所吸引，故不憚繁瑣，結合《四庫全書總目》的具體篇目，詳細分析《四庫全書總目》（下文簡稱《總目》）的優點[10]。
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目錄學著作，貴在能夠闡明學術源流，辨析各家異同，即清儒章學誠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1]。《總目》中的總敘和小敘以及提要中的部分篇章，可謂完美地闡釋了目錄學中的這“八字真言”，比如最為人所稱道的《經部總敘》（卷一）：
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
寥寥四百來字，不僅概括了西漢至清初各個時代的經學特徵，同時也簡要勾勒出了西漢至清初的經學歷史。又如《書疑》提要（卷十三）：
《尚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見《朱子語錄》。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見《七經小傳》。其併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
簡要地梳理了元以前的《尚書》懷疑學發展史，條理清晰而又層次分明。又如：
蓋宋代詩派凡數變，西崑傷於雕琢，一變而為元祐之朴雅。元祐傷於平易，一變而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江湖諸人欲變之，而力不勝。於是仄徑旁行，相率而為瑣屑寒陋，宋詩於是掃地矣。（卷一六七《楊仲弘集》提要）
短短一段話，即概括了宋詩的演變源流，讀之使人迅即對宋詩的發展歷史有了大致的了解。整部《總目》當中，類似的宏大敘述還有很多，體現了《總目》博學多識而又深入淺出的深湛功力。
二：類例嚴明。
圖書分類，也是目錄學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宋人鄭樵認為圖書分類直接關係到學術的源流，他說：“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又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12]（《總目》在書籍的分類上，也灌注了深刻的思考和嚴密的籌畫。《總目》卷首《凡例》第四條云：
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擇善而從，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入集部，今以其事關國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史》例立別史一門。香譜、䳸譜之屬，舊志無所附麗，強入農家，今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厯代著錄，各不過一二種，難以成帙。今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併入雜家爲一門。又別集之有詩無文者，《文獻通考》別立詩集一門，然則有文無詩者，何不別立文集一門？多事區分，徒滋繁碎。今仍從諸史之例，併爲別集一門。又兼詁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其爲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又不見其爲經解。徐乾學通志堂所刻，改名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經總義。凡斯之類，皆務求典據，非事更張。
既能夠參考前賢，擇善而從，又能夠結合今情，迭出新意。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總目》在有些類目的編排上，對其先後順序以及去取標準，也作了極其精巧而縝密的說明，如對於“子部”各類的編排，《總目》在《子部總敘》（卷九十一）中重點予以說明：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遊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羣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為薈稡，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
這樣的編排，近乎完美，體現了《總目》在分類上的苦心經營。在《地理類小敘》（卷六十八）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說明：
其編類，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一統也。次都會郡縣，辨方域也。次河防，次邊防，崇實用也。次山川，次古蹟，次雜記，次遊記，備考核也。次外紀，廣見聞也。
但是，古籍種類繁多，內容龐雜，往往總有那麼一些書籍，無法納入既定的類例之中。為了解決這類特殊情況，《總目》往往會特別加一段案語，加以說明。比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漢代今文經學的代表作，但其內容與《春秋》卻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若棄之不選，其書在學術史上影響又確實很大，若與其他解釋《春秋》的諸作編排在一起，又有點不倫不類，《總目》於是將其作為附錄編排在“《春秋》類”之末（見卷三十一），並寫了一段案語加以說明：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對於某一類中，以哪部書開始，哪部書結束，《總目》有時候也會說明如此編排的理由，頗見其分類之嚴明精巧，如“詩類”末尾（卷十六），《總目》加了一段案語雲：
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終於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說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錄此門之大旨也。
尤其有些案語，很能見出《總目》的編排苦心，比如卷一五六《宗澤集》、《楊時集》提要後有一段案語：
案：時卒於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淺，故舊皆繫之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風，與一代之朝論，實皆傳時之緒餘。故今編錄南宋諸集，冠以宗澤，著其說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時，著其說一行而講學之風遂熾。觀於二集，以考驗當年之時勢，可以見世變之大凡矣。
有些案語還寓含著《總目》的“微言大義”，如卷一七零《芻蕘集》提要之後的一段案語：
案：練子寧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之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同器，於義未安。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己丑，更遠在縉等之後，今亦升列於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也。
通過這一段簡要的案語，《總目》不僅解釋了何以練子寧時代在解縉諸人之後，而編排書目時卻仍將練子寧的著作放置在解縉諸人著作之前的原因，並且表達了自己褒揚忠節的鮮明傾向，讀之大快人心，亦肅然起敬。
三：高瞻遠矚，有大判斷。
某一時段的學術發展現象，表面上往往是紛繁複雜的，而《總目》總能從看上去雜亂無章的學術現象中，作出簡明扼要而頗有見識的大判斷，比如：
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卷一零三，醫家類小敘）
短短一句話，即概括了儒家和醫家的門戶分歧的歷史時間點。又如：
明自萬曆以後，經學彌荒，篤實者局於文句，無所發明；高明者騖於玄虛，流為恣肆。（《易義古象通》提要，卷五。）
簡要地概括了明末流行於學界的兩種主要風氣，讀之使人很容易就對明末的學術風氣有大致的瞭解。又如：
宋自南渡以後，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議論而尠考證。（卷一三五，《山堂考索》提要）
南宋之衰，學派變為門戶，詩派變為江湖。（卷一六二《鶴山全集》提要）
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遝猥瑣，古法蕩然。（卷一六七《道園學古錄》提要）
隆、萬以後，運趨末造，風氣日偷。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或淸談誕放，學晉、宋而不成；或綺語浮華，沿齊、梁而加甚。著書既易，人競操觚，小品日增，卮言疊煽。求其卓然蟬蛻於流俗者，十不二三。（卷一三二，《續說郛》提要）
凡此種種，皆極其精彩，若非對這一時段的學術發展了然於胸，絕難出之以如此精練的敍述。
不僅如此，《總目》往往能夠將某一類學術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重大問題簡要地進行概括歸納，使讀者得以探驪得珠。如：
《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卷十一，《書類小敘》。）
《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真偽。（卷十二，《日講書經解義》提要。）
四：持論通達。
《總目》最令人欽佩的地方，還在持論的通達。首先體現在忽略小節而大處著眼上，如：
苟其微言大義，本不相乖，則篇章分合，未為大害於宏旨。故今但著其割裂《本義》之失，而仍附原本之後，以備參考焉。（《周易本義》提要，卷三。）
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並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四書章句集注》提要，卷三十五。）
其次，《總目》對於瑕瑜互見的著作，對於其優點和缺點，能夠做到分別對待，亦體現了通達的批評態度，如：
然明自隆、萬以後，言理者以心學竄入《易》學，率持禪偈以詁經，言數者奇偶與黑白遞相推衍，圖日積而日多，反置象占辭變、吉凶悔吝於不問。其蠹蝕經術，實弊不勝窮。塨引而歸之人事，深得聖人垂教之旨。其矯枉過直、懲羹吹齏者，分別觀之，不以辭害意可矣。（《周易傳註》，卷七。）
其言轉平正切實，多有發明。然則又何必繪圖作解，纚纚然千萬言乎？讀是書者，取其詁經之語，而置其經外之旁文可也。（《大易緝說》，卷四。）
“征實跡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見卷三十一卷末案語），《總目》大體的傾向，是崇尚“我注六經”式的考據嚴謹的學風，對於脫離經文擅自立說的“虛論”，往往給予嚴厲批評乃至嘲諷。但是假如著者的初衷甚善，且所發的議論也切合實際，有裨于世道人心，即使在細節上稍有出入，或者疏誤時有，《總目》也能夠分別對待，通達地給予肯定，比如對於明人黃宗周《儒行集傳》的評價：
其《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故推衍亦為深至。若《禮記》五篇，則藉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證或不免有疏。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郢書燕說，國以大治。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教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儒行集傳》提要，卷二十一。）
第三，切合人情。
“六代浮華，固當刊落，必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顧炎武）所論至為平允，深中其失。故德秀雖號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於天下歟？（《文章正宗》提要，卷一八七。）
理學家立論，往往近乎苛刻，流於一偏，《總目》雖然迫於當時的意識形態，不得不承認其“卓然成理”，但還是批評了真德秀“不近人情”的一面。又如卷一五八《澹菴文集》提要：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棃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見棃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云云。今本不載此詩，殆後人因朱子此語，諱而刪之。然銓孤忠勁節，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陳烈踰牆之遁，遂坐以自誤平生，其操之為已蹙矣。平心而論，是固不足以為銓病也。
狎妓飲酒，本是宋代文人常有之事，官方亦不之禁，朱熹卻抓住此等小節，上綱上線，歸到理學家一貫的天理人欲上。《總目》則指出胡銓大節凜然可觀，此等小節，不足為病，體現了通達近人情的一面。又如《術數類小敘》（卷一零八）云：
中惟數學一家，為《易》外別傳，不切事而猶近理，其餘則皆百偽一眞，遞相煽動。必謂古無是說，亦無是理，固儒者之迂談。必謂今之術士能得其傳，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禍，今古同情，趨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謬之談，彌變彌夥耳。然眾志所趨，雖聖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說可也。
流俗的力量往往是強大的，《總目》深知這一點，因此對於占卜之類的行為，雖然認定其中“百偽一真”，大部分屬於“悠謬之談”，但仍然認為“眾志所趨，雖聖人有所弗能禁”，給予了必要的包容。這樣的立論，符合人情，顯得十分通達。
五：評價公允。
除了持論通達外，評價公允也是《總目》的巨大閃光點之一。如：《周易註》提要（卷一）：
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為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也。
既指出了王弼與韓康伯在《周易》闡釋學史上的貢獻，同時又指出了其惡劣影響，評價極其公允。又如：
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春秋集傳纂例》提要，卷二十六）
奇齡此書，負氣叫囂，誠不免失之過當。而意主謹守舊文，不欲啟變亂古經之習，其持論則不能謂之不正也。（《孝經問》提要，卷三十二。）
平心而論，唐音之流為膚廓者，此書實啟其弊。唐音之不絕於後世者，亦此書實衍其傳。功過並存，不能互掩，後來過毀過譽，皆門戶之見，非公論也。（《唐詩品彙》提要，卷一八九。）
凡此種種，皆能利弊互陳，功過並論，其公允持平的態度，令人信服。
評價公允，還體現在列舉諸家長短得失，從中進行調停折衷。如：
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齗齗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朱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廢耶？（卷九十二，《麗澤論說集錄》提要）
關於《總目》的批評原則，學界有一種共通的認識，比如陳尚君《四庫提要精讀·導言》認為因為乾隆帝不喜宋學，故《總目》偏袒漢學，對宋學攻擊不遺餘力。若確實如此，則《總目》的立論遠稱不上公允。但其實細讀《總目》，便會發現，《總目》對於宋儒，或者對於漢、宋兩種互異的學術風格，許多地方都各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對於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卷三十五），先是認為：
《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既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為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為精密。
前代有一些嚴謹的學者，對於朱熹擅自補寫經文，十分不滿，認為這樣做是自我作古，師心自用，有失學術傳承的嚴謹性。《總目》則認為朱熹所特創的，不過《補傳》一章，而且並沒有越出《大學》中八條目之外，只要其說有裨後學，此等小節，不必刻意追究。在充分肯定了朱熹注解的優點之後，《總目》接著說道：
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以相爭也。
不但簡要地概括了漢、宋學術各自的長處與短處，並且對朱熹的解經方法和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讚賞和肯定。本篇提要末尾且說：
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剖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疏，尊朱子者，又並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不但評價公允，而且持論通達，對於朱熹充滿了“瞭解之同情”，並沒有刻意刁難或吹毛求疵。對於宋儒，《總目》中類似的評價還不少，限於篇幅，此不贅述。
《總目》也並非偏袒漢學，苛責宋學，而往往對兩者的利弊能夠公允評價，如：
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經部總敘》，卷一）
而對於漢、宋兩派之間的門戶之爭，《總目》也能毫不客氣地各打五十大板，並無偏袒回護，如：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眾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詩類小敘》，卷十五。）
六：見解卓越。
《總目》彙聚了當時學術界絕大部分精英的智慧，因此往往片言隻語之間，就能將歷來聚訟紛紛的學術問題，消釋於無形。茲結合本人閱讀《總目》的心得體會，舉三個例子。
其一：
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為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岐。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於斯。（《九經古義》提要，卷三十三）
三言兩語，就將此前學者們所相持不決的通假字問題，講得十分透徹。
其二：
《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為鞅書多附會後事，疑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卽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為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卽稱孝公之諡？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卷一零一，《商子》提要）
先秦古書，情況比較複雜，往往書中會記載著著者臨終之前或者死後的事情，前代不少學者輕率地根據這些記載，判定其書是後人偽作。題名商鞅著的《商子》一書，也有類似的情況。《總目》則認為是法家學派的後人，整理記錄商鞅的言論，彙集成《商子》一書，並題上商鞅的名字。《總目》並且說：“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指出這種情況，其實是古書的通例，並非後人偽託。這樣的看法，極富真知卓見，近人余嘉錫先生所著《古書通例》中“古書不題撰人”及“古書不皆手著”兩篇，彙集諸家之說，所得結論，略與《總目》相合，讀者可參看。[13]
其三：
（作者）又論《塘上行》後六句以為魏文帝從軍，而甄后念之。不知古者採詩以入樂，聲盡而詞不盡，則刪節其詞；詞盡而聲不盡，則摭他詩數句以足之。皆但論聲律，不論文義。《樂府詩集》班班可考，《塘上行》末六句忽及從軍，蓋由於此；履（雄按：本書作者劉履）牽合魏文帝之西征，此不明文章之體裁而橫生曲解也。（《風雅翼》提要，卷一八八）
余冠英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叫做《樂府歌辭的拼湊與割裂》[14]，指出樂府詩重聲不重辭，為了遷就聲律，往往不惜割裂或拼湊歌辭。余冠英先生的這一論斷，對於重新解讀樂府詩歌，有著振聾發聵的啟示，但其實《總目》已導夫先路，“但論聲律，不論文義”，即余先生所說的“重聲不重辭”。“聲盡而詞不盡，則刪節其詞”，即余先生所說的割裂。“詞盡而聲不盡，則摭他詩數句以足之”，即余先生所說的拼湊。余先生舉例豐富，論證翔實，《總目》則概括精煉，寥寥數語，即已指出了樂府詩因為“重聲不重辭”而存在著的拼湊或割裂的現象，不能不佩服其遠見卓識。
七：類比貼切得當。
在遇到難以表述的現象時，適當地舉一個與之類似的例子進行類比，不僅可以使讀者更加易於理解，且可使行文更加生動活潑。《總目》深諳此道，經常以類比的方式來闡述所要表達的意思，比如《新五代史記》提要（卷四十六）：
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襃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竝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為史之優劣矣。
《總目》抓住了《舊五代史》記事翔實而《新五代史》褒貶分明的特徵，以之與《春秋》三《傳》相類比，十分貼切得當。又如《法苑珠林》提要（卷一四五）：
蓋佛法初興，惟明因果，暨達摩東邁，始啓禪宗。譬以《六經》之傳，則因果如漢儒之訓詁，雖專門授受，株守師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據，其學核實而難誣。禪宗如宋儒之義理，雖覃思冥會，妙悟多方，而擬議揣摩，可以臆測，其說憑虛而易騁。故心印之教既行，天下咸避難趨易，辨才無礙，語錄日增，而腹笥三藏之學，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
將佛家的因果及禪宗與儒家的漢學及宋學相類比，抓住了各自最顯著而極類似的特徵，顯示了《總目》博洽而精巧的功力。又如《太極圖分解》提要（卷九十五）：
醫家之論三焦也，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實有名而有形”，轇轕喧闐，動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適類於是。
為了說明太極、無極之辨，並非純粹的學術之爭，而只是意氣之爭，《總目》特地舉了醫家關於三焦的論爭進行類比，亦顯得十分貼切得當。經常運用類比的方法進行敍述，同時也使得《總目》的文筆生動活潑，搖曳生姿，這也是《總目》至今仍受學者深喜的一個重要原因。
八：文筆暢達典雅。
《總目》的潤色裁定，主要出自有“河間才子”之稱的紀昀之手，故其文筆暢達典雅，活潑靈動。比如開篇的《經部總敘》：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這樣的文章，不僅可當一篇簡明扼要的經學歷史來讀，同時更可以當一篇典雅流暢的小品文來讀。不僅可以得到知識的增長，同時也可以得到文學的美感。《總目》中類似的文字，幾乎隨處可見，篇幅所限，不再舉例，讀者但讀本書所選之《總目》篇目，即知所言不虛。
《總目》的種種優點，大致已如上述，可以看出，《總目》的確是一部極其偉大的目錄學著作。當然，由於種種客觀或主觀的原因，它同時也存在著不少缺點，誠如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所言：
四庫所收，浩如煙海，自多未見之書。而纂修諸公，絀於時日，往往讀未終篇，拈得一義，便率爾操觚，因以立論，豈惟未嘗穿穴全書，亦或不顧上下文理，紕繆之處，難可勝言……若夫人名之誤，移甲就乙，時代之誤，將後作前，曲解文義，郢書燕說，謬信讕言，榛楛勿剪……紀氏恃其博洽，往往奮筆直書，而其謬誤乃益多，有並不如原作之矜慎者。[15]
儘管有著這麼多的缺點，余嘉錫先生卻仍然謙虛地認為：“紀氏之為《提要》也難，而餘之為《辨證》也易。”並打了個比方：“譬之射然，紀氏控弦引滿，下雲中之飛鳥；餘則樹之鵠而後放矢耳。易地以處，紀氏必優於作《辨證》，而餘之不能為《提要》決也。”[16]
今人杜澤遜先生也說：
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四庫總目》的這些疏誤，根本不影響這部學術大著的崇高地位。人們之所以熱衷於為《四庫總目》拾遺補缺，當然主要是為了這部傑作更加完善，同時也因為《四庫總目》是高級別的靶子，足以顯示射者的能力。[17]
可見，《總目》的這些缺點，根本瑕不掩瑜。余、杜兩位文獻學家，都對這部體大思精的目錄學巨著，給予了盡情的禮贊。
但是，長達200卷、300多萬字的《總目》，對於初學者來說，不僅通讀為艱，購置也不易。考慮到這一點，我們編選了這一本《四庫全書總目選》，希望能夠使初學者借助這個選本而摸索到進入古典學術的門徑，同時也能夠瞭解《總目》的特點，進而引發通讀整本《總目》的欲望。而對於專業的學者來說，也可以備一本在案頭，隨時翻閱，隨時領略《總目》的奇語妙論。當然，也有一種意見認為：業餘的讀者根本不會去讀《總目》（哪怕是選本）這樣艱深的書籍，而專業的學者，則會購置全本的《總目》，編這樣的一個選本，是否有必要，值得慎重考慮。這樣的質疑顯然也是有道理的，也曾經一度幾乎導致這本書的難產。但我們最終還是讓它問世了，至於結果是雅俗共賞、老少皆宜，還是不上不下、兩頭不靠，那就只好交給時間和讀者來判定了。
[1]修書首先要有眾多的書籍作為參考，因此要面向全國徵購圖書，在此過程中，就可以借機清查異己，輕者禁毀其書，重者嚴懲作者及藏書家。在編修《四庫全書》期間，清廷釀造了不少起文字獄，十分慘烈。
[2]任松如云：“故當時實為類書時代告終之期，而進于求讀原書之新時代。”見《四庫全書答問》問六，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第41冊，上海書店1992年版。
[3]同時還有周永年（1730-1791）者，提出“儒藏說”，主張彙聚儒家文獻，編為《儒藏》，以與《佛藏》、《道藏》分庭抗禮，並且抄寫數份，分散全國各地，供學子研讀。周氏的設想和努力，對編修《四庫全書》也有著重要的啟發和推動作用。
[4]《笥河文集》卷一《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清嘉慶二十年椒華吟舫刻本。
[5]對於訪求而來的書籍，乾隆君臣都要加以審查甄別。凡有利世道人心者，則一面抄入《四庫全書》，一面刊刻傳佈。此類書稱為著錄書。凡價值不高者，則僅撰寫提要後存其目錄，不予抄入《四庫全書》，此類書稱為存目書。
[6]《四庫全書》的編纂，客觀上促進了當時的學術文化，但清政府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對書籍任意刪改、禁毀，加之在纂修過程中不斷興起文字獄，在歷史上留下了斑斑劣跡。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云：“故《四庫全書》謂為清帝逞專制淫威之遺跡也可，謂為銷毀書籍之殘餘亦可，實不必以天壤瑰寶視之也。”（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第41冊，上海書店1992年版，見第55頁。）這樣的言論，並非僅僅只是憤激之語。
[7]《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見《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第979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
[8]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5頁。
[9]杜澤遜《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序》，見魏小虎編撰：《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10]關於《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纂修過程中的詳細情況，可參看陳尚君《四庫提要精讀》的《導言》部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以及杜澤遜為魏小虎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彙訂》所寫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11]章學誠《校讎通義·序》曰：“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見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5月版，第945頁。按：校讎一詞，在古代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之校讎學，即指校勘學；廣義之校讎學，則包括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及古籍典藏，參考程千帆《校讎廣義·敘錄》，齊魯書社1991年7月版。章氏所言“校讎”，即廣義之校讎，實指目錄學。
[12]（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校讎略·編書必謹類例論》，中華書局1995年11月版第1804、1806頁。
[13]見《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月版，或《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中華書局2009年6月第2版。
[14]見余冠英：《漢魏六朝詩論叢》，中華書局1962年2月第1版，第27——38頁。
[15]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16]同上。
[17]杜澤遜《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序》，見魏小虎編撰：《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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