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张玉能作者简介：
张玉能，男，1943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430079
原文出处：
《民族艺术》
内容提要：
实践美学尚在完善和发展之中，并未走到穷途末路，非要被“后实践美学”所超越的地步和窘况，倒是应该重树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从它的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入手，系统全面地研究实践、对象化、人化自然及其与美学问题的关系，使实践美学完整起来，成为当代美学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联系生活和艺术的实际，使其更具生命活力。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7 期
关 键 词：
实践美学 话语威信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68(2001)01-0020-09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掀起了一股要求“超越”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时代的热潮。一时间，各种批评实践美学、宣布实践美学为“古典形态”，“泛美学”的言论也不断出现，同时在批评声中又声称建立了“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生存美学”等“后实践美学”。
这种态势本来是一种学术繁荣、思想活跃、思维多元的令人鼓舞的现象，不过，由于对实践美学的发展把握不准，对于实践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并未真正了解，主要凭一种主观热情和宏观扫瞄的粗疏理解，就轻易地作出了一些并不准确的判断，急匆匆地宣布了一些并不新鲜的设想。
从实践美学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目前国内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不是李泽厚，而是在几所高等院校中一些资深美学家及其所开创的学派。比如，以蒋孔阳为代表的复旦学派，以刘纲纪为代表的武汉学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山东学派。真正继续一贯地坚持和发展实践美学的主要就是他们，尽管他们具体的美学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的基础来研究美学问题，却是完全一致的。蒋孔阳在这个前提和指导之下提出了“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在创造中”；刘纲纪提出了“美是自由的感性显现”；周来祥提出了“美是和谐”，“美是辩证发展的和谐”。此外，像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师大学派所主张的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以聂振斌、滕守尧为代表的“审美文化派”关于“艺术化生存和审美化生存”的观点，都与实践美学有着形形色色的联系。至于其他各个高等院校中自编或通编的美学教材，据我所知也大多以实践美学为主导倾向，也或多或少在学术渊源上与上述各个资深美学家和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劳承万主编的《现代美学原理纲要》，李戎、周均平主编的《美学通论》、《美学概论》，齐大卫著的《美学与艺术引论》等等。 可是，前段时间对实践美学进行批评和力图超越的一些学者，却仍然抓住实践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至多到80年代初的代表人物李泽厚。李泽厚从50～60年代参加全国美学讨论，以年青学者姿态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美学四大派（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之一的“社会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且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的实践观美学。但是，也就在这同时，从《美学四讲》(1989)比较系统的表述来看，李泽厚由于受康德主体性哲学的深入骨髓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所谓“人类学本体论”的不准确概括，实际上逐步在产生偏离实践而走向主体心灵（心理结构）的趋势，并且最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应该说，从提出系统的“情感本体论”开始，李泽厚就已经走出了实践美学的范围，更无力代表实践美学的主流方向了。然而质疑实践美学者仍然以李泽厚为靶子，当然只能是一种无的放矢或者目标不明的论辩。其实，李泽厚90年代以后，尤其是移居国外以后，基本上很少系统地涉及美学，而多半关心着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其美学观点几乎仍然坚持在《美学四讲》的主要观点和水平之上。 因此，真正要质疑实践美学，就必须找来90年代出版的蒋孔阳的《美学新论》、刘纲纪的《传统文化、哲学和美学》、周来祥的《再论美是和谐》等著作，才能真正地了解实践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不然的话，任何辩驳都将是错位的，无针对性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从实践美学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状况中，应该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急匆匆地超越它，而是在梳理、澄清实践美学的发展轨迹的基础之上，真正发挥出它的生命力，重建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当然，与此同时也应该反对那种话语霸权主义的旧习气和恶劣风气，让实践美学进一步完善、发展下去，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一股活水和一道激流，为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作出贡献。
我们之所以认为实践美学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还因为我们看到，实践美学的基础——实践观点、实践唯物主义，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还刚刚经历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面系统阐述的历程，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也需要花大力气才可能得出一点有益的理论收获。点点滴滴的积累才可能在恢复实践美学的实践观点、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实践美学的完善和发展。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可是，我们以前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影响下，违背了辩证法，对实践也采取了形而上学的态度，看不到实践的含义和结构的多层累性和开放性，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文字中寻章摘句，进行“注经式”的阐释（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得出一些看似确定不移、一成不变的概念、定义，实际上却把实践的含义和结构给简单化、封闭化了。
据我初步研讨，实践是一个多层累、开放的概念，它至少包含这么三个层累：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而这三层累又分别包涵着自己的内在系统：物质交换层包含着三个系统：工具操作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社会关系系统；意识作用层包含三个系统：无意识系统（需要冲动系统）、潜意识系统（目的建构系统）、意识系统（情感中介系统）；价值评估层也包含三个系统：合规律评估系统，合目的评估系统，合规律和合目的相统一的评估系统。这三个层累和各自的子系统组成了实践的结构，并且相互作用，交错运动构成了人的社会实践，其基本形式是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和社会斗争。它是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象化活动，既是物质资料和体力结合的活动，是感性、物质的活动，又是有目的的、渗透着观念形态和意识活动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的改造自然的活动，还是一个不断评估活动本身及其结果，以调节整个过程，运用规律性来达到人的目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活动。
正是实践的这些含义和结构决定了美学的问题的特征，尤其决定了美的特征。
实践的工具操作系统，作用于劳动和活动的对象，改变了对象的外观形式，使其不但可以为人的实用目的和物质需要服务，而且能产生出使人产生审美快感的外观形式，因而这就决定了美的外观形式性。
实践的语言符号系统，使得对象的外观形式的改造不仅可以直接在实物上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感觉器官和符号化、语言处理来进行，这样的实践就更加自由，而也可以通过语言符号的感觉，更加全面、自由地展开，并且最终可以用符号化、语言化的外观形式来代替实体的外观形式，从而使人能在实践中更好地通过感觉器官全面肯定自己的本质力量，也突出了对象的可感性，这就决定了美的感性可感性。
实践的社会关系系统，直接决定了人的生产虽然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它的对象、工具、手段、结果等等都脱离不了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对于人的实践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因而对象的外观形式就会在实践中与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发生间接的，理性才可以理解的象征性涵义，这就决定了美的理性象征性。
实践的需要冲动系统，决定了实践活动本身的具体展开，由于需要分为物质性、缺失性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需要或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精神性、丰富性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伦理需要或自我实现需要），因而实践活动也会有不同性质，面审美需要是一种精神性需要，它所引发的审美活动就必然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或者说是超越或扬弃了生理性需要的精神性活动。这就决定了美的精神内涵性。当然，这种美的精神内涵性与美的理性象征性也有千丝万缕联系。
实践的目的建构系统，使得实践活动在“需要——动机——目的”的运动之中建构起一定的目的，并以实现这种目的为指归。审美需要决定了审美目的，是要超越或扬弃实用目的、认知目的以及伦理目的的急功近利方面的，因而，审美目的的建构所展开的审美实践也就超越或扬弃了一切直接的实用功利目的。这就决定了美的超越功利性。
实践的情感中介系统，当然是从实践的意识系统中发展起来的。人的意识系统包含着认识（知）、感情（情）、意志（意）的心理活动，它们三者分别对应着科学、审美（艺术）和伦理（道德，政治等）三大领域实践。因此，审美实践中情感（与审美需要相关的精神性感情）是最为充分的心理活动，情感还通过自己的驱动、定向、弥散的功能，成为从认识过渡到意志的中介环节，最终审美活动表现为充满情感的特征，这种实践活动的审美情感的中介性就决定了美的情感中介性。
实践的合规律评估系统，使得实践活动向着合乎自然、社会等必然规律方向调节、控制，从而保证其成功。这就决定了美的合规律性，即美的创造及其对象化的美一定要合乎规律性。即使有些违反规律的性状，如三寸金莲、束胸勒腰、穿鼻刺嘴等，在特殊的条件下形成为“美”（畸形美），然而在实践的发展中终会因其不合规律性而被淘汰或修正。
实践的合目的评估系统，使得实践能向合符人的各种目的的方向展开，从而达到实践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本质。这就规定了实践的合目的性，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它又规定了美的合目的性。
实践的合规律和合目的相统一的评估系统，使得人的实践活动真正能够运用规律来实现人的一定目的，从而达到一定的自由，这种自由以外观形象显现出来就成了美的属性和价值。这就又规定了美的自由显现性。
或者我们可以更简括地说，实践的物质交换层决定了美的外观形象性（包括外观形式性、感性可感性、理性象征性），实践的意识作用层决定了美的情感超越性（包括：精神内涵性、超越功利性、情感中介性），实践的价值评估层决定了美的自由显现性（包括：合规律性、合目的性、自由性）。因此，我们可以给美作这样一个界定：美是显现人类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
我们发现，不仅实践范畴需要不断深入研究，而且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在我国目前也未得到全面系统科学的阐释和建构。哲学界先是争论实践唯物主义的合法地位，80年代以后有了一个比较共通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的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然而，至今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具体组成部分，特别是关于实践本体论，都存在着不同理解。因此，要想真正推进实践美学的发展和丰富，首先应该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研究明白，既回到马克思，又适应现代和后现代的变化和提问。
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应该包含着这样三个基本部分：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
实践唯物主义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晶。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时代至16世纪，世界哲学尤其是西方（欧洲）哲学盛行的是自然（宇宙）本体论，集中探讨自然（宇宙）的本原和本体。但是这一千年左右的探讨，特别是中世纪的神学探究，使人陷入神秘主义，并且感到，人的认识能力能否达到自然（宇宙）的本原，才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转而集中研究人的认识和认识能力，产生了所谓“认识论转向”。这种认识论转向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一直到康德的“批判哲学”才算告一段落。认识论的研究使哲学家们感到还是要研究认识的依据——人及其社会。因此，从叔本华、尼采开始，为了研究人的认识还得研究人和社会的本原是什么，因而就产生了“人学本体论”或叫“社会本体论”的转向。正是在这种由认识论转向人学本体论（社会本体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诞生了。 实践唯物主义拒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从物质本体论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出发，寻找到了人的最根本的生存和存在的依据——实践，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认为人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和社会的本原和本体，从而建构起了现代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者被人们所称谓的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践，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是人和社会的存在之根。在社会实践中，自然界被改造为与人关系密切的、能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化自然”，人的自然也被改造为脱离动物本能的“人化的人”，这种人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之间在实践中不仅构成实用关系、认知关系、伦理关系，而且构成审美关系，即，对象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人也能使对象成为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的实践达到一定自由程度的产物。这种审美关系及其自由体现在人的主体身上就成为美感，即人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到自身产生的自由感和精神愉悦，它在对象上体现出来就生成为对象的美，即显现了人的特定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而艺术创造和艺术作品则是这种审美关系的意识形态的成果和结晶。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把美、审美、艺术当作实践的产物合乎逻辑和合乎事实地显示出来了，是美学问题的解答的哲学基础。
实践认识论，从实践本体论出发，认为人的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唯一源泉，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出发，经过感性认识到知性抽象认识再到理性具体认识的，然后再回到实践的过程，因此，认识是：实践—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不断反复的活动过程。而认识真理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实践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正是在这种实践认识论的指导下，人类的审美认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从对世界的外观形式的实践改造和变形，经过情感的中介作用（驱动、定向、弥散的作用），达到以感觉的方式全面地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到自己。这种审美把握世界的方式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艺术，因而，艺术也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因此，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包括创作和欣赏）既是人对世界的能动的、“实践—精神的”、审美的反映（把握），也是人类以审美的方式创造世界的感性显现，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到自身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肯定的特殊方式。实践认识论使得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理解，由反映的层面深入到实践的创造的层面。
实践的辩证法，既包含着揭示自然、社会等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客观辩证法，也包含着揭示人的生存及其思维的主观辩证法，还包含着人类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它们一起揭示了整个世界（自然、社会、人的思维）的变化发展规律。它们这些变化发展的规律的揭示，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因此，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成为人可以把握并能够运用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手段，也就是人由必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中介。
实践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美、审美和艺术都是人们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手段，它们自身也都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因而，它们既展现了人类的合乎人性、合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性，也显示出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体的具体差异性。这些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根源都在实践本身之中，也会随着实践而显示出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因而，美和审美及艺术，必定会有合规律和合目的的相统一的自由度的客观标准，即相对的客观标准；也有其随着实践条件不断变易的开放的性质，即没有绝对的标准。因此，美、审美、艺术就一定是恒新恒异的创造。
由此可见，实践唯物主义从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不同方面，可以合乎逻辑、合乎事实、合乎历史地解释美学和文艺学的千古之谜，并且并不封闭这些领域中的真理，而且不断开辟通往这些领域中的真理的道路。因此，重建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应该是当今的当务之急，是澄清因社会转型、文化转型、观念转型而产生的某些必然混乱现象的有效措施。
当然，要想重建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还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那就是，要把实践美学的理论研讨与人们所关心的日常生活中的美学问题以及艺术中亟待解决的美学问题密切结合起来。
美学历来被人视为玄而又玄的玄学，它长期以来封闭在象牙塔内谈玄论道，似乎已被默认为正常。实际上，我国近代以来的美学热的几起几落，都已雄辩地证明，凡是美学可以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美学就会悄然兴起。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的美学研究及相应的美学热，中国30～40年代、50～60年代、80年代的美学热，都是社会上对人的外在美和内在美的追求、社会对美学的实际需要而引发和维持的。 从实践美学本身来看，既然从实践观点出发来建构美学体系、研究美学问题，当然就应该充分地关心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美学问题，要把这些“形而下”的问题与“形而上”的探究联系起来，从小处着眼，从一点一滴的美的创造开始，关心人们的服饰、发型、美容、居室的装点美化的美学问题，关注人们语言、行为、心灵的美的塑造。这样才可能引起人们的实际兴趣，感到美学并非象牙塔中的学问，也不是云中的高不可攀的，而是渗透到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声音笑貌、穿衣戴帽、饮食起居、接物待人等等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而且对这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加以理论的阐释和提高，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样美学理论与日常审美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够使实践美学的话语，成为有实质内涵的话语交流，而不成为纯粹的空洞的能指的游戏。只有这样，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才会实实在在地重振起来，而且有可能持续发展，成为大家需要的话语，可以理解的话语，可以参与对话的话语。
艺术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是美学研究的中心对象。因此，要重建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实践美学也不得不花大力气来关注艺术，关心艺术中的一系列美学问题，研究艺术的生产与艺术的消费、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接受，艺术中一切可以涉及到美学的问题。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实践美学认为，艺术是人们“实践—精神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艺术的多方面、多层累的本质，既不能忽视艺术的审美形态，也不能忽视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既不能忽视艺术的美学特征，也不能忽视艺术的政治蕴涵；既不能忽视艺术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也不能忽视艺术的伦理教化功能；既不能把艺术简单地当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不能把艺术纯粹地归结为无谓的游戏；既要看到艺术的个性特色，又不能把艺术当作私人的渲泄，……说起来，这些都应该是实践美学的艺术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要真正在批评实践中、理论阐述中完全做到这些基本原则，那却是十分艰难的。然而，如果实践美学不能解决艺术家、批评家、读者观众（接受者）所面临的这些具体、实际的问题，那人们要这种空头的实践美学又有何益呢？ 说起来，也许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说，比如要重建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还要做到实践美学话语可以与当代其他美学流派对话，要能回答后现代、后实践、新人类、另类、新新人类、另另类，这些相关的美学和艺术的观点和人们所提出的形形色色问题，并且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等等。
实践美学只有重建话语的威信，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前途。实践美学的信从者们，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