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梦媛 （原创）
“竞争者之间努力将对方挤出就业市场的这种对抗，迫使每个人都力图带着某种程度的严谨来开展自己的工作”——亚当·斯密
4/大陆游学
才华横溢而又有些怪癖的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在阅读了《道德情操论》后，决定聘任亚当·斯密为自己继子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游学法国。汤申德看重斯密在“本国政体及法律方面的深厚学养”，希望斯密的指导能使这位小公爵“通过短期的学习成为一位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治家”。
“大陆游学”，即去欧洲大陆游历学习，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直至18世纪一直是英国贵族中的一个潮流。英国的贵族子弟在结束了学校教育后，在私人导师的陪同下，根据个人兴趣和目的，自由选择游学路线，以此增长见识，成为一个举止得体的绅士。在游学地点方面，16、17世纪的贵族大多会选择法国，因为英法两国的上流社会有着藕断丝连的历史渊源，不少人的父辈来自法兰西。18世纪，英法长期作战，法国留学的热潮逐渐退去，随着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德意志成为游学的首选之地。
当代游学之旅
斯密本人是不看好游学的，他认为大多数人在游学回来之后“会变得骄傲自负、随意散漫、耽于享受而无法专心学习或做事。如果他待在国内，绝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变成这样。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出去游学，用极其放荡的方式度过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在远离父母亲友的监督和控制的地方，他早先的教育可能在他身上形成的一些有用的习惯还没有得到巩固和加强，就遭到削弱甚至消失了。”
但斯密最终接受了汤申德的聘任，于1763年辞去格拉斯哥的教职，随刚刚离开伊顿公学的巴克勒出国游学。他接受的原因可能有很多，首先，斯密虽然不看好游学，但同时也认为游学回来后人会变得成熟，对外语会有更好的了解。其次，巴克勒是坎贝尔家族的公爵，斯密的父亲曾是坎贝尔家族劳顿伯爵的私人秘书，因而斯密与这位年轻的公爵有一些家族渊源上的联系。第三，汤申德为斯密提供了不错的酬劳，每年300英镑，外加200英镑的旅行费用，并允诺他离职后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游学之地是法国，斯密对法国的启蒙思想一直怀有好感，而且研究一个人口三倍于英国的国家的经济社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法国对他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国度。
在法国，他首先要确保小公爵能专注于学习。汤申德对小公爵所学习的内容是有规定的，他要小公爵分析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位人物”，因为那个时期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剧烈。小公爵还被要求在斯密的指导下分析：为什么具有经济优势的法国，在“七年战争”的海陆作战中却战败了？这一主题在斯密《国富论》中有专门论述。
教学之余，斯密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阅读和思考。
他目睹了一系列区域经济的实际运行操作，旁听政府财政会议，见证经济领域内为获得自然自由而展开的斗争，分析劳动分工、市场化程度、市场波动、农业和商业体系，以及交通条件在创造财富中所起的作用……
除了亲眼所见，他还从朋友中获得不少信息。
在巴黎期间，陪伴他们的是巴克勒公爵在伊顿公学的朋友：一位英国大使的儿子、一位勋爵的儿子。斯密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关于高地和岛屿上经济生活的一些细节。为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他还认识了“重农学派”的领导人物魁奈。“重农学派”认为土地产生财富，并且唯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而制造业和商业只是经济中的无效部分。要使农业支持下的经济恢复到自然发展的轨道上，必须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即完全的自由贸易。从他们的学说中，斯密了解到了自由市场的运转。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弗朗斯瓦·魁奈
休谟曾任驻巴黎使馆的秘书，通过他，斯密被引荐给了那里的哲学家及启蒙者，包括朗贝尔、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在巴黎期间，斯密也去参加了一些法国名媛的聚会，她们并不介意斯密的大门牙和蹩脚的法语，反而赞赏他广博的学识和得体的风度。据说，她们中的一位侯爵夫人爱上了斯密，但斯密爱上了另一位英国小姐。但这些花边新闻却无迹可寻。
斯密一生不喜欢外出旅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法国，法国之行收获颇丰。在两年半的法国之行结束后，斯密回到柯科迪，用接下来十年的时间来创作《国富论》。
5/河出伏流—泻汪洋
1773年，《国富论》写成，斯密前往伦敦处理此书的出版事宜。此时，英国正使用武力镇压北美殖民地的暴乱，国会对此展开了多轮辩论，斯密也参与其中。据说《国富论》选择在这个时期出版，是为了吸引国会的注意，使得议员们能支持和平解决与北美的冲突。美洲为自由市场理论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如果斯密获得支持，就有机会结束这场因为实行经济限制和禁令以维持殖民旧体系的统治而引发的恶性暴力循环。斯密后来还为英国政府从美国的撤退提供建议。
1776年《国富论》第一版发表，斯密从哲学家变成名望甚高的经济学家，其学说影响了英国几乎所有的官员、政府运作和商业体制。据说有一次，亚当·斯密被邀请参加政府会议，首相要求所有的大臣起立向亚当·斯密致敬。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斯密的影响力依旧不褪色。第一版《国富论》在今天拍卖行被认为可以拍卖到2万到3万英镑。
1776年《国富论》第一版 封面
斯密关于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与启蒙初期的社会常识相差甚远，其观点是颠覆性的。
在《国富论》中，斯密开创性地认为利己主义能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每个人行事的时候，他想要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一种无形的手终将会带来个人预料不到的结果。”自利且自爱的个人，能运用理性，通过相互约定来结成契约，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维护各自的自然权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在经济领域，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之前的道德哲学家们不同，在斯密这里，“利己”被开创性的认为是人与生俱来且值得肯定的本性。
漫画版《国富论》
有着利己本性的人们，应该走出家庭以从事贸易活动。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财富来自于遗产继承或生产劳动，比如斯密所敬佩的魁奈就认为财富的根本来源是农业劳作，而商业贸易是不产生财富的，商业交换实现的只是财富的转移。但斯密在此明确提出，贸易交换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方式。
为了保证贸易市场的良好运转，必须减少政府的干预、控制税收，尽可能保证市场和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斯密被认为是“自由放任”时代的开启者、“看不见的手”的发现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教父。斯密的自由市场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他说，国防的重要性胜于国家财富的增长，如果自由贸易促进了其他国家军力的增强而削弱了英国的军力，就要反对自由贸易。为了抵御外来的攻击，维持国内市场的稳定，政府需要征税来维持公共支出，但税收应尽可能的减少，以避免过度或不当征税对经济增长的损害。
在税收这件事上，斯密在晚年时经历了反思式的尴尬。当他成为海关官员，不得不大量征税，无法践行他在《国富论》中定下的征税规则时，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曾经所写下的内容。
但无论怎样，斯密仍是让人敬佩的，这部分是因为他的关注点不仅仅是经济本身，他研究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更加的幸福。《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和《国富论》是融合的，他的著作中充满了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调和，这样的调和常常带来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比如说，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厉行节约并且崇尚武力的哲学家卢梭就认为应该禁止奢侈品。但斯密认为奢侈品对社会是有益的，他承认中产阶级对奢侈品的狂热有愚蠢和幼稚之处，但由奢侈品产生的剩余财富足以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与只讲求崇高精神的社会理念相比，消费社会对穷人更加有利。
在启蒙时代，斯密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
他的学说在英国和法国影响最大。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英、法工业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政权，斯密的学说就更加受到追捧了。
而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国家，《国富论》的传播并不顺畅。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禁止传播斯密的学说。在德国，保守的教授们也长期不理睬斯密的观点。在俄国，第一个俄文版的《国富论》于1802~1806年间问世，1818年至1825年是斯密学说在俄国影响最盛的时候，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斯密的著作又落到了保守者的手中，他们删除了其中比较尖锐大胆的部分。在1826年对十二月党人的审判调查表中，有一项内容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十二月党人提到孟德斯鸠、伏尔泰，也多次提到斯密。在中国，最早引进斯密学说的时间则是1896年，那年严复以《原富》为标题开始翻译《国富论》，至于《道德情操论》则要到20世纪末期才进入中国了。
《国富论》最早由严复引进翻译，当时译作《斯密亚丹原富》，光绪二十八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
6/往来无白丁
正如我们在开篇时所说，友谊和他人的帮助是斯密人生中的亮点，斯密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众多良师益友，其中，哈奇森和休谟的身影总是常常出现。
格拉斯哥大学的第二任神学教授是一位有趣的老头，约翰·西姆森，他在学校里过着田园般的生活，还在学校旁建了一个牛棚饲养了一头牛。但在课堂上，他的言论并不似生活这般闲云野鹤，他告诉学生们，即使没有上帝救赎，处于堕落状态的人性也仍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他让学生们要通过孜孜不倦的研究来重新审视神学。西姆森曾因为这些言论而受到宗教审判，但他对自己的辩护使自己免于惩罚。
西姆森对理性主义的宣言和关于自由的观点，以及对知识的精益求精，通过哈奇森深深影响了亚当·斯密。
哈奇森是斯密在格拉斯哥求学的那三年间对其影响最大的教授，他是斯密道德哲学和经济学体系的主要思想来源。在回忆自己的母校时斯密称这位恩师为“永远难忘的哈奇森”。
哈奇森是格拉斯哥大学里第一个不用拉丁语而是用他们的母语授课的人，他鲜明独创的观点使他被校外老一辈的哲学家当做危险人物来批判，但他思想中那种乐观和自由的精髓却被校内学生所喜爱。哈奇森曾提出两个观点：一是，道德上善的标准就是促进他人的幸福；二是，在知道上帝之前，人们就可以辨别善恶。他本人因为这两个观点被当地长老会审判，学生们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为自己喜爱的老师辩护，斯密也参加了这些辩护。
哈奇森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观影响了斯密一生，从格拉斯哥毕业的时候，斯密几乎成了自然神论者。
除此之外，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以及经济学理论中，我们都能找到哈奇森的影子。哈奇森曾经在课堂上提问：我们能将道德情操归之于同情共感吗？哈奇森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常常赞同那些与我们没有相同情感的人的行为。斯密后来发展和补充了这个观点，提出人们与公正的第三方怀有相同的情感，从而克服了哈奇森观点的缺陷。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哈奇森对价值的论述是斯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论述的雏形，他们都把劳动看做是财富的源泉和衡量价值的真实尺度。除此之外，哈奇森认为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平等的权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随意应用自己的权利，除非当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这正是斯密关于产业方面天赋自由学说的基础。虽然两人在这些理论具体该如何实施的观点上有不同的意见，但哈奇森的观点无疑对斯密后来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有奠基作用。
斯密的好学聪明备受哈奇森好评，1740年，哈奇森将斯密推荐给了大卫·休谟。自此开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几乎终生保持良好的关系，人生轨迹常常交互重叠。
亚当·斯密出生时，休谟12岁，已求学于爱丁堡大学，1740年当斯密即将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时，休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人性论》，斯密被其中的思想所吸引，两人惺惺相惜。
自幼身体不好的斯密很早就将休谟确定为自己的学术遗嘱执行人。对于斯密这样一位极度在意自己文名的人，这样的委托无疑是极大的信任。
但1776年，休谟却先于斯密离世，斯密反而成为休谟的学术遗嘱执行人。
休谟死后，在“致斯特拉恩的一封信”中，斯密将丰富的情感凝于笔墨。“休谟的脾气似乎比我所认识的所有其他人都要更为快乐平和。即便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那伟大而不可或缺的节俭也从来没有阻止他在适宜的情形中表现他的善心和慷慨……他本性温柔至极，却并没有因此削弱他思想的坚定或决心的坚不可摧……对他的朋友而言，他们经常是他开玩笑的对象……在社交中，如此愉悦乐天的脾气，通常是会与一些轻浮和肤浅的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他这里，却是与最为严苛的努力、最为广博的学识、最为艰深的思想以及面面俱到细心周全的办事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在他身前还是死后，我一直是将他看成或许是人类脆弱的天性所能允许的最为接近完美的智慧和德性的人。”
从斯密加诸于休谟的溢美之词，可见他对故友的敬佩和怀念。两人堪称伟大友谊的模板，在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家人、朋友和老师的关爱是斯密学说，甚至是人生的母题基质。智识的养成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总有友善而诚恳的帮助。
亚当斯密位于爱丁堡的塑像，背后即为圣·吉尔斯大教堂
在巴克勒公爵和一些熟人，以及崇拜者们的帮助下，斯密和他那位从未谋面的父亲一样，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选择成为了海关官员。这很符合斯密的性格，他从来就不是只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人，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趋使他走进生活：懂法学的他参加过诉讼辩论，他关注北美，支持美国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他践行教育体制改革……斯密学说追求的是一种落地实践，而非束之高阁。
1785年，有两部大作品在酝酿之中，但海关专员的工作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自己也承认“年老所带来的懒散”控制着他，使他感到无法完成这两部作品。斯密很爱惜自己的学术羽毛，把一生中仅发布的两部作品反复修改，直到死前三个月自己已经无力修改才停笔。死前，还让朋友学生当着自己的面将大量自己不满意的书稿烧毁。
一直觉得自己会英年早逝的斯密，在67岁时才与世长辞，已是乐龄。
亚当·斯密的墓碑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苏格兰思想史上群星璀璨的一个时代：哲学家大卫·休谟、评论家休·布莱尔、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尔、解剖学家约翰·亨特……也是整个欧洲人才辈出的时代：康德思考着三大批判，蒲柏翻译荷马史诗和编辑莎士比亚的作品，伏尔泰出版了《中国孤儿》，曾为日内瓦雕刻师的卢梭酝酿着启蒙思想，巴赫创作了《约翰受难记》，被授予“皇家外科医生”称号的魁奈成了经济学家……斯密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成就斐然。
参 考 文 献
1、《亚当·斯密传》 伊安·罗斯 著 /
2、《亚当·斯密传》约翰·雷 著 /
3、《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斯图尔特 著 /
4、《学生与教授时期的斯密》 斯科特 著 /
5、《国富论》亚当·斯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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