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元年起，中国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中曾有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 …
明朝末时，崇祯帝对于这个烂摊子简直就是焦头烂额，外有后金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可以说，1644年的时候，是一个多事之年，正月初一，李自成的起义军终于成了气候，在西安成功称帝，建立了大顺。几天之后，李自成的起义军稍稍修整之下，立即拔营出发，浩浩荡荡的大军很块渡过黄河，直逼北京，大明王朝危在旦夕。
崇祯帝心急如焚，群臣全部都召集在一起，研讨退敌之计。可是，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个结果。散朝之后，官至左中允的李明睿偷偷献计崇祯帝，叛军来势汹汹，眼看着形势危急，目前来看退敌是不可能的，为今之计，只有迁都南京，才可以解决眼前的困境。
大敌当前的迁都不同于和平年代，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时间，也不是全部搬迁，而是俗称的“逃跑”。这在以往的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当年兵临城下，赵构被迫逃亡南方，“迁都”了不是一次两次，一路上走走停停，这才最后确定下杭州。
现如今的崇祯帝和当年的赵构还是有区别的，至少。在掌握的南方版图方面就不同。当年的赵构其实没什么后路，也是没什么目的性的迁都。崇祯帝在南京早有一个小朝廷，只要人一到，就是准备好的迁都了。
之所以有这手准备，是因为在一年前崇祯帝的朝廷就讨论过迁都的事，毕竟，农民的叛乱四起，国家形式危机，做好几手准备也是理所当然。只不过，迁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小事，而且，从当时的形式来看，这“迁都”二字其实很敏感，不是个好话题。
所以，一群人商量来商量去，怕最后横生枝节，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过去了。现在迁都的事情被重新提上来，崇祯帝也开始仔细考虑，于是广泛争取群臣的意见。这让许多大臣的心里开始琢磨，认为这皇帝老儿想要逃跑，又爱惜名声，所以找替罪羊来了。
其实，崇祯帝还真的不是这个心思。大明虽然在开国之时比较追求独裁专制，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明朝的内阁还是使得皇帝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比之前还没有废除宰相的时候更加严重。
皇帝想要做出一个决定，并不是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做到了，而是要各方票拟，然后，广泛搜集意见，最后，通过了才能真正实行。在此之前曾有皇帝连续十几年不上朝，但是，国家并没有乱，而是依然按部就班的运行，就是基于这种国家运行机制。
在大明，皇帝想要做一件事其实阻力是十分大的，比如：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事件，万历年间的立太子之事，等等。这些都说明，其实，越是到了明朝的晚期，皇帝的手里剩下的权力就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到了屈居内阁之后的境地。
此时，国家的行政权力几乎都在当时的内阁和其下的六部手中。现如今要迁都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然是了不得的大事，皇帝一人说了不算，必须要取得众位官员们的同意才行。可是，这个建议一经提出，顿时引起了朝堂官员的一致反对。
有人提出了往年的旧事，当年：土木堡之变的北京也曾经危亡，朝不保夕，也同样是有人提出迁都，但是那些认同迁都提议的人都成了大明的耻辱，而对迁都提出坚决反对的于谦就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英雄。
再者来说，现在来说李自成的势力很大，推翻明王朝看来可能性不小，有些官员心里就开始打自己的算盘。毕竟，是做惯了官的人，到时候国家换了主人，他们再换个主人不就行了，做什么非得折腾来折腾去。
于是，一时间，朝堂争论激烈，崇祯帝见此情形，也终于将迁都的心思彻底去除，称：“祖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如今贼人窃国，如果，他一人离开，不仅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万千百姓。所以，这个都，他不能迁！”
李闯王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只剩最后一丝气血的大明，经过这番激烈的讨论争议，最后，做出了不迁都的决议，等待他们的是起义军冰冷的铁蹄和大明王朝的彻底终结。后人对此也难免感叹，迁都不成，明朝才至此亡了。
眼看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崇祯帝杀了妻儿老小，剩下的能逃命都逃命去了。
第二天一早，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他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崇祯临死前说了一句：“诸臣误朕也”估计也是对当时未迁都一事的懊恼与悔恨。
参考资料：
『《汉南续郡志》、《明史》、《历数中国十大亡国之君：并非都是昏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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