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践者的锲而不舍 ——在广西偏僻山区做教育实验的德国青年卢安克
特约撰稿 蒙令华
本报记者 汪一新
他最怕别人这样描述他:“一个外国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贫困的山村,愿意吃苦,具有崇高的精神。”这不是他谦虚,而是他非常担心媒体误读。在他看来,一旦成为公式化的先进人物,很容易把许多标签贴上身,活生生真实的自己反而消失了,那肯定不是他——卢安克。
从广西首府南宁往西北方向前行约308公里,就到了一个叫东兰的县城。新的公路刚刚修好,如果没有碰上下雨塌方的话,坐中午12时的中巴车,只要1个小时,就能到达一个叫板烈的村庄。
卢安克(EckartLoewe),这个来自德国的青年人,就住在板烈小学简陋的教具管理室里。床是上下铺,上铺放着一大堆书。小偷总以为这个老外身上一定有钱可偷,于是瞅准卢安克不在时撬窗而入。小偷挺恼火,根本见不到什么钱,只好拿走了手电筒。
这个满头金发、高大而瘦弱的青年人,说话时的语气平和舒缓,不急不躁;当你和他说话时,他整个身体向你前倾过来,那一双银灰色的眸子专注地望着你。他穿一件宽大的假冒名牌运动服,显得瘦削,也许是缺少营养所致。
一年前,卢安克刚从林广屯搬到这里,继续教书(他负责教五年级的美术课)、研究和翻译,通过小学教育实验来进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写成书。
卢安克,德国汉堡人,今年32岁。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1990年夏天的那次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这个德国青年的人生——从此中国广西的这片乡村成了卢安克实现理想的热土。1992年夏,他来中国东南大学留学,1993年2月转学到广西农业大学,与一群来自广西农村的中国同学朝夕相处。
卢安克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农村义务教书。他发现了中国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普遍问题,比如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压抑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又比如过于注重应试,忽视了素质的培养。他想告诉天下的家长: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理念,他就永远找不到自我的力量。父母应当让孩子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之所以选择去农村,是因为卢安克觉得,山区农村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新的教育。
一个学生曾对他说:“我一方面觉得你像大人,另一方面又像小孩。”卢安克说:“如果成熟意味着对理想的放弃,我不愿成熟。”
经过努力,卢安克到广西阳朔中学教初一、初二。学校还同意他自由选择上课方式,但卢安克不能接受学校发的500元工资,只接受了免费食宿。因为他做的是义务教育。后来,卢安克又先后找到了广西阳朔县兴坪镇大坪子八一初中和东兰县隘洞镇的初中教书,教授地理、美术和英文。
很多人不能理解卢安克为什么不去挣钱。来中国前,他的父亲,一个退休老师,也很担心儿子今后不能赚到钱。
为了尊重父亲,卢安克找了一份能赚钱却并不适合他的工作——卡车装卸工。他每天要扛3000个包。因为累,回到家倒头就睡。他把赚到的钱全部交给了父亲。他告诉父亲一个道理:仅仅为了钱去工作,是可惜的。
后来,卢安克的父母理解他了,还资助他现在的工作。卢安克眼下用的钱,都是父亲从退休金里省出来的。不过也不多,一年5000元人民币,直到今年因为欧元升值和德国银行利息增加的原因,才变成了1万元。即使这些不多的钱,大部分也是用在复印资料和捐款上,还用于学生的医疗费,剩下的归他和学生一起用。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与孩子的天性合作》,花费了数年的心血,可是他对出版社的要求是:稿费多少不计较,但希望把书价定低一点,让更多读者能买得起。出版社后来给的4000元稿费,他直接让出版社捐给成都一所学校了。在德国,有不少人钦佩卢安克,便捐钱给他,他很快把钱转捐给了香港的一个教育基金会。
卢安克在各地奔走,总是坐慢车、买最便宜的硬座票甚至是站票。到了乡下,他尽量搭乘农民的拖拉机。他说,看见农民辛苦而自己坐轿车,心里不舒坦。他在广西几个地方教书,人家多半免费提供食宿,他每月的花费一般不到100元。
卢安克不是没有办法挣钱。以他的知名度,到处都有学校想跟他“合作”,或请他去讲课。可卢安克知道,一些学校在乎的不是他的教育方法,而是想借他做广告。他们看重的是赚钱,根本不敢给他一个真正的实验机会。卢安克说:“一个人其实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一个人利用他的所谓名气去挣钱,今后人们就不会相信他了。”
2001年7月,卢安克离开隘洞中学,来到了更偏僻的东兰县坡拉乡广拉村。他住在一个学生家里,签了两年的租房合同,每月租金10元。
经常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他说:“我的选择是对的,以升学为目标的学校怎么敢让我做实验呢?”
他的教育观点是:“学生成绩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价值,只能说明一个人能否适应考试。根据应试标准教出来的学生,在毕业之后的简历也是标准的,他们很难做出特殊的有创造性的事情。”他在自己的《与孩子的天性合作》一书里也写道:“标准的考试方法是考察一个人犯多少错误,而不是考察他的才能或者表达能力。考试成绩的标准是:一个人的‘才能’不可能超过100%,不能超标。如果一个学生的才能超过标准(主要是创造方面),他应该得到比100分高的成绩。可是,应试教育并不承认这种才能。”
卢安克对“学校”的设想是:“最理想的学校是没有什么固定模式的学校。学生必须自己考虑需要什么,怎么实践,怎么发明,要自己做出来。没有这种实践过程的学习,学到的常常是死板的概念。”
卢安克的学生在听了他的课后,惊喜地说:“我们从来没上过这么精彩的课,老师让我们有了发现的眼睛。”
但是他的学生仍必须参加考试,在升学时对付不了考试,就会被淘汰。因此,卢安克最后不得不离开学校。虽然教育实验困难重重,但他并不悲观。他说,失败,未必不是收获,从中可以找到成功的启示。
可是,离开正规学校后,该怎样继续从事教育?从哪里入手呢?
他决定从培养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着手,于是办了一个学习班。他一直强调:他想带给学生的,只是“他们完成任务需要的才能和力量”。至于“什么才是任务,应由每个人自己去寻找”。
卢安克招的学生,基本上是因经济条件差、没上过学的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他们只会方言,连普通话也不会说。所以卢安克还得先教他们说普通话(他的普通话很流利)。
卢安克不想布置“任务”。他把学生召集起来,通过集体的合作慢慢寻找属于他们的“任务”。村里人希望卢安克帮他们找到资金造一座桥,他觉得这是一个学生学设计的机会,便带着他们一起做模型、做实验。虽然这座桥尚未修建,但通过设计,卢安克的学生得到了很多锻炼。又有一天,卢安克带着学生画了第一张反映全村面貌的地图,在修改地图时,他跟学生一起对着图纸上商量怎么改造村里的环境。学生说,村里的小路下雨时泥泞得简直没法走;太阳晒的时候,因为路旁没有树又太热。于是,卢安克因势利导,跟学生们一起设计了三条路,并通过做实验来充分论证怎么修路,人走着才能舒服,怎样才能满足人和牲畜行走的实际需要,以及在哪个位置需要种上树来遮挡强烈的阳光……
卢安克的孪生哥哥卢安思知道学生们的方案后被感动了,马上决定出钱资助来实现他们的计划。2002年11月20日,在卢安克和学生们的发动下,全村几乎每一户人家都出动来参加修路。十几天后,这条230多米长的小路修成了。卢安克的学生们,都为此感到骄傲。
卢安克推广的华德福教育,是一种著名的教育模式,它起源于德国,全世界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所学校、1000多所幼儿园及60多所教师培训机构应用了这一教育模式。华德福教育最大的特点,是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华德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校时的成绩不一定很好,但进入社会后,无论身处何地,都极容易适应环境。
卢安克在东兰教书的事情经过部分媒体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些人给他写信甚至跑到东兰找他,要求跟他一起住。可是,这些人却看不起这里的农民,这很让卢安克难过。卢安克想的是:如果我跟他们好,就会隔断我与农民的关系。我要做农民的朋友,那就不能理会这些外来客人。
卢安克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报道东兰县350个每月只领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呢?”本来,卢安克还打算在城市开展一些教育活动,可是由于媒体报道产生的影响,使得他不愿意再公开搞活动,觉得不如躲藏在别人找不到他的地方。他对我们说,真想搬到半山腰的村庄去。
卢安克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了7年,除了教书,还把教书的体会和他的观察写成了《与孩子的天性合作》一书。接着他又写了第二本书,目前正在修改之中。2005年春节前夕,卢安克又用父亲寄来的1万元中的一部分,自费印了3000册他翻译的书。
卢安克在中国多年,有人知道他只是在农村义务教书时,钦佩之余,这样说:“你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去管别人,这太不现实了。”
也许,卢安克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人不合适,可是正如他所说:“人生的路,是由每个人自己找到的。”
卢安克说:“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一方面说佩服我,把我神化了,一方面却又对我说‘你应该挣钱’,要求我像他们一样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2004年,他坐农用拖拉机出了车祸,在山村口受了伤。他没有一点怨言。后来,卢安克应成都一所学校的邀请,前往交流。可是就在那一天,当经过那个出车祸的村庄的时候,卢安克竟然涌出了一种深深的眷恋,他说:“我觉得已经无法离开这个地方。”
他已经活脱脱成了一个“农村青年”。只要村里人喊一声,爱干农活的卢安克马上就跑去帮人家干活,犁田、割禾、打谷子,什么都干。卢安克不光喜欢干农活,而且是个干活的好把式。到现在,卢安克帮村民打谷子已经打了5年了。有一年,他看到农民们使用的脚踩式脱粒机很笨重,效率不高,便运用他的工业设计知识,设计了一个新型的脱粒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现在村民们使用的是卢安克设计的脱粒机。
在记者准备发表本文的时候,卢安克发来一份电子邮件:
我无法阻挡记者的报道。但是要声明,千万不要太关注我。一个人如果要老是惦着“自我”,那么他就不可能为社会做出一份事业来。
近年,教育改革遍及全球,我国大陆的素质教育,我国台湾、香港的学制改革、英国的德育改革,美国的家庭教育运动等等,改革冲击着传统的教育模式。习惯说法,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既然教师的工作对象是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灵魂,那么,对人的灵性的培养是否教育的本质之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以人类灵魂和灵性为本的全人教育(HOLISTICEDUCATION)体系实践于50多个国家,700多所学校,1000多所幼儿园,60多所教师培训机构,它就是起源于德国的华德福教育。华德福教育理念:“以人为本,以爱为本,顺应人的生理和思想意识的发展,培养人对生活,对自我的观察力、判断力,给予自我生命的意义和方向,寻找自我在世界中的定位。”接受华德福教育的人在学校的成绩不一定好,但走出学校后,无论他身在何处,适应环境快,生存能力强,奉献精神佳。
卢安克(ECKARTLOEWE),德国人,华德福学校毕业,1999年9月至2000年7月在中国广西阳朔中学和阳朔县大坪子八一初中教英语。一年华德福教育实践,他感受很多很多……9月2日,在新千年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他对记者谈在中国的经历和感受。他的感受尽管有偏颇之处,但兼听则明,并可能提供给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一个新视角。
卢安克13岁那年想自杀,因为同学常欺负他,欺负他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反抗,越不反抗越受欺负,卢安克精神濒于崩溃。时年45岁,做建筑师的卢安克父亲改行学教育,为救儿子,成了华德福小学教师。在华德福学校里,卢安克得到一个任务,负责礼堂灯光调试,这个任务使他找回自信。今年31岁的卢安克说父亲: “他很伟大。”卢安克成人后从事的所有工作--帮助残疾人或孤儿这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以助人为乐。
1999年3月,卢安克第二次到广西,想在他熟悉的地区尝试华德福教育。“因为很多重要的国家都有了华德福教育,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华德福,是个遗憾。”卢安克试图填补缺憾。此前,卢安克来广西阳朔旅游,阳朔风光和民风留住了他,他在阳朔高田乡北沟村居住劳动。按他的解释:“我喜欢农村,爱干农活。”华德福教育注重手工,卢安克谦逊地说自己头脑不太好,手还算巧。他设计的新型谷机,使农民受益。谁家缺劳力,其责任田里必有卢安克的身影。他的无私勤劳,助人克己,北沟村村民把记忆中的名字改造后送给他:“洋雷锋”。卢安克喜欢这称呼,以此激励自己的行为之一是常穿迷彩服,“雷锋是军人嘛。”他说。谁嘲笑雷锋,他便与人理论,挖出此人变质的内心世界。村民曾提议穿迷彩服的洋雷锋当村长。在卢安克填写的简历表内“特殊才能”一栏下,他这样写道:“我曾经在广西农村朋友家住过6个月,所以我觉得什么苦都能吃。”
他旁听小学课程,感慨:“应试教育是残酷摧毁人的灵性的教育体制。学生压力过大,精神负担过重,与生俱来的灵性被强迫压制了,孩子天才的创造力可能永远被野蛮剥夺了。”卢安克提建议改革,没人听。家长教会他一个词--望子成龙。于是他给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的子弟办学习班,教他们建筑、设计和英文。他想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但他的学生不感兴趣,他们热衷外出打工挣钱。家长又教他一个词--跳出农门。卢安克跟家长讲:“农村问题是教育跟不上,教育导致经济落后,你们的孩子学了本事,改造家乡不好吗?”家长学生都听不进,并笑他愚痴,不懂中国国情。卢安克见每天有人背着铺盖奔向城市,学习班只得散伙。签证到期时,他回了德国。在德国,他一边为再来中国打工赚生活费,一边把华德福教育书籍译成中文和写书《孩子的教育和改革》。他认定自己是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一分子,尽管无人聘请。
1999年3月,卢安克再到广西,他向官员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官员问为什么不选择好学校?卢安克不理解:“好学校已经有了好老师,我为什么还要去呢?不好的学校更需要我。”卢安克被分配到阳朔县中学,他教初一、初二年级两个班的英语。学校免费提供食宿,没有工资。卢安克珍惜此机会,希望华德福教育唤醒孩子的灵性,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卢安克用中文记录了1999年9月至2000年7月在两所学校任教的300个课时的点滴感受和思考。
记者摘录如下--
开学了,一摞课本发下来,学生知道了要学的内容,这样他就没有好奇心了。学生上完课了,以为就掌握了课本知识,其实不然。我发现课本上的问题他们都会,误使老师跟学生以为学到的东西都掌握了。如果老师不念课本上的内容,学生就没有能力回答,这不算真学会了。生活中的语言是活的,它不可能根据课本定下来。如果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只用于课本,不能活用于生活,我宁可不用,课本有让想象力、创造力萎缩的作用。华德福学校的老师是自己制定上课内容。内容必须跟发挥学生创造力有关,所以老师一定要下功夫备课。老师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学生永远学不会。学校还在用课本的原因,我想,用课本管理学生学习,老师方便些。
英文初中课本竟是我在幼儿园学习时的内容。课本上的图画有什么用呢?图画代替、破坏了学生的想象力。如果学生自己在课本上画画,这是一个给他创造的机会,自己在课本上的涂抹,能把接受的知识联系起来,为什么要给学生讲语法分析呢?对于12岁的孩子,就是模仿、记忆,理论是无效的。
要学生从四句英文句子中找出三个错句子有什么用?表达意思首先是语言感觉,是模仿,不是经过一番智力上的翻译思考才张口。中国的考试是考一个人犯多少个错误,不是看他的才能或者表达能力,结果是,华德福教育出来的德国人说英文时虽然会犯错误,可是他能表达自己,中国人虽然能帮德国人改正错误,可是不能表达自己。更可怕的是,因为中国人重视的是错误,不是才能,他不会对英文有真正的兴趣。他们在老师挑错误的压力下怕犯错误,于是不敢说不敢写,很多学生不敢念课本,他们在自信念得好的时候才敢说,结果是,他们失去了练习的可能。在中国学了十几年英文,仍然张不开口的人很多,教学方法上的弊病要改。
选择填空题影响学生说话的能力,使学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被动机械地做着必须完成的题目。
如果学生能造这样的句子:“Run like the kite,(雨像风筝)“Ican fly a bike(我能像自行车那样飞),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可是根据中国考试,这样的句子是错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其实,学英文是为了英文,不应该为了标准化。学生不是产品,我们的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像电脑一样把知识储存下来,而是把学生的灵性、创造力跟学到的知识联系起来。创造性是不能教育的,更不能计划。老师的作用是给学生发挥创造性的环境跟榜样。比如这样的句子:“How many apples can you see?”(你能看见多少苹果)不如改成“How many apples can you eat?”(你能吃多少苹果)这样,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创造力的第一步。感觉是在13岁之前培养的。为了想象力我不得不改造课本。比如:“I can’t___my pen.”学生要选find还是carry,选find平庸,不能发挥想象力,选carry想象上可以得到发挥。华德福学校推崇、珍视每一个孩童的与众不同,用各种创造性方法组成丰富的教程,最大可能挖掘出儿童的天分。我认为学生根据标准写的作业没有一点价值,所以我不留作业不考试,可是学校要求我考试,以达到教学管理目标,我没办法。每一节课,我准备两小时,我不按“teacher sbook”教学,而是按我自己的方法,目的只有一个:把学生在课外的兴趣引导到课堂上来,给他们留出最大自由发挥的空间。我鼓励学生尽量运用学过的词汇、语法讲自己的事,不限长短。通过介绍,学生第一次知道身边同学的特长和爱好。我讲的内容都是能在外国环境中运用自如的语言。我还让中德同龄人用英文互相通信。通过此方式,练习了学生的听说写能力又开阔了眼界,最重要的是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每天这么说,下课铃响的时候,他们说不要休息。学生跟我说: “从来没上过这么好玩的课”,“你不批评人”。他们跟我找到了没有压力的感觉,模仿我的语言表情动作。以前老师讲到哪了,他们都不知道,这真可怕!
如果学生为了满足标准而学习,会让学生的兴趣萎缩。反过来,学生要感到学习内容与自己生活有关系,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学校要执行上面制定的教学任务。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好奇心像金子一样宝贵,但是高级技术在使孩子的创造力萎缩。技术越简单,越能发挥孩子的创造力。多媒体在使学生的实际经验减少,因为有了多媒体就不需要自己动手,自己是多媒体时代的被动接收者。阳朔中学花很多钱实现了有电脑支撑的“高级课程”,他们以为,多媒体越完整,学生接受得越多。其实这样让学生接受的都是没有活力的,脱离人间的死的知识。多媒体课程越完整,学生创造力越少。孩子们常常处于各种运转的机器当中。许多过程因为太快,学生视线跟不上,孩子的认识感觉被复杂的电子部件代替了。手是延伸到外边的大脑,人类最初的体验是手指触及到的东西才算是真正被掌握了的东西。闲置的手等于失去创造力的大脑。中国人喜欢看VCD,看别人的东西,德国没有VCD,而录像机普遍,他们喜欢看跟自己有关的东西。德国儿童受的教育是自己亲手缝制的娃娃比商店的娃娃好。创造和创造力在将来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将来的工作机会不是老板给的,而是人家要自己开发的。另一个例子,学校手工课被砍掉的理由是没钱,实际上,校门外的黄泥可以捏出任何东西,这样的手工课并不需要钱。钱是搞好教育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没有钱办不好教育,这是没有责任感的人的借口。 华德福教育的全部课程以让孩子感到生命的欢乐为宗旨。到大学阶段,学生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对学习有极大的热情。这些学生拥有发现的眼睛和改革者的精神,当他们下决心做某一件事时,似有改变地球的勇气和信心。
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是为了让子女将来扮演社会成功人士的角色。所以,逼迫孩子学习各种所谓本事。其实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不需要这个角色,当他们感到自己是为父母而学时,逆反心理极容易使父母的希望破灭。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别人的要求,他永远不可能找到自我,华德福教育使我找到了自我。一个 12岁的小孩跟我说:“我觉得你既像小孩也像大人。”他说得对。一个成年人说我“不成熟”,我理解他说的成熟,可能是对理想的放弃,这个我反对。
某种教育方法必须是老师自己感兴趣的才会有效。华德福教育不是换个课本或者学会技术上的操作后就能运用它。华德福学校的老师需要非凡的爱心和献身精神。我曾看见一个音乐老师在门口抽烟,他让学生听磁带,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学生弹吉他?他说农村孩子学音乐没什么用。华德福教育是“把每一个儿童当做独立的人来看待”。天使难倒还有城乡之别?我任教的学校有50%的老师想调动工作,他们首先考虑房子、工资待遇,而不是我能为这个学校做什么。一个老师想调城里的理由是城里的厕所干净。谁都抱怨学校厕所脏,但就是没人打扫。这样的老师怎么会批评一个折断蝴蝶翅膀后又踩碎蝴蝶的学生?
中国的考试题目不管学生的想法和感情。如果要让学生发挥创造力的话,必须废止标准考试。老师要考虑怎么能让学生的想法跟课题有关,这样的话,老师会发现,原来看起来很笨的学生实际上有特殊才能,他的才能只是处于冬眠而已,复苏才能是老师的责任。考试带来的恐惧对于未满14岁的小孩的身体有很大伤害,考试会影响心理和身体发育。为什么有些成人的梦境总是失败的考试?没有考试的话,学生会自信得多。如果毕业等于考试完了,有学生希望在考试之后放弃和脱离学到的知识。表现形式之一是他们燃烧课本。可是学习不应是这样的结果,不应是为了完成任务就强迫忘掉,学习是为了好好生活。
学生成绩不能说明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只能说明一个人能否适应考试方法和标准。学生成绩不可能超过标准。如果学生的才能超过标准(创造方面),他应该得到比100分高的成绩,可是中国教育不承认超过计划的才能。实践证明,标准的学生,其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特别容易萎缩。我当学生时经常有机会偷偷地把考试内容抄下来。可是我感兴趣的不是成绩,而是做一个老实人。中国有回报老实人的作法吗? 某些中国人智力很高,他们什么都知道,可是缺少感觉和动作,也没有改变的意志。比如说学雷锋,人人嘴上有,可在名利面前,做雷锋的人就少了。五讲四美的目的不是讲而是做。中国人从小的教育是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献身,为人民服务,一些成人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他所受的教育。农村子弟上了大学,基本不会重返家乡,其实他家乡正需要他的知识,毕业后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设国家,正是他受教育的结果。相反的是,他首选国家最富裕的地方。还有出国不归,特别是公派出国不归的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与成人后的选择分裂,岂不是说归说,做归做?腐败分子的智力更高,他在一边搞腐败,一边教育别人无私奉献。 很多人跟我说,在中国实行华德福教育不可能。他们说得对,华德福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我接触的老师不可能全身心奉献学生。教书之外还追求其他享受的老师不会全身心投入。以我的经验,上课完了,人很疲劳。看电视、玩电脑、交女朋友、喝酒、赚钱是不可能的。还有很多人经常说服我,我应该接受学校愿意发给我的 500元工资。“你不能不要钱”,他们说。按照中国法律,我不能要钱,更重要的是我要做一个老实人,不诚实的人怎么能做老师?我追求我的理想,如果放弃理想就是成熟,那我不愿意成熟,我愿活在理想里———中国的素质教育和华德福教育不矛盾,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我。
卢安克在阳朔中学教书一学期后,“他们没再让我教第二个学期”,他说。“尽管你教得很有趣,也受学生欢迎,但考试成绩不理想,我们有升学率,有考试制度,有标准……”卢安克反问:“小学升初中已不考试,为什么还要大考小考不断。”学校的一句“没办法”,卢安克无言以对。之后,他去了他想去的“最艰苦的地方”--大坪子八一初中。该校没自来水、电话、不通公路,食堂每天只有一个青菜。周六周日,卢安克帮人干农活。半学期后,他被八一初中以相同理由婉拒。离开广西后,卢安克惦记学生,写信询问情况。学生回信:“洋雷锋:好玩的课没有了,现在的课死板,没意思……”
现卢安克滞留京城,写书,寻找继续实验华德福的机会。卢安克离开广西前,以德国RUDOLFSTEINER教育友好协会中国办事处的名义给中小学发了100封信:“如果你想了解华德福教育,我愿意去咨询,你们学校越偏僻,我越愿意去。”并免费赠送华德福教育资料。
现卢安克注册了只有他一个人的办事处,“为的是工作起来方便些,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个组织,不是个人行为了。”在旁人视卢安克行为“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管别人,不现实”的声音中,留学美国的黄晓星硕士认为卢安克现实,“他抓到的是一根清晰的线--致力于华德福教育;舍弃的是虚无缥缈的烟--从众追名逐利,按他的性格和志向,若从众,肯定是睁着眼瞎追。于是他放弃了,现在的路是他必然的选择。为理想坚定不移,这是华德福教育的成功。卢安克的成功不是人们俗常见的成功;卢安克的实际是清楚自己要抓住什么和能抓住什么。
能否抓住?卢安克答:“前面的路我不管,只管做好眼下能做的一切。”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