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从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之后，先后换了好几个地方。
一九二九年七月，溥仪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溥仪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溥仪取名新居的“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溥仪在“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果然，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溥仪弟弟）正待回国度假之际，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演时局，与溥杰也算是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客几天，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临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不久之后，日本一位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时送了溥仪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据溥杰解释，是日本南北朝时代一位忠臣写在樱树皮上，暗传给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这时正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而溥仪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又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溥仪说来，事实上是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更是加快了行动步伐，恨不得立时就奔到东北，但这样的行动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郑孝胥对溥仪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溥仪，不如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于是便派出几路人员，前往东北接洽日本军方；前清遗老以及部分东北军将领。
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溥仪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告诉溥仪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溥仪怀着对“喜事”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见到了溥仪就说，从满洲来了两个人要朝见溥仪。说着，领溥仪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溥仪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穿西服，脸面陌生，从他的鞠躬姿势上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了一下，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的人，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了溥仪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溥仪请了安，然后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溥仪。这是溥仪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请溥仪不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溥仪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溥仪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全都盼溥仪回去。关东军也愿意溥仪去复位，所以派了上角来接溥仪，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溥仪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溥仪送到大连了。
关东军赫赫有名的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上角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思说，关东军“完全没有领土野心”，这次行动不过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关东军“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溥仪在满洲建立新的“友好”的政权，希望溥仪立刻动身先到大连，然后转往“盛京”就位。日本关东军现在连沈阳也给恢复了旧名了。
在会见罗振玉和上角的头一天，郑孝胥刚给溥仪看过一份大连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消息，而当地的报纸上也登了国际联盟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对日本的控诉，英国代表显然在袒护日本。同时，郑孝胥刚接到他的留学英国的孙子寄来的一段英国报纸节译，其中由一个英国少年在中国失踪的事件，说到“民国之不足信任”，并且指出“美国官场并不以满洲之变动为日本违背凯洛非战公约”。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除了口头抗议和同样无济于事的呼吁之外，只见步步退却，并无真正想抵抗的意思。总之，一切现象都表明，东北所发生着的事情，对日本是顺利的，因此对溥仪也是顺利的。溥仪认为时机确乎是到了。
出走东北似乎在溥仪集团来说并没有太多阻碍，然而，在执行方式上，内部集团因为各自利益而分成了“观望”和“速成”两派。以陈宝琛为首的观望派认为，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未定，不宜速去东北。在与溥仪的意见中，陈宝琛沉痛地说道：“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又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得容易回来难！”
而以往与陈宝琛多有龌龊的郑孝胥，此次却出人意料地支持了陈宝琛的意见。郑孝胥以往在溥仪去东北的事情上，可以说是劲头十足的。在溥仪转而找郑孝胥商量时，郑孝胥并没有表现出溥仪所料想的那种兴奋。“辗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显妥帖。”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是不以为时机完全成熟。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挑战”。罗振玉先前与日本人打交道，成了双方联络的红人。郑孝胥担心此次支持溥仪速去东北，首功被罗振玉抢了去。于是便上演了上面一出。
在这各种不同想法里，静园里越不能安静了。
还不等“静园”里对出行的事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表示：他们对溥仪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认为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同时，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溥仪宣传，最好是立刻动身出行，日本军方是决心支持溥仪上台的。
溥仪在天津住了七年，对日本军政方面的摩擦、猜疑，多少是有点知识了。这时溥仪对于军政双方的“发言权”上，也有了新的看法。溥仪认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现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在这一期间，溥仪的师傅庄士敦，也出现在溥仪面前。他为了溥仪的“前途”表示髙兴。他同时请溥仪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序文，他说将在这书的最末加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这似乎也暗示了庄士敦的意见。另一方面，溥仪先前派到东北打探消息的人也陆续带来“利好”消息：日本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北，而东北的遗老也可以随时响应复辟。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是促使溥仪急于动身的因素。“静园”里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溥仪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溥仪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待下去了。
为了增加去东北的把握，溥仪还会见了日本关东军方面一个重要人物——土肥原。
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人（另一人是板垣）。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前期的土肥原主要在参谋和特务机关任职，后来逐步走向前台，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份，统领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溥仪和土肥原见面寒暄之后，转入正题。土肥原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逐步打消了溥仪的顾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在日本当局的策动下，溥仪秘密离开“静园”，潜往东北，开始他的傀儡生涯。
参考：《我的前半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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