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在书桌前
读王雪樵先生新著《河东记忆》，甚喜，这确为一本好书。因此想到程千帆先生给友人信中所讲关于“为学术界留点遗产”的话。程先生已作古多年，不知那段话可曾收入其遗集，这里抄如下：
窃意（兄）年将七十，亦应有所结束，集中力量，搞一个或几个方面，写几本结实的书，留几个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为学术界留点遗产，此下走所以厚望于吾兄也。
信写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这段话虽然为对友人的规劝与希望，但对于所有学者来说，无疑都是极有益的教诲。这样至为诚恳的规劝与希望，在学术倍受冷落、浮躁之风盛行的今天，尤显得珍贵。这是老一辈真学者对学界的殷切期望与肺腑之言。
“为学术界留点遗产”，是古来一切治学者的共同心愿，也是认真治学的必然结果。程千帆先生所以会有此感慨和劝告，显然是因为“结实的书”和“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越来越少了的缘故。毋庸讳言，如今内陆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界状况似乎较前些年更令人忧虑。且不说那些经常可以看到的几乎是半文盲写的文理欠通的文章，某些拥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便有许多是并无创见、毫无价值、本就不该浪费印刷材料的文字。难怪有海外学者不客气地指出，大陆的专著和论文，绝大部分没有价值。
有一个地方社科院的年终总结显示：一年内全院共出版和发表的科研成果逾千万字。这一千多万字，堆在一起，颇可吓人的。当有人问其中对学术确实有点贡献、能道古今学者所未道者有多少时，知情者揶揄说：“你真不识相，怎么问这些？”
《河东记忆》是一本偏重于文史考证的书，自然使人想到考证。在前代文史大家那里，考证重于评说，如今却是评说重于考证了。不是考证已不重要，而是不会考证、考证不出，没有考证，便只好发议论，也就难免发空论或重复别人的议论。本人认识一位成果字数甚多而获得正高职称的研究人员，他说自己几个小时可以写出一篇论文，几个月可以完成一本专著。这样的“能力”和“速度”，别说一般学者，即使程千帆先生那样的大学者，也望尘莫及。他说这话时还没有用上电脑，用上电脑后那产量就更是惊人了。以这样的态度写出来的“论文”和“专著”，会有学术价值吗？而浮躁之风盛行的今天，这样的“学术成果”，并不在少数。这些文字除了用以评职称和搞项目经费外，于学术毫无用处。所以我曾在一次评审会中提出，用于评职称的专著和论文，有些没有任何新见，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依据；有些出现常识性错误，可作为不能评职称的依据。更有等而下之“结结实实”的抄袭者。只我的文字被抄袭的经歷，便有多回，有的竟是全篇照录只改一下名字即可。
难怪程千帆先生为学术而呼唤“结实的书”。
“结实”者，不虚也。“结实的书”，就是实实在在有见解、有分量的著作，于学术真有用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可以传给后世的著作。
如今的文史著作中，哪怕是解决很具体的小问题，能有一二个“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便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河东记忆》中有多个古今人未曾道及并且令人信服的新见，在如今已极为少见，所以令人爱读，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河东记忆》之外，王雪樵还出版过《河东艺文丛考》、《河东文史拾零》等，也堪称“结实的书”。他当年不一定知道程先生信中语，但却写了“几本结实的书”，证明与程先生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的学者，起码还真想做点学问的学者，都应该牢记程千帆先生的忠告，甘坐冷板櫈，埋首书窗下：“写几本结实的书，留几个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为学术界留点遗产。”
>原载2017年2月6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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