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是是华夏民族主流核心价值观之一。它的含义是逐渐从狭隘走向宽阔的。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第一阶段，华夷之辩是中原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别。作为族类范畴的华、夷，最初没有褒贬的含义。
第二阶段，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
1.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
先秦两汉时期：
春秋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论语》:'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陆。……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古人在论述'华夷之辨'时强调周边少数民族同华夏的区别(即落后)，以及深刻的防蛮夷、卫华夏的思想。然而，这种歧视只表现为文化上的优越感，除正义性的保卫华夏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
2.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魏晋南北时期：
政治上分裂，民族迁徙、冲突尤为剧烈（五胡乱华）。相应地，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诸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内诸夏而外夷狄，主张以夏变夷，从而使华夷观日益彰显，成为民族观的主流。
隋唐朝时期：
《内夷檄》: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这里明确地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表明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作用是文化和心理认同。
宋元时期：
宋亡后'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由血缘、礼制宗法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向单纯的文化衡量标准或地缘衡量标准阶段演变，更强调'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郝经
第三阶段：文明与野蛮的对立。
明朝时期：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明末，王夫之继承了以文化来划分夷夏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当时相当大胆惊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亦即，中国人曾经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处却在文明状态。
王夫之的夷夏观:①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契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因而发展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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