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佳·霍耶（Katja H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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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1871-1918》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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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的今天，1871年1月18日，一支侵略军霸占了凡尔赛宫，在这里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它生于不义，如今又灭亡于诸国的一致讨伐。诸位今天在此集会，就是为了补救这个帝国犯下的罪过，防止它再次上演。”
这是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在巴黎和会开幕时发表的致辞。在演讲中，他向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与会代表强调了会址与会议召开日期背后的象征意义。法国邀请世界各国参加和谈，不只是为了纠正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犯下的错误，还要为1871年的事情讨回公道。而早在和约内容出炉前，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便已将凡尔赛宫定为条约签署仪式的会场。无论这场和会达成怎样的结果，法国都再也不会“被德国侵略的周期律支配”。时年77岁的克列孟梭在人生中两度经历德国的入侵，他决心拼尽全力，在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地——凡尔赛宫——彻底消灭德意志帝国。
色当会战后挂着灯饰的勃兰登堡门，横额上写着“在神的带领下的一个新转变”。
然而，德国并没有在1919年被真正消灭。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心理层面上，都已经在欧洲乃至全球确立起了自己的地位，这使得在一夜之间抹杀它既不现实，也没有好处。迫于法国在处置德国问题上的强烈态度，美英两国对克列孟梭的部分诉求做出妥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在事后抱怨道：“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在他们那该死的首都开和会……但那老头哭得厉害，并极力抗议，我们只能让步。”虽然在是否彻底肢解德意志国家的问题上，英美坚持反对意见，但德国最终还是失去了大片土地，其中不仅包括势必要交还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与部分俄国领土一起）被割让给新生波兰共和国的东部领土。北荷尔斯泰因被划归丹麦，还有一些领土被划给比利时和立陶宛。德国总共失去了650万人口和2.7万平方英里土地，相当于其战前10%的人口与13%的国土面积，由此催生的强烈不满最终给诞生于战火余烬的民主政治埋下了隐患。
三名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会议室审阅《凡尔赛和约》文件
不过，这种程度的损失与法国提出的德国解体计划相比，还是轻了许多。法国想要鼓动以天主教为主的德意志南部邦国和莱茵兰脱离德国，最终使德国领土沿着莱茵河、美因河与奥得河被分成三部分，其中最东端的领土划归波兰，南德意志和莱茵河一带则分别组成联邦。这样一来，法国便不用再担心会有一个在人力、国土面积、军事实力与资源上两倍于自己的德意志国家了。这场战争摧毁了历史悠久的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年轻的德意志帝国似乎也注定要在外部压力下走向解体：如果战争和胜利曾是联合整个帝国的纽带，一场耻辱的和平肯定会让德意志的脆弱统一迅速瓦解。
巴黎和会上的克里蒙梭、威尔逊和劳合·乔治
在被协约国军队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法国不遗余力地鼓动着分离主义的浪潮。当地确实存在强烈的反普鲁士情绪，鲁尔工业区在“德国革命”时期爆发的运动也格外仇视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然而，与1840年莱茵危机一样，任何有可能将莱茵河左岸德意志地区划归法国的趋势都会唤起德意志人对拿破仑侵略战争的集体记忆。更何况，此时深受当地人怨憎的德意志皇帝已经退位了。莱茵兰大多数居民都对德国的战败感同身受，并对法国的复仇行为感到不快。
德意志南部地区的局势同样没有朝着法国期望的方向发展。诚然，这里对柏林的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王朝政权怀有敌意，而在德国革命中，巴伐利亚地区也有争取独立的呼声。1918年11月8日，即威廉二世退位的前一天，社会主义者库尔特·艾斯纳宣称巴伐利亚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要与“一小撮疯狂的普鲁士军人”挑起的战争划清界限，但以他为代表的巴伐利亚社会主义者同样不愿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法国联手。在协约国明确反对南德意志与同样以天主教为主的奥地利结成联邦之后，各邦别无选择，只得继续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在联邦制度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1919年魏玛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选举
自德国统一以来的48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概念如此深入人心，乃至令任何从德国分离出去的思想都只能沦为少数激进分子的幻想？莱茵兰人、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人又是怎样变成了德国人？为什么天主教徒不想脱离德国，逃离占据德国多数的新教徒的压迫？为什么南德意志不愿与好战的普鲁士彻底撇清关系？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教育、世俗化和义务兵役制都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人口的飞速膨胀意味着当帝国解体时，德国的人口结构仍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治下出生、成长，从小歌颂统一战争，把俾斯麦奉为国父。他们都曾服过2年或3年兵役，可以在德国境内自由迁徙，在城市里和来自其他地区、邦国的同胞一起工作。不同宗教派别信徒间的婚姻也逐渐增多，科学取代宗教成为德国人生活的指导理念。此外，德国人也为本国的殖民事业感到骄傲，他们养成了对咖啡的共同爱好，由此诞生的咖啡馆文化也没有局限于特定地区，而是成了整个德国的一大特色。德国人为本国造船业、机械制造业与科研事业的成就叫好，而共同的国歌、国旗、国民英雄和领先世界的经济，足以唤起他们的自豪感。
1925年4月26日，第二轮总统选举举行，独立候选人保罗·冯·兴登堡的支持者在柏林街头分发宣传册
除此之外，德国人还共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重苦难。德意志民族的男子在战壕里共度艰难岁月，妇女和儿童则在后方备受饥饿等苦难的折磨，这种共同的创伤经历进一步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1918年至1919年间的绝望与耻辱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抵触与怒火，在深陷战败深渊的德国人眼里，俾斯麦和威廉缔造的帝国仿佛是德意志的黄金时代。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代理皇帝”兴登堡在战后非但没有受到大多数德国的厌弃，反而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后，于1925年当选共和制德国的总统。帝国时期在时人心中成为经济繁荣、国威高扬和军力强盛的代名词，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则与饥荒、耻辱和战败联系在一起。与战争时期的巨大苦难相比，战争爆发前的政治分歧突然变得微不足道了。最终，使德意志民族性格塑造成形的不是对民主政治的诉求，而是人民的共同经历。
莱茵河上的幼林（Niederwald）纪念碑，纪念1871年德国统一（建于1877—188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德国通往民族统一之路上的一座骇人里程碑。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击垮俾斯麦与威廉着力培育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反使其进一步深化。这一次，德国用铁与血付出的代价远比半个世纪前的德意志统一战争更为惨重，其影响也深刻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消灭了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它废除了皇位，改变了德意志的疆界，消灭了帝国的军队——但没有消灭俾斯麦的遗产。德意志帝国的形象越发被理想化，成为闪耀在德意志民族记忆中的永恒篇章，与此后席卷德国的黑暗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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