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
当然，古人也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近人谭嗣同临刑前亦有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古往今来，大抵时势胜于个人，如王弼注易经所言：得时，则天下随之矣。
但是，吾国历史，总有些豪杰壮夫，意气风发，无论顺境逆境，首先反求诸己，只问自身有没有在已有条件下做到位。
苏东坡就是一个例子。
苏东坡论张良，开头就断言：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他欣赏张良在性格上的转变，能从「忍不住这口气，逞匹夫之勇」去行刺秦始皇，到遇上黄石公，「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从此「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
张良能在性格上有转变，从「匹夫之勇」演变为「天下大勇」，因此，苏东坡赞叹道：孺子可教也。
反之，说到贾谊，苏轼则掩盖不住批评之意。他认为贾谊不能行道于天下，不是时代的问题，是贾谊自己的问题：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或者其自取也。要是贾谊死而复生听到这话，该如何锥心之痛。
其实，若以此观之，要说到性格决定命运，苏轼一生，以及他时代的种种人物，又何曾是例外。
「（章惇）尝与苏轼同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惇推轼下潭书壁，轼不敢。
惇履险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苏轼章惇来。』
轼拊（fǔ）惇背曰:『子厚（章惇字子厚）必能杀人。』
惇曰：『何也？』
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
苏轼与章惇一同游览于山涧，悬崖绝壁，无限风光也无限险。此时，章惇提出要涉险去绝壁上题字。
苏轼不敢。
章惇便独自下潭，挥笔在绝壁上题下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
苏轼见状，对章惇说，子厚若是日后得势，肯定会杀人的。
章惇疑问：为何？
苏轼说，自己的性命便不爱惜，怎么又会珍惜他人的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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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事略》中的这篇小文虽非苏轼与章惇所写，但故事中的这件小事，却体现了苏轼与章惇迥然不同的性情。
章惇有多狠呢？
「...甚至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
——《宋史·章惇传》
宋哲宗不直接反对，只能搬出祖宗家法来劝章惇，宋朝祖制规定了，不能杀士大夫，而且都已经流放了，何必再杀？
性格差异，也导致了他们在政治选择上的殊途。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章惇则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他们一个「温和而守正」，一个「冒险而激进」。
这种在政治上心向险远处、毫无顾忌的特点，更加明显地体现在王安石本人身上。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王安石与友共五人，游于褒禅山，遇一山洞，深不可测，于是五人持火把进洞「探险」赏景。他们发现，进洞越深，游人留下的足迹就越少，盖多是因为害怕而退出了山洞。
相比其他游人，王安石一行人算是入洞很深了。他们还发现，入洞愈深，景色就越瑰丽，而这些奇景，都是那些不敢冒险之人所看不到的。
可即便如此，王安石的友人最终还是害怕了，于是提议大家赶紧撤。不得以，敢于冒险的王安石也只好随众退出山洞。
但在退出后，王安石又懊悔无比，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前进。他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他想做那个能到达「险远之地」的少数者。
这篇文章，和《章惇书绝壁》的味道一样熟悉。
都说旅行中最易见人的性情，所谓见微知著是也。
在险景面前，苏轼不愿冒险而进，王安石与章惇则不然，一定要达到目的。
小到爬山是这样，大到政治上也是如此。
王安石要变法，哪怕头破血流，也要担起变法派领袖的角色；章惇紧随其后，在新旧党争中继承王安石衣钵。
苏轼呢？
王安石变法时他反对变法，旧党得势时他反对党争，两边不讨好，两边都得罪，只能一贬再贬，最终在「黄州 惠州 儋州」的人生际遇中，客死南方。
性格能不能决定命运，未必可断言，但一定能首先决定人生选择。
苏轼与章惇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嘉佑二年。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宋仁宗年间（1022—1063年在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璀璨夺目的一年。
参加科考而中进士的人，有「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苏轼的弟弟苏辙；有同为「变法干将」的吕惠卿、曾布（曾巩之弟）；还有北宋大儒张载、程颢。
这一届科考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
这一届陪考的家长中，有苏轼、苏辙的父亲苏洵。
欧阳修与苏洵，也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一时间，历史文化名人全汇聚于此，群英荟萃。
这一年，高中状元的叫章衡，他是章惇的侄子。
章惇「激进」的性情，从这次科考也能窥见。眼见自己没侄子考得好，章惇竟然主动放弃此次成绩，两年后（嘉佑四年）再次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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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过世，宋英宗继位，但仅仅四年（1063-1067年在位），也离世了。
英宗去世同年，锐意变法的神宗继位（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次年改元熙宁。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入宰职（次年拜相），正式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史称「熙宁变法」，今统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说，听说章惇是一个没有德行的人。王安石也是一位经学家，当然要对道德有所评判，但他更是一位政治家，身上有着十分浓厚的「法家色彩」，所以最后因政治才能接受了章惇，又是「大喜」，又是「恨得之晚」。
以王安石之性格，为达奇伟瑰怪之地，连性命都可不顾，又怎会在乎用一个「无行但有才」的章惇？这两位均敢于向「险远之地」进发的人，也算是「一拍即合」了。
这种选择，也让王安石和老朋友司马光越走越远。
两人一度志趣相投、惺惺相惜，也许他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一个成了「变法领袖」，一个成了「旧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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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苏轼和司马光倒是有些相似。
苏轼中进士后，因为父亲苏洵去世，他和苏辙兄弟二人回家丁忧。三年后，丁忧期满，二人重返朝中。
返京之时，正值熙宁变法刚刚开始。
苏轼「温和而守正」，对于激烈的变法他不敢苟同。但在「政治守正」的同时，苏轼的言辞却「放纵不羁」，这源于一代文豪的大才情，有才情者必不羁于文言。
一面是政治上的谨慎，一面是才情上的不羁，他的性情，既「不愿冒险」的，又「旷达豪迈」。
这二重性格，又将苏轼和司马光区别开来。苏轼不会像司马光那样那样完全反对新法，而是部分反对，又部分认同。
苏轼言辞上的不羁，成就了他的人生，但也磕绊了他的人生。
苏轼返京后，动辄就以数千字的长文上书神宗，批评新法、批评王安石、甚至批评神宗，洋洋洒洒，毫无遮拦，最后弄得自己在朝堂上再无立足之地。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主动辞去朝官，到地方任职。
这一走，除短暂的几年被重新起用回朝外，苏轼的一生都漂泊在汴京以南，甚至一直南到海南岛。
《宋史·苏轼传》中记载过一篇苏轼上书神宗、批评新法的文章，节选自苏轼著名的七千字长文《上神宗皇帝书》，其中有一句：
「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
他对皇帝这样喊话：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新法」，他日必将为天下所恨，永载史册。到时，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这条「恶法」不仅仅是王安石提出的，还是皇帝您主持的。
言辞不留余地，还怎能在本就激烈的变法中存身？
其实，变法也确实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事，神宗的角色也是关键。
王安石任相期间，人们就说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不过是「合二为一」的一个人。
等到了熙宁七年（1074年）与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两度罢相后，神宗又改元元丰（1078年，元丰元年），亲自主持起变法大计，史称「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后再批评新法，便是批评神宗本人，中间再也没有「隔山打牛」的「山」了。
可苏轼依然不依不饶，于文章中继续肆言。
政敌们也不是吃素的，长年累月地搜罗着苏轼言辞上的罪证，其中就包括《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终于，在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以「诗文大量抨击朝政」将苏轼问罪，投入大狱，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中，苏轼差点被处死。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章惇等人倒是没有落井下石，趁机弄死政敌，而是纷纷求情，设法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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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识到自己豪放的才情与不羁的文字，终为自己的人生带来了磕绊。
他批评参与新法的人都是「新进勇锐之人」，所做之事都是一时的「速成之效」。反过来理解，也即自我定位：我苏轼并不是一个「新进勇锐」的冒失鬼。
但是，不管批评如何尖锐、如何洋洋洒洒有文采，在这场政治选择的较量中，苏轼都输给了王安石。
他甚至也输给了章惇。
元丰八年，1085年，一生执着于变法的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次年改元「元祐」。
由于哲宗年幼，其祖母高太后临朝掌权。高太后反对新法，起用旧党，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先后拜相，废除新法，贬谪新党，史称「元祐更化」，或「元祐党争」。
「更化」的意思也是改制。在元祐更化中，反对变法的苏轼得以被召回汴京，但苏轼又因不满新旧党争而继续批评朝政，得罪旧党。
再次无法立足朝堂的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年）又一次主动辞去朝职，回到地方。
而章惇，则在默默等待时机。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亲政，旋即废黜旧党，起用新党，并改元「绍圣」，史称「哲宗绍述」。
「绍圣」取意于「绍述」，绍述的意思就是继承，哲宗要继承父亲神宗的变法遗志。
于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章惇，终于走上了人生的最巅峰（王安石已于元祐元年去世，司马光也与王安石同年去世），拜职宰相。
而苏轼，正是在绍圣年间被贬至广东惠州与海南岛儋州，写下那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尽失意，又尽显坦然。
但最应该让苏轼感到惋惜的，可能还不是这场政治上的输局，而是在文学上，苏轼亦输给了王安石一局。
文学上的输，是后人的分析，可能苏轼并不自知。
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变法的第一年，提出要改革科举制，改革朝廷选拔人才的方法。
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削减科考中的诗赋内容，加重经义与策论的内容。
经义是儒家经典，策论是针对政事的策言。
王安石认为，诗词歌赋乃辞藻小技，都是些「声病对偶之文」（王安石《乞改科条制札子》），与治国何干？
应当以「经义」考察学子的道德，以「策论」考察学子的行政，这样才能得到真正懂得国家治理的人才。
这项改革，倒不只是变法派一家的主张，反对变法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也这样同意应该如此改革。
因此，削减科举中的诗赋内容，是宋初以来，几乎所有人的共识。
道理也简单，诗赋写得好，和政务做得怎么样，有什么关系呢？
可唯独苏轼一人持异议，与众不同。
「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
苏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诗赋没用，确实没用，我承认，但对于政事，策论又有什么用呢？不还是一番空话、套话的「纸上谈兵」？
如果以实际效果来评断，都没用。既然都没用，何必分出彼此高下，多此一举费事费力改革呢？
所以啊，什么诗赋，什么策论，都是选取人才的方法罢了，方法和实际是有差距的，不必舍弃哪个不用。
也很有道理。
神宗看了苏轼的上书也深表赞同，对改革产生了动摇。甚至专门与王安石商量苏轼的意见。
在这场辩论中，王安石抓住的要害是「一道德」。
他一句废话也不多说，直接指出当今科考贡举的两大弊病：「人材乏少」与「学术不一」。
人才缺少这是事实，神宗也知道，事实都摆在这儿，这也是科举改革的初衷。
但是，改革还有一个要点，朝廷找到的人才，应该统一思想。
王安石指出，如今的科考，有「学术不一」的弊端：即选出来的人才思想不一，各持学说，你一嘴我一嘴、异论不断。这种情况下，朝廷要一心想实行新法，怎么可能？
要想「一道德」，也必须改变与统一学校贡举之法。
要人才以行政，一道德以施政，都是神宗想做的事，仅此两点，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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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改革辩论，苏轼不能不算雄辩。
但王安石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与苏轼的主张纠缠，面对神宗时，直指问题核心：人才少，因此要改革科举，但选出来的人才还要能跟朝廷一条心，所以考量策论显然势在必行。诗赋不是根本。
文以载道。
苏轼与王安石，这两位大才，一个洋洋洒洒写了1700字，一个言简意赅，160字小文，最终王安石完胜苏轼。
作者：清·刘熙载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为「长于生」？
生是生长，这是说苏轼的文章与才情善于生发，心有意则笔不停，故而文章「内容充实、才情丰富」（张江艳教授语），这才造就了这篇洋洋洒洒1700余字的辩论文，旁证博引，谈古论今，读起来酣畅淋漓，读者不能不为其吸引，不能不为其所动。
「一泻千里」之势，奔放豪迈，如汪洋恣意，我们在读苏轼的文章时，就是这种感觉，肆意酣畅，无比爽快。
苏轼的这种文章风格多半来源于他的大才情。
才情也让他奔放出我们心中所想、但又自己写不出的文字，故而我们读苏轼，常有「心灵相触」的「千年知已之感」。
相比于苏轼，王安石在才情上或有所欠缺，但王安石有的是「说理」。
《游褒禅山记》中的「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是说理。
《登飞来峰》中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也是说理。
别人游山玩水只是一番闲情逸致，但王安石总能给人一种深刻的「说理」，且为之深深折服。
说理不需要才情，更不需要生发，故而比于苏轼的「长于生」，王安石是「长于扫」。
何为扫？
扫就是扫除，就是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字句，只抓住核心问题，只写有用的话，多余的文字再美，也不必说。
故而，王安石的文章短小精悍，简洁有力，往往能直击要害。
「（王安石）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
王安石确实只用了一二语（160字），便扫却了苏轼一泻千里的千字长文。
胜就胜在王安石只切中要害，其他一概不论，纵使苏轼讲出一百个道理，但问题的要害往往只有一个。
这是王安石「长于扫」的优势，也是他「说理」的优势。
苏轼的「长于生」来源于「才情」，王安石的「长于扫」服务于「说理」，这些都是优点，也是他们各自的特点，我们不能仅以此说，谁的文学就胜过了谁，这也没法评判。
但以政策论辩胜负的视角而言，苏轼确实又输给了王安石一局。
这场输，是一场政治与文学上一起输掉的较量。
当然，这是我们后人的解读。于当事人苏轼与王安石而言，又是另外一番情形。
但就此论辩、就此视角而言，苏轼确实又输给了王安石一局。
这场输，是一场政治与文学上一起输掉的较量。
不过，苏轼与王安石可能都不会真正介意个人的输赢。他们之间的交情，愈到人生晚年愈好。
王安石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西清诗话》），在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身陷囹圄时，王安石飞书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去南京拜访他，也感慨说：「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待到荆公去世，他执笔敕文，更是有「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之美誉。
有宋一代，因为国是之争论，党争异常残酷。这些人物，无论苏轼，王安石，还是章惇，司马光等，他们都性格鲜明，涉及国家大事则寸步不让，政治上你死我活，但私交上却能互相尊重。
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写信给丞相吕公著，建议朝廷要厚礼加封荆公：「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能将公共争论上的差异，不代入私人情感，或许是他们的另一桩历史遗泽。司马光与王安石，分属旧党新党，但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亦云：「...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实还不如说：人格决定境界。千年之后，如今中国公共场域，论及国是，大打出手，激烈之处，与当年北宋党争何异。朋友之间，反目成仇，撕裂之处，几无体面可言。
也许，这是回顾历史时，我们可以稍有体会的地方。
苏轼在争论变法时，还写过这样的道理：「...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李敖在《要把金针度与人》嘲笑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
其实，苏轼所言「道德深浅，风俗厚薄」乃国家存亡关键，真的不深刻吗？
无论苏轼一败再败的时代，还是如今一败再败的时代，舞台上的人物，性格导致选择，选择带来争斗，但如果不论争斗输赢，舞台人物皆有人格，因此浇风不兴、鄙薄狠戾不起，那么无论岐见多深，终究能元气不失。
千年以来，苏轼越来越有中国文人第一的声誉。论其究竟，他在中国历史留下的烙印，不在于他有啥赫赫功业，也不仅仅在于他的文字，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就算是章惇，曾经一度对他有政治迫害，但晚年当章惇被贬雷州时，他写信给章惇儿子，也只平平淡淡的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对老朋友，尽管有过政治上的无情交手，但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只此一点，在一败再败的时代，就足够怀念苏轼。
「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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