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家庭参与、生育与母亲就业：
来自中东欧的证据
编译作者：温敏 王嘉昊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中欧和东欧的国家目前面临的低生育率、移民流失和低死亡率引发了它们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担忧。在历史上，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妇女的受教育以及生育权利得到了扩大，广泛建立的婴儿和儿童的保育规定更是进一步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然而，在这些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后，自由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国家的福利政策逐步被取消，产假和育儿补贴被大幅度的削减。虽然持续推进的性别革命正使得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得以加强，但这些职业女性在成为家庭照顾者的同时，还要面对外部工作的压力，双重的负担正使得她们难以维持，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压力导致了生育率持续低迷。由此可以看出，性别革命的前半部分是有问题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平等观念的持续增强，可以预见的是男性将与女性一起进入到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即性别革命的后半部分将会慢慢浮现。那么，随着男性逐渐“回归家庭”与妻子共同参与到家务劳动与育儿责任中，生育率以及女性就业的程度真的会提高吗？文章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人口学家们广泛地分析了西方国家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即性别革命）与上个世纪生育率下降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指出：在性别革命前半期，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同时她们也仍然扮演着家庭照顾者的角色，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造成了社会失衡，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然而随着性别革命的推进，在性别平等意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平衡会即将出现，即男性和女性一起进入家庭的私人领域，这将会加强家庭连结，并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作为这一假设的宏观证据，有研究已经表明，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性别平等促进了生育率的提升。然而，针对这一假设，一些学者却提出了异议：一方面，提供父亲家庭参与和生育之间积极关系证据的研究侧重于生育意愿而不是实际行为，尽管生育意愿的确是生育行为很好的代理变量，但是某些社会经济或是意外因素将会阻碍其实现；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大多使用回顾性信息，无法确定父亲事前参与对事后生育的因果影响。
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在两个及以上，以及被研究国家的生育率正在持续增加或保持稳定，文章推断夫妻双方平等地分担家务劳动将可能有助于实现理想孩子的数量。基于此，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父亲在第一轮调查期间参与家务及育儿劳动会增加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
其次，文章指出父亲的参与也可能与母亲的就业有关。但关于伴侣支持与产妇就业的文献较少。一项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丈夫的支持会促进妻子生育前的工作意愿。Almeida (1993)在对加拿大夫妇的考察中发现，妻子较长的就业时间与较低的育儿比例及家务劳动相关。结合现有文献分析，文章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父亲在第一轮调查中参与家务及育儿劳动会增加母亲全职工作的可能性。
最后，由于之前的研究将生育率与产妇就业放在一起分析只考虑了它们双方的互惠关系，而忽略了伴侣的支持对这两个决定的潜在影响。基于此，文章结合前两个假设进一步提出假设3：
假设3：父亲在第一轮调查中参与家务和育儿劳动会增加生第二个孩子和产后全职工作的共同可能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家务和育儿参与有所区别。家务（尤其是女性类型，如洗碗和打扫卫生）被视为比育儿更繁重、更不愉快的活动。由此，作者推论，相比于育儿，父亲参与家务劳动对生育决策以及女性的工作都更为有效。
三、研究数据和方法
文章选取了传统上女性就业率较高的五个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总和生育率均低于更替水平，在就业率方面女性与男性基本相平），使用了世代和性别调查（GGS）两期面板数据，通过logit模型分别从男性和女性视角对该问题做出解释。在对样本的选取上，基础限制条件为：第一轮调查中的样本为已婚且正在工作的个体，有一个小于3岁的亲生孩子，在第二轮调查中孩子的母亲/父亲仍然是被调查者的伴侣。在此基础上，文章在第一期调查中选取生育计划（打算在接下来的三年内生孩子吗？）、生育愿望（你想要孩子吗？和你的伴侣想要孩子吗？）、就业意愿（你打算在未来三年内放弃你的有薪工作吗？）这三个变量通过排除否定性质的回答进一步缩小和细化了分析范围，从而保证了第一期样本中的受访者为生育意愿与就业意愿较强的个体（受访者都有工作）。分析的子样本为：
1.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想要/打算再要一个孩子的个体
2.夫妻双方都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家庭
3.打算在接下来的三年内继续工作的个体
4.打算继续工作并且想要/打算再要一个孩子的个体
5.打算继续工作且双方都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家庭
基于第二期调查，文章构建了三个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使用二分类法对其进行赋值。具体赋值标准如下：
1. 受访者在两轮调查期间生育第二个孩子（包括在第二次访谈时怀孕）为1否则为0
2. 受访者在第二次调查时有全职工作（每周至少工作40小时）为1否则为0
3. 受访者在两轮调查期间既生育了第二个孩子且又有全职工作为1否则为0
解释变量为第一期调查中的父亲的家务参与和育儿参与，两个变量均有四项指标。作者通过因子分析分别构建了男女两性在家务和育儿参与的指数（分为0-10分），其中“5”分表示伴侣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相等，受访者个人参与程度越高（即伴侣参与程度越低）则分值越低。在回归分析时以受访者所在国家的家务和育儿分值中位数为标准，定义高合作伙伴（伴侣的参与度等于或者高于该国家的中位数标准，赋值为1）和低合作伙伴（伴侣的参与度低于该国家的中位数标准，赋值为0）。
在控制变量方面，文章选取了年龄、受教育程度、伙伴关系满意度、性别平等、家庭收入等问题，分别从个体以及家庭特征两个维度对样本进行控制。并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将误差集中在国家层面。
四、研究发现
表1：丈夫“回归”家庭对妻子生育二孩的影响（以低合作伙伴为参照）
在生育二孩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参与家务活动显著地提升女性的二孩生育概率，平等分担家务活动是职业女性选择多生孩子的重要驱动力。相反，母亲的家务与育儿参与对男性的生育意愿并不产生影响。这是因为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参与中的贡献并不相同，且女性总是更多地承担家务和育儿活动，男性则在其中发挥边际贡献，所以女性对伴侣所提供的家庭支持更有感知。
表2：丈夫“回归”家庭对妻子的就业影响
（以低合作伙伴为参照）
进一步，在全职工作方面，父亲在第一次调查期间参与家务劳动与妇女在第二次调查期间全职工作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即丈夫参与家务劳动会促进妻子的就业，而男性全职工作的概率则不受任何家庭劳务分工的影响。
表3：丈夫“回归家庭”对妻子生育-工作联合决策的影响（以低合作伙伴为参照）
然而，当考虑二孩生育和全职工作概率时，根据表3结果可知，父亲参与家务的作用在女性所有的子样本中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但育儿参与则并不显著，这反映出了家务与育儿的异质性，也证实了作者的推论，相比于育儿，父亲参与家务劳动对生育决策以及促进女性就业更为有效。
五、结束语
文章表明，父亲的家务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女性生育二孩和全职工作的可能性，也对女性生育二孩及全职工作的联合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父亲在育儿方面的参与仅提升了女性生育二孩的概率。这证实了男性的家务活动参与能够有效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而为女性提升生育意愿与产后回归公领域提供支持。由此可见，平等分担家务劳动有助于夫妻缩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距，推进性别平等在私领域的发展也将加强在公领域的两性平等。提倡男性在家庭中的参与、鼓励家庭内部夫妻分工的均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破解低生育率困境的有力途径。
原文出处：Fanelli E, Profeta P. Fathers' Involvement in the Family, Fertility,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 Demography, 2021, 58(5): 1931-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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