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书籍，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著名作家高尔基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个比喻很准确也很形象的道出了书籍对人类的重要性。
对人类来说，书籍和空气、面包一样，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即便人类已进入手机阅读的电子时代，书的载体和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它仍与人们如影随形，不可或缺。古代如此，当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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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也有很多强调书籍重要的名言，比如《左传》一书中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司马迁同样看重自己的著述：“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报任安书》）这两种说法很有代表性，都是将著书立说看得非常神圣，作为藏之名山的事业。
在皇帝曹丕的眼里，著书立说似乎比管理国家更为重要，他曾明确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面对瘟疫的威胁，面对朋友的死去，他想到了人生的意义，思考如何才能不朽，他的选择是著书。这种选择让他在面对死神的威胁时，多了几分淡定和从容，“讲论大义，侃侃无倦”（曹丕《与王朗书》）。
正是因为如此重要，古人轻易不敢著书，就连像顾炎武这样的大学问家，都感叹著书之难，对之慎之又慎，不敢轻易落笔，担心“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顾炎武《与潘次耕札》）。即便是已经写出的文章，也在不断修改，如果不满意，甚至都要废弃。
当然也正是这种慎重给了顾炎武以学术上的自信，使他能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出《日知录》这样的传世之作。
通过陆机、钟嗣成、吴承恩、归有光、汤显祖、张岱、陈忱、蒲松龄、纪昀、王国维等人对个人著述写作过程及其中甘苦的介绍可以看到，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并非偶然，亦非运气，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王国维生前就知道自己的这部书必将成为经典，有这份自信的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作者不管是身居显达，还是落魄潦倒，都是有感而发，充满情感，对待自己的著述极为用心，为避免“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而反复修改打磨（陆机《文赋》序），达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程度（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也许他们对待社会人生的思想态度迥然各异，但对自己的著述，则是一致的。首先要打动自己，才能去打动读者。
事实上，能做到像顾炎武这样严谨的作者少之又少，为稻梁谋、沽名钓誉而著书者所在皆是，用书为自己及家族洗白者亦有之，如蔡絛的“以奸言文其父子之过”，渲染自己家的“可丑可羞之事（费衮《蔡絛著书》）。
著书者动机的不同也就使书籍带有不同的色彩，良莠不齐，书籍的重要不等于每本书都是经典，“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早在两千多年前，有位圣贤就曾发出这样的告诫。古人反复强调选择好书精读的必要性，并非无因。
不仅著书的重要性被古人反复提及，就连与之相关的校对、刊印、批点等，也都被提到很高的高度，正如张之洞所言：“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张之洞《劝刻书说》）因此，每一个环节同样都要认真对待，“不欲草草成之”（陈宏绪《与张天生》）。
在这些问题上，正面的典范和反面的教训都有很多，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会影响到书籍自身的质量，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使作者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产生误人子弟的严重后果。
“校订断非易事”（蔡澄《朱彝尊刻书》），不管是校书如扫尘，还是校书如扫落叶，说法不同，命意则一，都是对其中甘苦的生动描述。
对著述的慎重是一种责任感，也是一种对文化和传统的敬畏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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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读书，同样被古人视为神圣、庄严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受到特别的重视。像大学问家郑玄家，不仅自己手不释卷，而且“奴婢皆读书”（刘义庆《世说新语·奴婢读书》），由此可以想见其家的读书氛围。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读书劝学几乎成为古今家训的必讲内容，无论是父亲面对儿子、兄长面对弟弟，还是老师面对弟子、后辈，即便是大臣张居正面对年幼的万历皇帝，无不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劝导他们读书。
“自古圣人虽聪明出于天赋，莫不资学问以成德”（张居正《帝鉴图说·竟日观书》），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一般人还有不好好读书的理由吗？
有趣的是，在谈到读书这一话题时，即便是身为朝廷重臣的左宗棠、孤傲冷峻的郑板桥，无不放低身段，如叙家常，吐露肺腑之言，言语之间，透出关爱和温情，读后令人为之动容。
显然，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和愉悦，它已经变成一种对文化的自觉传承，不管读书者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份关爱和温暖也并非仅仅属于父亲、兄长、教师，它来自源远流长、生生不灭的民族文化，温暖并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到底该为何读书，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里，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更多思考的话题，其实不然。“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郑板桥《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人元不必断要中举人、进士，但圣贤道理不可不明”（姚鼐《与师古儿》）
在那个以科举衡量人生成败的时代，如此清醒、洒脱的言论至为难得，《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无论如何是说不出来的，也是想不明白的。
说到如何读书，则有多种意见，可谓众说纷纭，难定一尊，或云知人论世，或云不求甚解，或云“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梁章钜《退庵随笔·读书法》），“尽心于一两书，其余如破竹节，皆迎刃而解也”（黄庭坚《与王子予书》），或云“读书先宜校书”（张之洞《輶轩语》），还有像袁宏道那样“以一婢自监”的（袁宏道《答王以明》），也有将繁重的读书任务分解为“日读三百字”的（阮葵生《茶余客话·日读三百字》），等等。
对于到底要读哪些书，同样意见不一，即便是同为好友的王安石、曾巩，也会为要不要读佛经的问题书信往来，反复辩驳（王安石《答曾子固书》）。
总之，有多少读书人就会有多少种读书方法，就能开出多少种阅读书目，不过适用性不同而已。
有人如司马光，对如何拿书，如何翻书，都有极为细致、严格的要求，达到手头常看的书籍读了几十年而“皆新若手未触者”的程度（费衮《司马温公读书法》）。当然也有人劝告子孙，“切莫惜书”，“看坏一本，不妨更买一本”（孙枝蔚《示儿燕》）。
读书不仅是一件难事，也是一件苦事，这可以从匡衡凿壁偷光、贾逵隔篱听读等传奇故事看出。如果不是这么难和苦，像玩游戏那么轻松，长辈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口苦婆心的对后辈劝学了。
秦观对此有十分精当的总结：“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虽有勤劳之苦，而常废于善忘。”（秦观《精骑集》序）读书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终生的事业，用心、毅力、坚持，都是古人勉励子弟时经常提到、不断重复的词汇。
不管天分如何超群，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别人怎么提醒，读书都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该受的难和苦照样都要一一经历过，否则只能是走马观花，花拳绣腿。欧阳修如此，苏轼如此，顾炎武也是如此。
书里的内容如果不装进自己脑子里，怎么说都是没有用的，聪明如苏轼者照样采取背诵的方法去学习《汉书》，难怪那位亲眼目睹的朱载上对着儿子感叹道：“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耶？”（陈鹄《东坡抄〈汉书〉》）
否则，不懂装懂，信口开河，就会闹出批评《文选》收录诗作、抱怨《文选》、《史记》、《汉书》“书低”、购买宋板《大明律》之类的笑话。
当然，难和苦只是读书的一个方面，风雅和快意则是读书的另一面，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古人不会这样乐此不疲了。
“窗明几净，开卷便与圣贤对语，天壤间第一快乐事也”（黄图珌《看山阁闲笔·诗书》），对于读书的快乐，古人也说得十分充分，或云读书避暑，或云读书救贫。
对于读书的时间、地点、场景、氛围，古人有着太多的讲究，不管是哪种，都是在用心营造一个幽静宜人、诗情画意的书香世界，它可以是野外，可以是书房。由此而将读书变成一门享受的艺术。
由读书而谈及书房，那更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涌现出许多名篇，如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辙《藏书室记》、陆游的《书巢记》、刘克庄的《味书阁记》、归有光的《杏花书屋记》、《书斋铭》、袁宏道的《文漪堂记》、汪琬的《传是楼记》、郑日奎的《醉书斋记》、袁枚的《所好轩记》、姚鼐的《陈氏藏书楼记》等。
不管是藏书万卷、宽敞明亮的阁楼，还是杂乱拥挤、仅可容身的书巢，都是文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其中自有情趣在，难与外人言。
有的人从这里走向庙堂，有的人则终老于此，房屋与书籍，书籍与主人、主人与房屋，由此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奇妙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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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毕竟是一件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看似方块字的简单排列组合，实则蕴含着无穷的奥秘和智慧。相比之下，藏书则更容易做到，也更为普及。
古人对著述的神圣庄严感使书籍成为文化的一种标志，拥有书籍，不仅仅是对书籍的占有，也意味着对文化乃至权力的占有，以至于有人发出“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的感叹（《魏书·李谧传》）。
“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孙从添《藏书记要·购求》），那种快乐，那份自豪，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
从宫廷到民间，都在乐此不疲地搜罗典籍，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藏书家。伴随着出版业的发达，图书收藏至明清时期而达到顶峰。为了搜得一本好书，不少人费尽心力，甚至到了要用心爱的美婢去换的程度，“非此不能得”，以至于酿成悲剧而不觉（吴翌凤《逊志堂杂钞·美婢换书》）。
藏书家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呵护使珍贵的文化典籍得到很好的保存，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
对藏书家们来说，他们在把玩品赏自己的珍藏之余，也难免身后之忧，非常渴望自己毕生积累的收藏能作为一份家业，一份比房屋、土地、金钱更为珍贵的家业，传诸子孙，世世代代妥善保管，并为此想尽了各种办法，或立碑警示，或塑像告诫。
用心可谓良苦，但事实往往是残酷的，不遂人愿。“古人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司马光的这句家训之所以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就在于他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一部图书收藏史同时也是一部不忍直视的血泪史。随着王朝的更迭，随着战火的燃烧，作为藏书重镇的宫廷往往难免浩劫，动辄上万卷乃至几十万卷的珍籍付之一炬，许多书籍从此绝迹，巨大的损失难以估量。
至于民间的藏书，或水火，或战乱，或子孙不肖，大多逃不过三代散失的历史怪圈。有人为之感叹：“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汪琬《传是楼记》）。聚书与散书，成为中国藏书史上的一场拉锯战，一直伴随着中国典籍的流传和传播，从来没有停息过。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周煇《清波杂志·藏书》）。既有收书之喜，就难逃散书之恨，不少藏书家面对多年心血聚集的藏品，内心是矛盾的、受煎熬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袁枚那般洒脱，藏书失去了，还称“散得其所”（袁枚《散书记》），并连着撰写两篇文章《散书记》、《散书后记》自我安慰一番。
虽然也有人宣称“买书盖以自娱，特未即弃去耳，非积之以为子孙遗也。子孙之读不读，听其自然”（陈第《世善堂书目》题词），但轻松之语背后的凄凉和无奈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哪有辛勤搜罗一生而不关心自己藏书下落的。
相比之下，也许杨继振的办法更为实际，他在自己的藏书上一一盖着长达二百多字的藏书印，让后世的藏家知道这部书曾被自己收藏过。只是这样一来，难免煞风景之讥。
围绕着书籍，还产生了借书与还书、藏书与读书、读书与用书、人误书还是书误人的矛盾与质疑。
限于家世、财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藏书家。对许多出身贫寒的年轻士子来说，“书非借不能读也”（袁枚《黄生借书说》），这成为他们成才之路的必经阶段。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己早年借书求学的艰辛，这也是天下读书人寒窗苦读的一个缩影。“借书一瓻，还书一瓻”还是“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字之差，借书者与还书者的境界判然不同。
一方面是借书苦读，另一方面则是有书不读。苏轼曾感叹“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一文中更是写出人生的这种尴尬。早年求学，无书而借读；发迹之后，则有书而不能读，要么没时间，要么没心情，由此形成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
对藏书家来说，家中藏书万卷，未必就等于自己博通百家，书只有亲自读过，装在自己脑子里，才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正如有人所言，“藏而不善读，犹不藏也；读而不善用，犹不读也”（黄仲元《东野书房记》）。徐咸的《景清借书》一文虽然写的是个笑话，但笑过之后，还有许多耐人深思的东西。
作者的著述动机各异，士人的读书、藏书目的有多种，以至于有人总结出好书者的“三病”（谢肇淛《五杂俎·好书者三病》），藏书家也可以由此分出数等来，或为治学，或为品鉴，或为升值，可见世态人情。
而居于其间的书贾虽为牟利而来，被称作“掠贩家”（洪亮吉《北江诗话·藏书家有数等》），但他们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典籍的流通，其中也不乏向学之士、高人奇才，归有光、唐顺之笔下的童子鸣、胡贸这两位书贾形象也许可以改变人们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不良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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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古人所言，“书为文人至重之宝”（黄图珌《看山阁闲笔·书卷》），“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归有光《送童子鸣序》。为了这些魂牵梦绕、割舍不下的珍本秘籍，古人撰写了很多真性情、见才华的文字。
这类文字与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其作者不乏饱学之士或藏书大家，因而所谈内容多为有关学术者，或书籍的版本、校勘，或书籍的思想、艺术，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可见作者本人的学识与功力。
作者本人或为著书者，或为收藏家，这种身份又为这类文章注入了很多情感色彩，情感真挚、坦诚，未失李贽所说的“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童心说》），这话用在这些书香小品文字上，也颇为恰切，由此可见个人的性情与修养。
严肃而不失灵动，厚重而不失情趣，这正是这类文字的特点。话题虽是书籍，但远可观历代兴亡，近可知人世沉浮。王士禛翻阅早年读过的旧书，“怃然如遇贫交于契阔死生之后，其悲愉感慨有出于寻常相万者”（王士禛《世说新语》跋），这种复杂的情感多数读书人都有。由书籍这个特殊的视角，也是可以看出世间百态的。
总之，书籍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哪怕将来电子书完全取代纸质书，只要人类还在，只要文化还需要传承，它依然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依然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时代在变，书香依旧。
本书从古代各类典籍中选收与书籍有关的小品文字一百一十多篇，一方面为大家提供一部优美风趣、可读性较强的书香小品集，供欣赏品鉴，另一方面也是在介绍古代与书有关的人与事。
全书选编原则遵从全套书的安排，篇幅以千字为限，一些文章因长度超过规定而割舍，所选皆为全文，没有节选者。
全书以类编排，根据内容分为四卷，卷一主要谈著述、校勘、批点等话题，卷二主要谈读书，卷三主要谈藏书，四卷主要谈书的功用、掌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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