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尼采
一头负重的骆驼走进沙漠，碰上一头标着“你应该怎样”的巨龙。巨龙说：“世界上的一切价值已被创造。”骆驼的精神随即化身为勇猛的狮子，与巨龙争夺打斗，以期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战胜巨龙后，骆驼的精神又幻化为了一个孩子，天真而遗忘。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下了上述关于人类生活的比喻，他希望人们能像这样活着。
他自己也践行着这样的人生哲学。正如周国平所说，尼采是人生哲学家，而非学者，学者是坐在书斋里做学问，而尼采是把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嵌进了哲学里。所以对尼采本人生平的了解总是和对其著作的解读交织在一起，他生活境遇的跌宕和思想的变化总为互文。他的好与不好、他的乐与悲，都融于文字，见书如面，见字如晤。
尼采曾是合群的骆驼，曾是沙漠中斗争的狮子，他也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自由的孩子。这三个意象加起来之后指向的是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意象——酒神。尼采是一位酒神，是悲剧中的踽踽独行者，他徘徊在悬崖边，愤怒地举着铁锤，试图砸碎身上的镣铐。
结果呢？
他隽永的文字、激烈的内心和颠覆式的思想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似乎被人遗忘了，在他活着时，能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饱受了精神的折磨后，被他长期与之斗争的深渊吞噬。
世人的忽视并没有动摇尼采对自己哲学的信心，他说“我是当今第一位哲学家，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我是位于前后两千年之间的一位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和劫数的人”。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神圣的义务”，以他为界，“将人类历史分为两段”，“迫使人类做出关系整个未来的决定”。
他相信自己思想的拥趸在未来，对于眼下的冷清，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会是很远的一天，我不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我会有读者。我应该为他们写作。”
现实真如其所言，在长久的缄默后，他终声震人间，他的思想或直或曲地在被后人延续和应用。
所谓延续，大抵如十九世纪末的弗洛伊德，当他在酝酿精神分析学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尼采早已道出了他的想法；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他最后的访问《道德的重临》（Leretour de la morale）中直白地说道：“我是尼采的支持者”；一系列存在主义者——雅思贝尔、海德格尔等——将尼采看做是为他们开辟了道路的人。
弗洛伊德、米歇尔·福柯、雅思贝尔、海德格尔
所谓歪曲的应用，是因为他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对立者，但在他死后，他的观点却被法西斯用来推动他所厌恶的东西。由于他妹妹伊丽莎白对纳粹的狂热，使人们在心目中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名字与纳粹（Nazi）联系起来。
当时与后世对他的评价莫衷一是。
尼采说，“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的阶段：“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创造时期”。 在“合群时期”，人会崇敬、顺从、仿效随便哪个比自己强的人；在“沙漠时期”，束缚最牢固的时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壮成长，一无牵挂，重估一切价值；“创造时期”是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肯定，然而这肯定不是出于我之上的某个权威，而仅仅是出于我自己，我就是命运，我手中抓着人类的阄。
这与本文开篇提到的寓言有不谋而合之处，于是故事变成了：合群的骆驼走进沙漠，遇到巨龙，遂变成狮子与之打斗，胜利之后创造了自由的小孩。
尼采如是，成长为一位酒神。
1/合群的骆驼
1844年10月1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出生于德国洛肯小镇。这一天恰好也是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由于尼采的父亲执教过四位公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来为儿子命名。尼采回忆说，“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都是举国欢庆的日子。”
尼采的家人是虔诚的路德教信徒。他的祖父曾出版过保卫新教的书，在教会中有不错的职位，他的父亲和外祖父也都是牧师。家族宗教氛围的熏陶，使尼采很早就表现出神学方面的天赋，童年时他能“满怀深情地朗诵《圣经》中的赞歌和演唱其他宗教歌曲，常使听众潸然泪下，”十岁时便谱写了第一首圣歌，被赠绰号“小牧师”。
1849年7月，父亲因脑软化症离开了年仅5岁的尼采。不到一年，两岁的弟弟又夭折。此后，他的家庭成员就变成了五个女人：母亲弗兰齐斯卡、妹妹伊丽莎白、外祖母和两位姑母。全是女性的家庭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尼采敏感的性格。
尼采与母亲
家庭的变故使他开始对人生充满怀疑和忧郁，他后来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在那些只有他一个人的空间里，他或许已经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这是尼采哲学的母题，也是他穷其一生想寻找的答案。
童年的不幸像一只大手，把这个柔弱敏感的小男孩突然举起，然后悄悄放在了悬崖边，深渊下是狷狂弥漫上来的忧伤。
他用诗歌来寄托内心的孤独忧伤。十岁时，他一年内写了50首诗，诗中充满了郁郁寡欢的调子。十四岁开始写自传，在其中批评了自己十一岁以后写的诗。自传以一首名为《人生》的诗结尾：
“人生乃是一面镜子。
在镜子里认识自己，
我要称之为头等大事，
哪怕随后就要离开人世！”
宛若偈语。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是否预知到了迎接他的到底是一个如何波澜壮阔的人生。
虽然内心悲苦，但他并没有如悲观主义般顺从地跳下深渊，生命还有很多迷恋难舍之处，他在深渊边努力思考着，希望能明白深渊之下是什么，深渊之外还有何物。疑惑推动求知，在外人看来，尼采在许多方面表现优秀，特别是在德语作文和音乐方面聪敏过人。
波恩大学与莱比锡大学
1864年，除了数学外，尼采以几乎全优的成绩，进入波恩大学修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第二年转学到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业。语言学方面的独特天赋使尼采在语言学界迅速闻名，成为“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
1869年，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年仅二十五岁的尼采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在为尼采写的推荐信里，李契尔写道“三十九年来，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却还不曾看到一个年轻人像尼采这样，如此年轻就如此成熟……我预言，只要上天赐他长寿，他将在德国语言学界名列前茅。”这个预言真是有意思，尼采后来的确声名大噪，但却并未长寿，五十五岁便结束了疯狂的一生，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上，尼采题为《荷马与古典文学》的演说，让他未来的同事和学生们叹服不已。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
似乎就要开始稳步走上学术巅峰的他，在音乐家瓦格纳的影响下，于1872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德文原名是《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从此一落千丈。他在书中说明了自己哲学的主题是探讨生命的意义，他希望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一种审美的意义。他抨击了自苏格拉底开始的科学主义人生态度，连带也攻击了基督教。
尼采满心憧憬地推出这本书，但此书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激烈攻击。在正统语言学家看来，用酒神精神去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荒诞的。连曾经支持他的李契尔在看到他的书后也沉默了。渐渐的，尼采的学术威信扫地，不再有学生听他的课，他的课堂上曾出现只有两个学生的情况。
这个时期的尼采虽然已经萌发了一些反叛的意识，但仍是一只合群的骆驼，过着所谓“主流”的生活。
沙漠中的狮子
思想上的破与立都不是倏忽而成，尼采精神上的颠覆与重塑也历时数年，走过多个阶段。在沙漠中变身为狮子的他显得极富攻击性，他脱离了朋友、推翻了精神偶像、打倒了上帝。这头充满好奇心的狮子，探着脑袋，想知道深渊下有什么，脑袋越探越低，深渊下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但整个身体也几乎要坠落下去了。
刚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时，尼采加入学生团体，热衷于击剑、饮酒、聚会、跳舞。可是很快，他就对这种喧嚣的社交产生厌恶，退出了学生团体。同学们不理解他在想什么，在他们看来尼采是清高孤傲、不讲人情的。但尼采认为人生不是一场消遣，他要寻求更加真实的人生，他要思考生命的意义。
不再合群的尼采并不是绝情的，他珍视友谊，并且择友标准很高。他有很要好的和他讨论学问、诗歌以及音乐的朋友，比如罗德，比如瓦格纳。
在普夫达中学时即相识的三人合照。从左至右：好友欧文·罗德、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尼采。摄于1871年10月中旬。
罗德与尼采一同师从于语言学家李契尔，他俩都极有天赋，都喜欢希腊文化，常常形影不离。热烈的友谊维持了十年左右，到1876年，罗德结婚，两人才逐渐疏远。尼采觉得罗德毕业之后安于做一个平稳的学者，脱离不开世俗。而尼采是鄙视学院型学者的，并坚持自己在青年时代的使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到1887年，两人的关系竟全然决裂了。
瓦格纳是一位浪漫主义的音乐大师，尼采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期间，与他相识并相交甚欢。在音乐方面，尼采对瓦格纳钦佩不已，甚至把欧洲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在《悲剧的诞生》发表后的那段惨淡时光里，瓦格纳仍是尼采的坚定支持者，他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这给了尼采很大的精神安慰。
1872年，瓦格纳移居拜洛伊特，开始热衷于筹备他的各种音乐会演，每次和尼采见面，都大谈会演，并不回应尼采对哲学探讨的热情。尼采一次次明确地感受到，瓦格纳不能接受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他要的是门徒、信徒。但尼采是拒绝权威和唯一真理的，追随谁或者指引谁，都让他感到可憎。心生芥蒂后，他逐渐疏远了瓦格纳。1875年，他写了《瓦格纳在拜洛伊特》一文，批判了现代艺术，表面上看是为瓦格纳辩护，认为瓦格纳是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实际上，文中已经包含了对瓦格纳的批评。
1875年尼采在巴塞尔
1876年，瓦格纳在德皇威廉一世的支持下，在拜洛伊特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音乐节，《尼伯龙根的指环》就是开幕首演的重头戏。在现场，尼采目睹了瓦格纳的“表演”天赋，他看到铺张的场面、富裕世俗的观众庸俗的捧场。尼采觉得瓦格纳的音乐是在取悦王公贵族和资本家，于是他彻底对瓦格纳失望了。两年后，尼采写了格言体式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从书》，并将此书寄到瓦格纳手中，两人彻底决裂。
其实，使瓦格纳和尼采决裂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叔本华。
叔本华曾是两人的精神纽带，尼采曾视叔本华为自己的精神偶像，瓦格纳对叔本华也有很高的评价，说叔本华是“懂得音乐本质的唯一哲学家”。
叔本华及其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在莱比锡大学时，尼采在一家旧书店偶然买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废寝忘食狂读此书数十日，激动地对他的朋友说，他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即便是在睡觉的时候，叔本华的观点也在他的脑海中跳跃。据尼采回忆，这本书把他从生活的缺陷中拯救出来，教他在思想和生活中重新变得单纯，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在和他一样受着同一种折磨，他们都思考着人生的意义，他的书好像是专门为自己而写。
他沉浸在发现叔本华的狂喜之中。叔本华也近乎成为他的神。1867年，在瑙姆堡服兵役期间，尼采骑马负伤，在那个战争氛围中，他低呼：“叔本华保佑！”
在尼采发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六年前，叔本华还活着。如果尼采早几年能见到他，他一定会问他一连串的问题，那将会使他得到莫大的快乐。
叔本华对于人生意义的探讨曾给尼采的心里打上了一束光，引起了他的共鸣。但游走于深渊边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能力的。随着思考的深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再不能给尼采强力的精神支撑了。他认为叔本华的观点能给人思想上的启迪，但并不能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于是，尼采否定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观，认为生命的意志不应该只是追求生存，而应该是充分发挥生命力，展现自己的强度，“权力意志”才应该是生命的主导，只有趋于强势、支配力量的意志才能作为存在物的本质和原动力。
权力（德文Macht），在德文里的基本意义是“驱力”、“强力”、“支配力”，所以尼采的“权力”应当是生命本质散发出来的一种能量，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力，而非世俗语境下的“权力”。
从“生存意志”到“权力意志”，叔本华在尼采的心中从一个全能的神变成了需要被超越的对象。尼采对叔本华的否定，使他和瓦格纳之间的精神纽带断裂了，加速了两人的分道扬镳。
尼采这头狮子，拒绝任何绝对权威，否定个人之偶像对他而言是不够的，他还要否定众人之偶像——上帝。
在瑙姆堡文科中学就读时，尼采便阅读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悄悄瓦解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1865年，他前往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读神学是家里人的要求，但他的信仰其实早已动摇，所以在入学半年后，他放弃了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他的母亲一度为此感到崩溃，这种选择对于一个牧师世家出身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叛逆。
1866年莱比锡的语言学会，尼采(后排左三)、Ernst Windisch(后排右三)与好友Erwin Rohde(前排右二)
在西方历史上，哲学家在思考世界的存在时难免会和宗教理念发生碰撞，上帝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讨论。在颠覆神学上，康德发表三大批判，把上帝逐出理性的领域，赶到道德的领域去，由此作为理性知识根据的上帝被宣布死亡；尼采，则把上帝在道德领域里的这片存在也抽去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借疯子之口宣布“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上帝！”
此言论一出，尼采更加“众叛亲离”了。
1876年对于尼采而言真是决然而凉薄。
罗德和瓦格纳都在这一年离开了尼采。
同年，尼采向一位荷兰女子求婚被拒，此后，他虽然一直在寻觅合适的伴侣，但都未果，终生未婚。
同年，他因健康问题，停止了巴萨尔大学的授课。三年后，被头痛和眼疾折磨、心情恶劣、郁郁寡欢、不能和同事友好相处的尼采，终于辞掉了巴塞尔大学的职位。他对在大学里教书和研究的意义也产生了怀疑。
“他不皈依任何信仰，他不效忠于任何国家，翻倒的桅杆上还挂着非道德主义者的黑旗，他面对的是神圣的未知，是他着了魔似的视为兄弟的永恒不定。他继续准备起航，继续投入危险的重重航程。他紧握匕首，脚踩炸药桶，驾船远离海岸，把自己一人置于所有的危险之中，他高昂地唱着歌，为自己唱着美妙的海盗之歌、火焰之歌、命运之歌。”
1879年，35岁的尼采结束了他十年的教职生涯，开始了他没有朋友、没有妻子、没有工作的十年漂泊生活，这头狮子在推翻了现存的一切权威之后，要努力树立起新的角色了。
《弗里德里希·尼采》挪威画家蒙克作品，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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