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尉犁县县城东南约180公里的地方，有一处遗址叫做营盘，它拥有一座圆形的古城和上百座古墓，被一些学者誉为“第二个楼兰”。
营盘古城遗址
2004年，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和同事技术部主任汪自强来到这里。等待他们的，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文瑛等人。
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揭取、修复一套从营盘 M15号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干尸服装。
这究竟是怎样一套服装，竟能得到来自杭州、新疆两地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
这一切，皆源于盗墓贼在营盘历史上疯狂的窃取行为。
其实，早自斯坦因开始，作为“楼兰道”中的主要城镇营盘就一直饱受盗墓的痛苦。不仅是他曾经在营盘挖掘了大量的文物，其他盗墓团伙也在这里挖掘了众多文物。
营盘，几无安宁。
考古人员不得不对这些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1989年，巴州文物普查队在营盘墓地清理被盗墓9座，而1995年和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两次发掘，共发掘墓葬112座，清理被盗墓百余座，出土文物400余件。
新疆考古研究所李文瑛在营盘城遗址
“营盘墓地共出土服饰等196件，有些是完整的，更多的是残片。”中国古代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薛雁介绍说，“新疆考古研究所曾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修复，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全部完成。”
这具干尸身上所穿服装，即是未被修复的文物之一。
赵丰说，干尸之所以能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是因为这座墓葬整体保存的完好性，尤其是他身上的衣饰，风格独特，而且大部分几乎无损。
“得把衣服从干尸上揭取下来，否则不利于衣饰的保护。”面对干尸进一步的腐烂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才有了赵丰和李文瑛之间于2004年那次历史性的会面。
汪自强和尼加提在工作
“干尸为男性，外衣纺织物是红地人兽树纹罽，是一种精纺的毛织物”李文瑛一边走，一边记录到，“它采用双层组织，形成重叠的上下两层，这种毛织技术，到了唐代，又被丝织技术所借鉴。”
“而从图案题材看，树下对兽的纹样形式在波斯装饰题材中很常见，裸体人物的造型则鲜明地表现出希腊罗马艺术的特点。”李文瑛继续写道，“综合以上人兽树纹罽的艺术、技术特征，推定它源于中亚大月氏—贵霜王国。”
红地人兽树纹罽袍
红地人兽树纹罽
“2004年7月14日，我感觉那可能是新疆历史上最热的一天。”汪自强回忆说，“当地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朝北的房间，非常热，为了剥离工作，我们首先要对干尸还潮，这道修复工序即是将干尸放在一个用塑料薄膜罩起来的密闭空间内，加湿回潮。所以我们这些在现场操作的，人人大汗淋漓。”
干尸在加湿中，室内异常闷热，赵丰在一旁记录
干尸服饰保护修复中
“在两天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干尸所着绢内袍的前胸、领口、绢面毡袜的袜面袜底、腰间所挂香囊的镶边上都有贴金，用金特别多。”汪自强判断，这种贴金技术是汉魏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印花工艺。
干尸脚底上的贴金
“男尸的裤子，在一开始时大家根据简单观察都认定是毛，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后发现是丝。”赵丰谈及，“这件织物，很可能是把用中原地区丝线做成的丝绸，拆除之后，用于当地重新纺线制作而成的。”
干尸的绛色花卉纹刺绣绢裤
在进一步的比对和实验中，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剑发现，干尸身上纺织物的染色成份包含了西茜草和茜草，一种是古代新疆营盘当地一带的特产植物，而另一种则是中原地区的植物。
这也再次证明了李文瑛的论断。在墓主人生存的那个时代，中原和西域往来频繁，西域各地丝织技术得到了发展，这才有了如此精湛的织造工艺。
刺绣线的丝纤维
“在揭取衣物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干尸背部从肩到足踝都衬有薄木板，层层白绢带将人体和木板缠裹成一体，两臂、手甚至每一根手指都仔细一一缠裹，之后才将衣、外袍穿戴整齐。”李文瑛和赵丰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葬俗。
修复前的干尸
修复后的干尸
而李文瑛通过对纺织物图案的研究，对比同一地区其它断代明确的墓葬后发现，这具干尸的年代大致为东汉末至魏晋前凉时期，很可能属于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
干尸的微笑
至此，关于干尸的一切都真相大白。墓主人所展示的高规格棺具、服饰，都表明了其不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服饰中所表现出的异域风情和中原影响，则证明了营盘 地区当时因丝绸之路的存在，而出现了东西文化融合的现象。
修复团队合影，右五为赵丰
如今，关于营盘的其它出土纺织物已经送到了杭州。
“2011年，考古所挑选其中50件交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大学组成的团队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作为数字化项目的主持者，薛雁很期待最终成果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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