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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爵制ABC

军功爵制

 

 

在古代,官和爵本来却是两件事。这种区分现代人倒也不难理解:秦汉时代,官比较类似职务,爵则是职称。做什么官,主要意味着你负责哪方面的工作;拥有什么爵位,则决定你的待遇。

 

价值千石的爵位

 

靠在战场上立功而获得爵位,虽然不是商鞅的发明,但确实是商鞅在秦国,把这个方法用到了极致。虽然演进的细节学者间常有争论,但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二十等的军功爵制。由低到高排序:

一到四级:公士,上造,簪,不更,——这四个等级,对应周朝的制度,属于士阶级。

五到八级: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以上对应周制的大夫阶级。

九到十八级: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对应卿。

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对应周制的诸侯。

作战的时候特别奋勇,“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能够斩获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就赐给爵位一级,赏给田地一顷,宅地九亩,还一律赐庶子一名,——这里庶子含义接近随从仆役,大约类似桑丘之于堂吉诃德的样子

这个待遇,实在是很高的。按照当时的一般算法:一家五口人,每年需要口粮五十石;一顷土地可以收获的粮食,大约是一百五十石,拿粟米来估算,重量在五千公斤以上。就是说,只需要获得最低一级爵位公士,你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三个五口之家。

而这位公士如果还想当官的话,可以当“五十石之官”,收入只有他的爵位带给他的三分之一。

二级爵上造,比公士又多了一顷土地,而可以做“百石之官”,职务收入仍然只是职称收入的三分之一。八级爵公乘以下的爵位,大致都可以以此类推。

而田宅只是爵位带来的收益中的一项而已。可以不服徭役,可以有“庶子”当奴仆使唤,可以替亲人赎身,可以穿华贵的衣服凸显高贵的身份……更重要的是爵位还可以抵罪,有些罪行会因为你有爵位而轻判,另一些罪行则会贬低或剥夺你的爵位,但往往不再受其他惩罚。作为对照:你所担任的官职,却不具备这个功能。

总之,秦国拥有爵位者的待遇之好往往令现代研究者惊叹。哪怕只是低级爵位,收益就足以夸耀乡里。而翻检史籍中商鞅、白起这些知名人物的传记,会发现往往只记录他们所拥有的爵位,而不提及他们所担任的官职,显然,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爵位比官职重要多了。

所以可以想象,在秦国获得爵位尤其是中、高级爵位绝非易事。砍下敌方甲士的首级,这件事的难度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高,只有承担一些最危险任务的才行(比如你如果是秦国强大的弓弩射手中的一员,就很难获得这项荣耀)。至于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当然更有许多复杂苛细的规定。商鞅、白起似乎都只做到十六级大良造(大上造),为秦始皇平定六国的第一功臣王翦则感叹,“终不得封侯”。

至于战场之外获得爵位的方式,更是稀罕之极。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一百多年间,史籍只记录了四次非军功赐爵:两次是国家招募人去要应对最艰巨挑战的地方,可以说不是军功胜似军功;一次是公元前220年,为了庆祝天下一统这件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还有一次是秦王政四年(前243年),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秦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爵位被标了一个非常昂贵的价格,而且不说赐爵而说拜爵,也体现了爵位的尊贵。

总之,这一百多年里,秦国把爵位的稀缺与光荣,写进了人们的记忆。所以后来的帝王才有可能用爵位换取巨大的收益。

 

爵位是怎样贬值的?

 

爵位的贬值,开始于刘邦。

楚汉相争,刘邦作为弱势的一方,需要开出更高的价码换取将士们加倍努力为自己作战,——不仅是要吸引韩信、英布这种高端人才,也包括要最大限度的调动普通军士的积极性。

高帝五年(前202),刘邦终于击败了项羽,为了庆祝胜利回报将士,刘邦下了一道诏书说:所有军中将士,爵位还不到大夫的,只要无罪,就一律赐予大夫的爵位;爵位在大夫以上的,就再升一级;爵位达到七大夫的,就可以食邑;不到七大夫的,也可以从此免税和不服徭役。

就是说,军中将士的爵位最低也达到了第五级,即超越士而达到大夫层级。七大夫即第七级公大夫,本来没有资格食邑,刘邦给予了特别优待。当时刘邦手下的将士可能有六十万人,这么多爵位也就是意味着需要赏赐三亿亩土地和一千五百万亩宅地,也就难怪会出现“天下为不足用遍封”的窘境了。

值得注意的是,刘邦的诏书里还强调说:我已经多次指示主管官吏优先先分给获得爵位者田宅,将士们对主管官吏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要迅速解决,但是:

 

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

 

有这样高的爵位,也可以称得上“人君”了,即使皇帝也会尊礼,可是他们像平民百姓一样,长久站在官吏面前等候,却仍然得不到妥善处理,这就让人很无语了。往日秦朝的人爵级在七大夫以上的,就与县令平起平坐。现在我对于爵级也看得不轻,有些官吏怎能这等轻慢!

皇帝如此抱怨,自然是此类事件已经大量发生,并传播到皇帝耳中。事实就是,井喷式出现的高级爵位已经令爵位贬值,没有多高的爵位却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吏很容易对他们取得优势。

不过无论如何,刘邦说自己“于爵非轻”,并不是随便说说。作为比秦始皇年纪只小三岁的过来人,爵位珍贵的认识,自幼写入了他的脑海。除了善待这些一道打天下的老兄弟之外,他并不会让人轻易获得爵位。刘邦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和媳妇手就要更松一点。汉惠帝曾经以二千钱一级的价格出售爵位,史载:

 

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

 

因为爵位总共也只有二十级,所以这句似乎应该理解为:一次购买三十个初级爵位,批发优惠是可以免除死罪。到了汉文帝时代,出卖爵位,更被当作了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推动此事的关键人物是著名的晁错。他建议说,要让人民安心从事农业,就要时时体现朝廷重视农业。而体现朝廷重视农业的办法,莫过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其实也就是百姓可以通过向国家缴纳粟米的方式,换取爵位。

学界曾经有过晁错算法家还是儒家的争论。但法家坚决反对卖官鬻爵这种便宜商人的行为,儒家则坚信“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看这番议论,晁错实在更像是个投机家。尤其是他甚至说出“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这种话来。爵位,是皇帝所垄断的,动动嘴就可以无穷发放,显然是把这当作一件无本万利的买卖了。

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于是下诏开出爵位的价格是:纳粟六百石可以换取上造的爵位,四千石就可以得到一个五大夫的爵位,若是愿意交纳一万二千石,那就可以得到大庶长的爵位。

秦始皇时代,一千石才能买一级爵位,现在六百石就可以买到二级爵,这堪称是粉碎性骨折了。大庶长是侯爵之外的最高爵,也是商鞅、白起们奋斗一生也没有达到的爵位,他们若地下有知,只怕要死不瞑目。

不过汉文帝鬻爵却并没有卖官,这带来了另一个影响,就是爵位从此和官职脱钩。本来职务和职称有大致的对应关系。有高爵者官职也大,现在却成了一笔滥账。如居延汉简中,就不乏卑贱的戍卒,却拥有公乘的高爵的现象。

当然这还带来一个后果,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家急需用钱,又想用出卖爵位的老办法,就已经有价无市,人民没什么购买的意愿了。更糟糕的是,民间一直有个买卖爵位的市场,现在前线立功的将士有遇到生活窘迫,想卖掉自己的爵位,也无人问津。爵位已经没什么价值,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汉武帝企图扭转这个局面,又发明了一种“武功爵”想代替军功爵,毫不意外,这就像想用金圆券解决法币通胀的问题一样,只是使市场变得混乱,爵位贬值的浪潮,更加一发而不可收。

后世王朝,常有为了度过经济危机而滥发货币,而最终导致经济彻底崩溃的事。汉朝对货币的操控术远不如后世(很长时间里国家甚至并不垄断货币发行),但汉朝处理爵位的手法,却仍可以看出与后世相通的逻辑。

 

三 汉朝赐爵的理由是什么?

 

汉代爵位贬值的过程,和朝廷赐爵的轻滥,可以说互为表里。

对没有军功的人,刘邦赐爵只有一次。那是高帝二年灭了秦的社稷,为这件改朝换代的大事赐爵。

但后来,变成了新皇帝即位就要天下人都赐爵一级。那么,立太子要不要赐爵?文帝时代开始采纳了这项政策。但立太子这事毕竟比换皇帝规格低一点,所以不是天下人都赐爵,但每家每户的继承人,可以赐爵一级。

汉景帝时代,赐爵变得频繁。前面汉高帝刘邦、汉惠帝、吕后和汉文帝,四位统治者总共赐爵八次,汉景帝一个人就赐爵八次。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这样的大好事要赐民爵一级,立太子赐爵已是惯例,但问题是景帝先立过一个太子,后来又废掉再立一个,所以为了立太子赐爵的事就不止一次。这时爵位还没有完全贬值,不知道有没有没良心的百姓,因此盼着国家多换几次太子的。好在,很快他就发现不需要这么折腾,太子举行了冠礼算成年了,为了庆祝这件事朝廷又赐爵一次。

汉景帝还改过两次元。皇帝即位称元年,汉景帝当了七年皇帝,可能是因为发生一次日蚀,觉得颇不吉利,希望一切重新开始,第八年又叫元年。又过了六年,又来了一次日蚀,又重新叫元年(史书上分别记作始元、中元,后元),这两次新的元年,汉景帝也都像登基时那样,赐民爵一级。

到了汉武帝时代,年号被发明出来,过几年就改元成了规定动作。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用过十一个年号。幸亏汉武帝没有继承父亲改元就赐爵的习惯,不然单为改元,汉武帝就要赐爵十次。总的说来,汉武帝赐爵还算克制,虽然他会为了祭祀五帝而赐爵,或者为了封禅泰山而赐爵,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举措,但他在位半个多世纪,也只是赐爵五次而已。

武帝的儿子汉昭帝赐爵两次。最近被挖出来海昏侯也就是昌邑王,只做了二十七天的皇帝,似乎还没来得及赐爵。但接下来,真正的赐爵狂魔汉宣帝登场了。

汉宣帝的人生遭遇颇为传奇,他是汉武帝的曾孙,他的祖父是汉武帝废掉的卫太子。一方面,大约到他十八岁即位之前,很少有人想到他会成为皇帝;另一方面,又一直有一些奇异的征兆在似乎预示着什么:什么泰山上一块横卧的巨石突然树立起来了,什么皇家的上林苑一棵柳树突然枯死复生了……这些都似乎在预言废太子的后代将东山再起。最夸张的是据说有虫子啃那棵复活柳树的叶子,居然啃出“公孙病已立”几个字来,而病已正是宣帝的名字。

所以宣帝即位之后,就对阴阳灾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各种诏书中都大量描述这类先现象。而什么泰山出现凤凰,未央宫降下甘露……诸如此类的理由,他都会大做文章,体现为对民众的优待,就是赐爵一级。

当然,宣帝无疑是个关心民间疾苦的皇帝。他的另一个创举是,如果某地出了个好地方官,他就会赐当地百姓爵一级。

这样,汉宣帝在位二十七年,赐爵高达十四次。他的儿子汉元帝,虽然被汉宣帝鄙视说“乱我家者太子也”,但这个问题上倒是不改父道,十六年赐爵了八次。

赐爵这件事上,西汉最后几个皇帝没啥特别的可说,经历了王莽时代到了东汉,皇帝继续热衷赐爵,赐爵的理由可以更加微不足道,赐爵的出手却越发大了:西汉赐爵一般只赐一级,东汉却以一下子赐两级为惯例,有时甚至一次三级。但另一方面,东汉却又严格限制百姓获得高爵,所以诏书上反复强调,如果已经获得了第八级公乘,可以把朝廷所赐的爵位传给儿子,或者转让给没有分家的兄弟甚至侄子。

这样,低级爵位得来太容易,高级爵位又几乎不可能得到。至于早年间规定的和爵位挂钩的各项待遇,也早已是明日黄花。所以爵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职称的功能,民众对之的态度,是得之不喜,夺之不惧。尽管作为传统的僵尸,赐民爵的作法,一直延续到了明代。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阎步克《品味与职位》

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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