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全球化与双循环格局：数字自贸区的理论框架与顶层设计
引言：从经济全球化演进趋势看当前发展阶段
从不同阶段的全球经济活动形式与主导力量来看，经济全球化从贸易全球化起步，历经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创新全球化不同形态而加快走向数字全球化。这其中，贸易全球化就是以商品全球贸易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各国或地区之间形成一定的产业分工、经济分工，根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不同国家或地区实现分工交易和产业发展，并逐步以此构成世界经济体系。制造全球化就是以产业梯度转移为主导、全球大分工的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之间形成鲜明的梯度分工，全球资源配置与全球市场体系深度融合。服务全球化就是以产业价值链分工为主导、服务业决定价值分配的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体系逐步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大分工和创造财富，走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价值链分工和财富分配。创新全球化就是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崛起或竞争力水平的经济全球化，即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科技创新发展水平、新兴产业生成能力决定科技战略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经贸合作主动权。数字全球化就是以数字科技、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数字规则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更高层级、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促进国际经贸交流、产业转移、技术扩散、资本扩张，另一方面各种体系对抗、显性界限、隐形壁垒、结构矛盾等不确定性风险不断涌现。
一、从贸易全球化发展层级看当前发展段位
在贸易全球化过程中，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港口城市或地区等，都是从最初级的港口贸易起步，经由运输港、贸易港走向金融港，如今很多无水港则通过数字平台企业成为重要的跨境交易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组织、乃至数字治理平台。在此过程中，往往历经如下的发展阶段：一是以物流为核心的货物流转，往往通过进口贸易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并通过各种分销加工成小宗商品，再通过出口贸易走向全球，全球商品供应能力成为核心，如宁波；二是以交易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从传统大小宗商品流转的“运输港”走向依托强大港航服务业等发展的贸易港，全球贸易交易能力成为核心，如上海；三是以金融为核心的资源配置，通过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经济合作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成为核心，如香港；四是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治理，从有水港走向数字港，不仅通过跨境交易平台成为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还逐步成为国际经济发展重要的治理平台，如未来的杭州。在此背景下，无论对于数字自贸区而言，还是大力发展数字贸易而言，核心是从1.0的一般国际贸易走向2.0的国际贸易数字化、3.0的数字贸易、4.0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这其中，2.0的国际贸易数字化，更多的是在供应链、交易方式、贸易方式等加快数字化转型；3.0的数字贸易是从货物贸易越过服务贸易发育不充分，大力发展大、中、小口径的数字贸易；4.0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其本质则是数字贸易与自由贸易的有机结合，往往体现为数字自贸区。二、从制造全球化跃升模型看当前发展路径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通过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等建立了完整工业体系、全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并从国际价值链低端迈向中高端。但只要工业经济利润空间是有限的，如扩大再生产，一旦国内市场不足就需要国际市场，必然形成“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发展结构，再加上大国崛起难免出现贸易摩擦。未来只有经济形态、产业结构、经济模式的转变，才能带动贸易形态、贸易结构、贸易方式的转变；才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更好地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一般而言，地方产业发展先是推进工业化，然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抢占产业主导权、通过导入科技服务业抢占科技制高点、通过数智科技抢占发展先机，最后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而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自由贸易、三零规则、跨境创业、跨国经营、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新经济活动形式，探索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打破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促进三大贸易协同发展。当前，内循环的本质是产业强基跃升，也就是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数智服务业，加快形成以高技术服务业态为主体的新经济；而外循环的本质是贸易破链成网，也就是在强大货物贸易流量上，通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数字内动服务贸易、新兴业态服务贸易，加快形成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进而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机制；最终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贯通，率先建成开放型创新经济体。三、从服务全球化发展逻辑看当前建设路径
在服务全球化条件下，尤其伴随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制造服务业以及数字服务业等先后脱离出来，价值链“微笑曲线”成为重要的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不仅呈现出特有的服务业发展趋势，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数字化发展趋势，进而通过新的发展逻辑对国际贸易、开放经济发展了重要影响，也为数字自贸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发展路径。一是从数字切入角度而言，更加强调服务业先于制造业，服务业本身的流量优势更容易转化为数据流，比工业数据更容易采集和转化。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强调从由硬入软走向由软入硬，加快从货物贸易走向服务贸易。二是从价值转换角度而言，更加强调数据信息高于物质能源，物质能源的转换难以走出工业化发展局限，信息化、数据化、数字化更有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强调从物理空间走向虚拟空间，加快从河港水港走向四港联动（信息港+海港、陆港、空港）。三是从技术路线角度而言，更加强调软件高于硬件，软件定义世界成为重要共识，硬件更多是机械化、自动化的范畴。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强调从硬件思维走向软件驱动，加快从门户经济走向平台经济。四是从管理范式角度而言，更加强调信息化主导工业化，工业主导信息化，就是硬件主导软件从微观走向宏观，只有打破工业化主导信息化，转而以超信息化主导泛工业化才更加符合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强调从工业思维走向信息思维，加快从枢纽经济走向生态经济。五是从跨界融合角度而言，更加强调数字高于数据，数实融合本身是对数字经济的误解，“字”本身就是数据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强调从数据思维走向数字思维，加快从流量经济走向流动经济。六是从构架逻辑角度而言，更加强调业务大于技术，是数据、技术、硬件、场景等的机械拼凑，而是在对“字”的深刻理解把握基础上的“数化”。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强调从技术逻辑走向业务逻辑，加快从技术优先走向内容优先。四、从创新全球化经济循环看当前发展主线
在创新全球化条件下，伴随外向型工业经济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加快构筑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主动权、主导权，核心从价值链贸易走向供应链贸易。以如下模型为例，左右的的两个圆圈分别是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规则”，也就是内循环、外循环以及内外循环的联动。下边的椭圆是基于外部需求拉动的工贸型经济，也是外向型工业经济；上边的虚线的椭圆是开放型创新经济。横着的长框，不仅代表跨境平台与国内贸易企业、制造企业、消费者以及与国外贸易企业、制造企业、消费者的资金流、贸易流、业务流、商品流、物流、数据流关系，还代表从传统受制于人的价值链贸易走向以我为主的供应链贸易。而竖着的长框，代表基于跨境交易平台、贸易平台、物流平台等等的产业数字化。尽管这个图集中反映了“数字口岸+智慧港航+跨境（交易）平台+智能终端+供应链金融+产业数字化”，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从价值链贸易走向供应链贸易的发展主线。以往的价值链贸易就是后发地区、新兴市场等国家或地区积极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分工，并围绕国际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从加工制造低端环节逐步向高端制造以及“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进而融入全球经贸体系的主要活动形式。如今伴随数字贸易的出现，需要在外向型企业数字服务平台、双循环产业组织平台、国际数字治理平台条件下，从传统受制于人的价值链贸易走向以我为主的供应链贸易。需要一批外向型企业数字服务平台、双循环产业组织平台及国际数字治理平台的涌现，不仅是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还是中国数字转型赋能内外循环的典型代表，更是未来支撑国家促进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力量。五、从数字全球化发展机制看当前发展变局
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生态链、财富链、服务链，在产业主导力量、贸易价值分配、产业技术路线、供应内容渠道、区域经济分工、财富孪生机制、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构成了不同国家、地区或城市全球竞争力的底层逻辑之变。一是产业主导力量，从跨国公司主导到数字平台主导。一切具有资源配置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创新赋能能力、财富分配能力的创新主体，都是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而基于“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垂直分工”的平台替代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导力量。二是贸易价值分配，从国际金融主导到数字货币驱动。伴随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从制造业全球化走向数字全球化，产业价值链走向产业价值网，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等因素将带来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美元霸权的逐步式微。三是产业技术路线，从传统工业化主导到新型数字化主导。产业技术路线更加强调软硬结合，软的掌控硬的、硬的决定底盘；更加强调数智兼备，数据驱动发展、智能感应需要；更加强调云端云化，虚拟突破时空、物理终端轻快；更加强调器网融合，高度互联互通、超级智联生态；更加强调薄厚相依，模式创新谋利、科技创新取势；更加强调供需敏捷，场景再造需求、社交重塑供应。四是供应内容渠道，从物质能源及商品服务走向数据资源及数字服务。核心是将人流、物流、商流、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转化为数据流、价值流，形成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打破了虚拟经济掠夺实体经济的财富分配模型。五是区域经济分工，从工业城市中心化到去工业城中心化。在“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创新尖峰”并存过程中，核心问题不是谁是“中心“、谁是”外围”，而是一个城市如何提升前台、中台、后台的能力，多个城市如何体现前台、中台、后台有机结合的水平。六是财富孪生机制，从传统的人口红利到新人口红利。在数字化条件下，由于价值再造途径、资源配置机制、经济运行方式发生变化，人口的数量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进而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是简单的“谁的劳动力人口越多人口红利就越大”，而是“谁的人口多、数据量就大，哪里的市场就大，财富孪生的作用系数就高。七是资源配置方式，从资源跟着资本走到资源跟着人才走。在数字全球化条件下，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哪里的创新生态质优，人才就会流向哪里，而人才流向哪里，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产能、产业才会流向哪里；而数字人才成为新一轮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石，金融资本让位于智力资本。六、从港城区产业演进规律看当前发展模式
整体而言，成功的港口城市转型往往历经港产融合、港城联动、港产城融合、科产城港融合发展阶段。从多数转型成功的港口城市发展经验看，港口是其在发展初期唯一可利用的资源，一般是借助港口功能提升产业功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大力发展临港产业，积极发展货物贸易、价值链贸易或者转口贸易等，具体表现为通过港口发展带来的货物流、人流和资金流开始发展临港产业和传统服务业；一旦产业功能得以提升，再逐步从以制造业为主的临港产业走向以港航服务业为主导的港口经济，在现代服务业带动下城市功能大为提升；并在城市功能提升带动下，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不断外延都市创新经济的内涵，推动城市发展动力的多元化；而一旦港口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形成协同发展，伴随产业升级、港口量级、城市能级提升，将借助全球价值链跃升带动科技功能或者创新功能提升，港口和临港产业的引擎作用在逐步淡化，产业形态、城市形态、创新能力协同提升，以高技术产业、数字新经济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以“科产城港人融合”实现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系统转换，促进创新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开放功能在空间上的融合，成为重要的抉择。这其中，“科”就是“打破教”的延伸与“产”的附属，强化大科学、硬科技、厚创新，从跟随式创新、适应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向原始性创新、引领性创新方向转变，建立自组织自成长、闭环循环、共生共荣、开放创新的新经济创新生态赋能型发展格局。“产”就是从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走向泛工业化与超智能化，从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到加速产业跨界融合，从先进制造业基地走向产业创新高地，从传统工业经济到数字化驱动的新经济。“城”就是从基于钢筋混凝土的房地产、户籍人口从乡镇转化为街道的初级城市化到基于新基建、人才带动人才、数字孪生城市为代表的再城市化，就是促进生产力布局、城市框架、城市功能与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新治理方式有机结合的城市更新。“港”就是从有水港、空港、运输港走向数字港、贸易港、联运港，从大小宗商品流转走向全球资源配置，从出口导向、工贸关联型经济发展模式走向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的开放运行体制机制。“人”就是以人文带动人才、以人才带动人口、以人口带动“科产城港”融合，将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发展结构、空间结构、等有机结合。七、从数字自贸区转型路径看当前发展机制
整体而言，数字自贸区需要实现经济形态数字化、产业结构数字化、运行模式数字化、贸易形态数字化、贸易结构数字化、治理方式数字化，核心是将人物、货物流、贸易流、资金流、信息流转化为数据流，进而释放为价值流。在此过程中，需要坚持“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发展路径，率先构筑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双循环发展机制。一是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伴随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各类数据加速从资源、资产到资本，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优化资源配置，迫切需要在数字治理的带动下，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释放数据资产的价值。在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机制下，打破工业化主导信息化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信息化主导工业化、数字化引领泛工业化的新型治理模式，进而加快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二是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经济。打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加快从管理向治理方向发展。在产业数字治理的带动下，加快从1.0传统信息技术、2.0新一代信息技术走向3.0数智科技，在数智科技引领与材料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空天科技等支撑下，与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紧密结合，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有机结合，在生产制造、服务供应、社会民生、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形成一批数字经济新业态，以科技有机构成转变、产业技术升级等带动经济形态、经济模式转变。三是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在数字经济带动下，以“产业强基跃升”提高内循环水平，重点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数智服务业，加快形成以高技术服务业态为主体的数字新经济；同时，以“贸易破链成网”带动外循环层级，在强大货物贸易流量上，通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数字内动服务贸易、新兴业态服务贸易，加快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贯通，以经济形态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带动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转变。四是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加快将国际贸易、跨境物流、航运服务、服务外包、离岸服务、融资租赁等传统服务贸易产生的海量人流、商品流、货物流、贸易流等转化为数据流和价值流，逐步走向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产品为形态、数字交付为特征、跨境平台为依托的数字贸易，突出服务贸易的主体地位以及数字贸易的先导地位，强化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五是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以数字贸易掌握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主导权，以服务贸易促进国际产业价值链不断攀升和全球供应链不断强化，加快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走向资本输出、技术输出，进而走向模式输出、文化输出，带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制造、中国创造，最终形成以数字贸易为先导、以服务贸易为主导、以货物贸易为主体的发展结构。八、从数字型跨国企业发展看当前重要业态
整体而言，数字贸易是从货物贸易跨越服务贸易不充分换道超车的突破口。尤其在贸易保护主义与数字抗疫过程中，数字贸易逆势爆发，凭借突破时空约束优势，逐步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目前国内外尚未对数字贸易形成统一标准界定，而不同组织、机构、国家对数字贸易的界定视角、内涵、外延均存在一定差异。狭义的数字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广义的数字贸易还包括跨境电商实现的商品贸易。以数字跨国企业为例，则采用的是狭义的数字贸易。数字跨国企业（Digital MNEs）是指符合跨国公司（海外营收或海外资产占比达到10%以上，且除国内经济运营以外拥有海外子公司或其他形式机构）和数字贸易双重标准认定下的新企业群体，具有鲜明的数字属性、平台属性、总部属性和服务（贸易）属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率先在2017年、2022年发布“全球数字跨国企业TOP100”报告，稷量研究院就入围企业做了长期跟踪研究。这其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将数字跨国企业群体的分布分为“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数字解决方案和数字内容”四大赛道。其中，互联网平台赛道（通过互联网、云平台、搜索引擎和线上社交所提供数字服务的企业）、数字解决方案赛道（能够提供数字支付、云托管计算、网络托管、电子邮件服务及行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的企业）、电子商务赛道（提供网上交易商店和在线旅游、预定服务企业，包括在线营销和广告业务代理机构）、数字内容赛道（通过传统或线上频道所提供媒体和游戏内容的生产者、提供商，以及能够提供大数据处理与服务、信息提供及挖掘的服务商）。从目前来看，数字跨国企业的数字属性从轻应用走向重应用、从平台商走向服务商，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业态创新能力；平台属性从消费侧走向生产侧、从消费者走向生产者，引领全球平台经济根植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产业整合能力；总部属性从重资产走向轻资产、从资源化走向金融化，引领全球总部经济资源配置，呈现出鲜明的资源配置能力；服务属性从货物走向服务化、从全球化走向去中国化，引领全球服务贸易价值分配，呈现出鲜明的价值分配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积极对标 CPTPP、DEPA 等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本地化存储、数据产权确权等数字贸易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加快培育数字贸易新形态新业态。不仅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开展线上宣传、交易、结算等促成的实物商品贸易，还通过信息通信网络传输的服务贸易，积极培育数据、数字产品、数字技术、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九、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看当前组织模式
当前，只有建立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与操作平台，才能促进数字自贸区建设和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在数字自贸区制度创新框架下，迫切需要围绕“数字口岸+智慧港航+跨境平台）+供应链金融（+产业数字化”，形成集治理创新、物流创新、贸易创新、金融创新、产业创新于一体的宜商环境。重点立足数字口岸，通过新基建共建共享与互联互通，以数据开放带动中小服务商与港口运营联动，突出跨境电商/权益交易/做市商等一批交易平台资源配置能力，促进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化发展水平，联动产业数字化，加快将人流、物流、商流、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等转化为数据流、再转化为价值流，最终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一是依靠市场化、专业化方式大力发展口岸服务业，着力将传统口岸功能从货物流转前台变成数据中台、关键要素汇集后台，同时广泛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产品和服务，建设“一站式立体服务+增值服务”的服务新口岸；二是立足智慧港航，推动海港、陆港、空港、数港一体化立体式联动，打造立体互联的“海陆空网”通道网络，以海港为龙头、陆港为基础、空港为纽带、信息网（数港）为支撑，推进设施联通、标准联接、信息联网、企业联盟、多式联运；三是建立完善互联互通、共生共荣的跨境电商生态圈，打造全方位、全要素、全产业链支撑的跨境电商生态系统，优化提升跨境供应链、公共服务、营销网络生态环境，促进工业品与消费品、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有机结合；四是促进供应链、资金链、区块链有机结合，以供应链金融提升资源皮遏制能力；五是综合采用“硬科技+智能终端”、“数智科技+云制造+大规模定制”、“5G+产业互联网+智能工场”等模式促进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产品、数字工场、数字平台发展能力与水平；六是在数字自贸范围范畴内，全面优化区域治理、产业治理、企业治理、创新治理、空间治理和要素治理。
如果说无论是以服务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以及“三零规则”的自由贸易，还是以“开放的数据、开放的治理、开放的赛道、开放的金融、开放的创新、开放的生态”为代表的数字化，核心是更高水平、全方位、多层次、多形态以及制度型的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建立完善适宜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能力，到加快从适应性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制度安排走向引领型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进而逐步建立完善建立高水平、高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运行体系与制度安排。如今需要形成如下方面的转变：一是从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到开放型经济运行体制。以往主要通过外资、外经、外贸“老三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输出物美价廉、高物质成本、商品输出为主的“中国制造”，
建立出口导向型的工业经济体系，更多的是单向的外向。开放型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制度，重在打破贸易壁垒、资本管制等实现自由贸易，优进优出发展格局是其成熟标志。二是从适应性政策先行先试到引领性制度改革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建立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要素流转方式等，由于国家在抗风险能力薄弱的时候更多的适应性的政策创新。未来需要从制度安排上破除产业规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自由贸易、到传统金融管制，并围绕跨境金融、自由贸易、人才教育、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等方面，将政策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系统性优化提升标准、规则、管理等。三是从风险管控型体制限制到风险治理型制度疏导。尤其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需要通过自贸区等制度创新平台，尝试打破以防风险为主的体制限制逐步向引导型制度创新，在科技创新、高端人才、国际金融、自由贸易、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建立具有全球化、世界级、未来性的规则、制度、标准。结语：从开放型经济运行模式看当前发展模型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先后历经了港口贸易带动出口加工、外向经济带动临港产业、国际贸易带动中国制造、一带一路带动开放创新、数字经济带动内外循环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条件下，这些地区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承载国家战略转变，以不同的经济活动形式、经济运行模式完成特定的重要历史任务，并在一定的主要进步力量支撑下带动相应产业发展，构成了基本的发育过程。这其中，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市场改革，可以归结为“港口贸易带动出口加工”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机制，具体表现为国内以矿产及初加工材料出口为主，材料经国外深加工后连同高端零部件进口，国内进行一般零部件加工配套以及产品制造后实现产品出口，形成“出口-进口-再出口”的“Z”型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从1992市场化改革到2001年中国入世，可以归结为“外向经济带动临港产业”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机制，伴随国内规模化水平不断提升，材料深加工环节向国内转移，除部分高档零部件仍需进口外，从矿产及原材料加工、材料深加工到一般零部件制造、产品制造环节均在国内市场实现，形成“L”型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201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居全球首位，可以归结为“国际贸易带动中国制造”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机制，我国通过贸易部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生产制造部门，通过进口贸易将大宗资源等分销到国内出口加工型企业，后再通过出口贸易将“中国制造”商品输出到国际市场，全面形成外向型工业经济“C”型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201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居全球首位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可以归结为“一带一路带动开放创新国”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机制，我国逐步从内向国际化到双向开放，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决定生产，从商品输出到产能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模式输出、文化输出，从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到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从大小宗商品流转到创新资源全球配置，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形成开放式协同创新的“O”型发展模式。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至今，可以归结为“数字经济带动内外循环”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机制，我国需要彻底从价值链贸易走向数字促进贸易，以数字科技带动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形成泛O型的经济循环与发展模式。在此发展阶段与发展机制下，迫切需要借助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治理、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加快发展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内涵发展的开放型创新经济，彻底走出成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及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五底四高”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实现经济运行模式、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体制的系统性转换。 （课题组：徐苏涛、谢盼盼、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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