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

　　▌呼延云

　　北京市近些年一直大力实施对公共厕所的改造，深得民心，最新一项举措是北京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公共厕所开始改造。中国自古，在“入口”上极尽奢华之能事，珍馐美味数不胜数，但在“出口”的问题上，除了达官权贵之家，向来都是肮脏不堪。而一个真正现代化的、文明的社会，不可能“顾头不顾腚”，所以，看着街头巷尾的公厕品质不断改善和升级：配备儿童坐便器和低位洗手盆、设立供残疾人使用的专用卫生间、安装老年人用的扶手、加装空调和新风系统……点点滴滴都能感受到社会的进步。

　　从公共厕所的角度“抚今追昔”，更能让人觉得今天生活的幸福，比如，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百年前北京的公厕，只有一家有“屋顶”。

1915年，北京城墙边，晒干粪便用于肥料。(荷兰)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摄

1900年左右，北京，前门大街和城门。据说当时整个北京城只有一个男茅房有房顶，位于前门大街路东的大蒋家胡同。

盛锡珊绘“掏粪的”（《老北京市井风情画》）

　　一 市民

　　每1700人有一处公厕

　　直到清末，北京城内尚无现代意义上的公厕，大多数穷人家都是在屋后或墙边空地乃至库房角落掘个小洞，再并排摆上两块石板，其上各承一只脚，跨着如厕。后来有所改进的是，大杂院里辟出一块地方盖了女茅房，而男茅房则设置在街巷里，且极为简陋。北京文化学者王永斌先生在《老北京五十年》一书中回忆：“用碎砖头围个围墙，露天没有顶子，在地上挖几个坑，埋几个小缸，小缸左右各放一块砖头，人就踩在砖头上蹲下大便。”就这种有点儿公厕“雏形”的男茅房，还不是官方建的，而是私人粪场为了掏粪方便而修的。这些男茅房里屎尿横流、蝇飞蛆蠕的景象自不必说，更糟糕的是只有墙围，没有房顶，别说下雨下雪了，就是下刀子，赶上内急也只能撑把伞蹲着去。据说当时整个北京城只有一个男茅房有房顶，位于前门大街路东的大蒋家胡同里，正门上门楣正楷书写“二本堂”三个字，里面粪坑小便池都比较整齐，算得上是那个时候的“顶级公厕”了。

　　直到1906年，外城卫生局才从事公厕的修建。到1918年，差不多各街巷都有了公厕，白墙蓝窗户，多设于热闹街市以及胡同口或中间，绝大多数跟过去的男茅房没有区别，仍然采取传统的粪坑形式，只是稍加改良以便于清理而已。直到后来，才开始修建一些模范公厕。“侧重防蝇严密，一律加设双层纱门，其粪坑后门俱用铁制，以资坚固，至坑上蹲台，系用铸铁板制造，以便刷洗，不易损坏，又厕内尿池设于贴窗之外，俾使车夫担夫，可于入厕之后，得自看顾己物。”如此“贴心周到”的公厕，实属难得，可惜数量只有六处，分别位于朝阳门内大街、交道口南大街、珠市大街、地安门迤西大街和东西长安街。

　　据北平市卫生处统计，至1934年，全城共有617处厕所，约每1700位北平市民才有一处，“且大都建筑寡陋，不合卫生原则”。《京话日报》上就有人撰文曰：“一进门，噎个倒仰儿，在内稍待片刻，终日不能去怀。”当然比这更糟糕的是，很多市民还没有养成去公厕内便溺的习惯，依然是“哪儿避人就来一泡”，搞得街巷里臭气熏天。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北京繁昌记》中就回忆：“北京近期设置了‘官厕’，但还是屡屡撞见随意拉屎撒尿，在路口的角落和暗处一带蹲踞野恭的先生，所至之处粪便处处可见。”

　　面对这种情况，市政机构在很多地方钉了“此处不许小便，违者处以五元以下罚金”的木牌，但效果不大，甚至有巡警在制止随地大小便时遭到“多管闲事”的谩骂……由此可见，改变陋俗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二 粪夫

　　敢抡粪勺子跟巡警对打

　　不管是大杂院里的女厕，还是胡同里的公厕，都需要有人按时清扫带走粪秽，从事这项工作的就是粪夫。

　　粪夫分倒马子的和捡粪的两种。倒马子的是指打扫女厕所者，因为北方女人用木制马桶，多放在大杂院内的女厕。粪夫每天推着架有用荆条编的元宝形长筐的粪车，担着尿桶进城，然后到院子里把女厕内的马桶搬出门外，在门口冲刷；而捡粪的则是指打扫公厕者，他们要在每天人们晨起如厕高峰之前，“背上肩着粪桶，手里拿把粪勺”，去清理粪坑。

　　粪夫的工作极为辛苦，且污秽不堪，何况工资又很低（清末民初每户每月只要一角到五角不等的清洁费），所以从事者甚少。这也导致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粪夫自认为掌握了城市卫生的权力，由此开始拿大作梗。《京报》上曾有报道：“他们向例是三天两头歇工，下雨下雪，更不能出来工作，尤其在三九或三伏的天气，不管人家家里的遗矢怎样满坑满谷，臭气熏天，他们（仍旧）是十天扫除一次……所以你若稍微得罪他们，他们便老实不客气地对你怠工，弄得你毫无办法。”

　　还有就是收集粪便之后，推着粪车穿城而过，臭味儿自然也与之齐头并进，《晨报》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粪夫行至热闹的商业街，一边大喊着“靠边借光”，一边猛力推行，“及至游人闻声，车已收驰不住，当时翻倒，粪秽满地，秽气四溢”，如果正好在饭店或者银号门口，那么店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依不饶的，往往是一顿互殴。还有新闻报道，粪夫把粪车专挑人多的地方推，“滴流满地，臭气四溢”，巡警前去拦阻，粪夫置若罔闻，最后甚至抡起粪勺和巡警干仗。

　　面对这种情况，北京市民发出了“取缔粪夫”，更换为更专业的清洁工人的呼吁。市政公所、卫生局和警察厅也就控制粪车路线、改良粪具等事项多次公布章程或下达命令，但每每遭到粪夫工会的抵制。日本学者加藤镰三郎在《北京风俗问答》中还记录了一次粪夫们的罢工，“打扫茅厕的有几天不去，他们的屋里就臭的不得了，粪夫他们也知道这个毛病，所以才敢跟警察厅抵抗，警察厅看见他们这种举动，也是气的了不得，于是乎叫巡警带着清道夫打扫前门一带的茅厕。”这场罢工最终以“警察厅所订取缔粪夫的新章暂且缓办”才算完事。

　　直到1936年，专门成立了处理粪便事务所，要求粪夫限期领用卫生局制成的铁制粪车和粪桶以及带盖的木桶，起初也遭到粪夫们的强烈反对，但在事务所严厉取缔结合劝导教育之后，终于更换成功。

　　三 粪阀

　　视粪道如生命线

　　粪夫们之所以敢如此，关键是背后有人撑腰，这里就要说一说造成老北京的公厕及粪便处理长年处于劣况的罪魁祸首——粪阀。

　　这话可就长了，得往前追到乾隆年间。当时由街道厅规定了四城城外的粪场子掏粪的范围，就是划出城门附近的城内几条街道，若干胡同，由某某粪场负责掏运，又在这范围内的僻静处所，指定他们设立茅房，粪便自然也归他们掏。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几条“粪道”，而控制这些粪道的粪场老板，就是所谓的粪阀。

　　粪场的所在地多在内城以外。旧京东城南城多富户，排泄的粪便有油水，施在地里有“力气”，所以朝阳门、永定门等城外的粪场都是一些资本大、工人多的大场子，而西城北城外的场子只能收一些次粪。粪场将收到的粪晾成粪干儿后，一辆大车能装十五六筐，每筐卖一元，可售十六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如果计算一下每天全京城的人如厕的量，就知道粪阀们虽然十指不沾泥，却绝对可以鳞鳞居大厦。所以，粪阀们把粪道视为生命线，其他粪场子的粪夫绝对不许掏粪和清理，否则就以偷粪论处，旧京常有一景，就是两拨儿粪夫抡着粪勺子大打出手，往往就是抢夺粪道所致。

　　这么搞下去，乱子越闹越大，地方官厅出面调解，让粪阀们持“白字”（一种原始私人字据），找三家连环保铺，到左右翼去“税契”领照，从此粪道划清，打架的少了许多，但粪道更被粪阀们视为私产了。既然如此，成本压得越低，越能挣更多的钱，粪阀们当然没兴趣整修厕所和改善粪具了——反正谁上厕所也不能舍近求远，对公厕的卫生环境再大皱眉头也得排泄到我的粪道里，那老百姓就只能忍气吞声受着了。于是乎民国老北京的公厕之肮脏，非笔墨可以形容，平时就下不去脚的地方，赶上夏天雨后，对稍有清洁观念的人而言，无异于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折磨。

　　出生于1939年，自小在北京长大的文史学者张国庆先生在《老北京忆往》中，描述过老北京粪场子最后的一段光景：当时的阜成门南护城河东岸城墙下从月城外墙到现在的月坛南街相对的地段，一拉溜儿都是粪场子，在月坛西侧南营房南面与西面的边缘地带也有几处较小的粪场子，这些粪场子所占地势都比较高，怕的是夏天雨水大，所晾的粪干儿遭水泡，一来粪场主自家遭受损失，二来会挨附近街坊的骂。

　　“制作粪干儿的过程是：粪车把粪尿混合的粪稀运来，倒在由垃圾土、炉灰、渣土等混合在一起围成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范围内，与这些土再进行混合。待混合均匀后摊成薄薄的一大片。等晾干了，再用一种特制的弧形口儿的长把粪铲掇成鱼鳞状的小片儿晾晒成粪干儿。”张国庆那时在位于南营房的圆广寺小学上学，放学总能看到人们在粪场子里面劳动，“我知道的这几处粪场子是在1952年初才陆续清除干净的，为阜外大街和月坛地区的大规模改建工程拉开了帷幕……”

　　也正是从那时起，一个干净、整洁、卫生的北京褪去了历史留下的泥垢，焕然一新地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