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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英国首次举办丢勒大展,三次欧洲之旅如何成就这位“北方达芬奇”?
2021-02-22 18:19:01

本文经在艺App授权,原标题《20年来英国首次举办丢勒大展,三次欧洲之旅如何成就这位“北方达芬奇”?》作者:带你一起学收藏的

《罗德和他的女儿们》,丢勒,1496-1499年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自视甚高的天才少年,

欧洲绘画史上酷爱自画像第一人,

北方文艺复兴的引领者......

三次出游欧洲改变了丢勒什么?

3月6日,展览“丢勒之旅:一位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旅行”将于英国国家美术馆拉开帷幕,这是近20年来首次在英国举办的丢勒大展。

天赋异禀的丢勒,不仅在艺术创作方面成就颇高,而且还涉猎数学、建筑学等多个学科并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而被誉为“北方达芬奇”。

本次展览将以“丢勒的欧洲游记”为主题,带领人们走入丢勒于15-16世纪游历意大利、荷兰等地的旅程,了解其与在地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探究他个人的艺术创作在这一时期受到的影响及发生的改变。

100多件丢勒的绘画、素描、版画和私人信件等即将展出,重要展品包括《圣母子》、《罗德和他的女儿们》、《圣杰罗姆》。

其中特别值得说道的,便是借展自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圣母子》。

《圣母子》,丢勒,1496-1499年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这幅画作系丢勒于1499年完成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与意大利艺术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80年所创作的一幅《圣母子》,在构图方面如出一辙。不过这可不是什么艺术史上的“抄袭”事件,相反,其实是两位艺术家私下的切磋交流。

当时,二十多岁的丢勒满怀抱负前往意大利游学,途中便结识了贝利尼。当他看到贝利尼所作的这幅《圣母子》时,深深地被打动了。尽管圣母子一直是宗教画中最普遍的题材之一,但贝利尼的演绎别有意味。

《圣母子》,乔凡尼·贝利尼,1480年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可以看到,他对轮廓的处理非常巧妙,并非是以线条来呈现,而是借用光和阴影的交替,因而画面显得更加柔和自然。人物身后半掩的背景布,为远处的风景留出一席之地,观者的视线得以在前景和背景中自由游走,整体更有空间感。

再加上,贝利尼在色彩方面也有讲究,从佛兰德斯画派中领悟到的“油性媒介”画法,使得他在用色上可以能够呈现更加深浓的颜色,于是画作中的层次感会更加丰富,真实感也就更加强烈。只须看一眼画中的圣母便会明白,在颜色浓重的背景布和绚丽的风景映衬之下,神性和人性的光辉可以说是自然流露。

就是透过这样一幅结合了文艺复兴早期的自然主义美学和宗教题材中的神圣虔诚的小型礼拜画作,丢勒看到了区别于自己以往的绘画风格和技法,他心驰神往,于是也依照着作画一幅,这就有了1499年丢勒《圣母子》的诞生。不过,贝利尼对于光线和氛围的处理以及色彩的运用,影响的不只是丢勒,同时也启发了后来的乔尔乔内和提香。

当然,丢勒游学的收获可远不止于此,而且此次意大利之行也并非是他唯一的出游经历。这仅仅是二十多岁的丢勒的人生开端,而欲要了解他的精彩,则实在不能错过他于15-16世纪间的欧洲游学之旅。

极具天赋的“自拍”少年

丢勒的传奇是从小开始书写的,1471年他出生于德国纽伦堡的金银匠世家,少年时便依照家庭的传统在作坊里学习手工艺,并获得了一些绘画方面的训练。父亲本想把他培养成一名首饰工人,结果他却对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展现出极高的天赋。

13岁那年,丢勒用银针笔为自己画出了第一幅自画像,并在画上写道,“1484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照着镜子画了自己。”精准纤细的笔触间,蕴藏的是一位少年对于自我诚实的观察和审视,且不谈画像是否足够“美”,单单是画自画像这件事便已经让他成为欧洲绘画史上第一人了。

《自画像》,丢勒,1484年 /奥地利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藏

父亲看到了丢勒对于绘画的热情和天赋,应允他追求绘画事业,并在他15岁那年送他去当地最优秀的画家迈克尔·沃格穆特(Michaaeel Wolgemut)的工作坊当学徒。学习期间,丢勒先是临摹老师的作品,逐渐掌握了多种绘画技巧,并建立起对艺术法则的认知。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他开始以大自然、人体、植物等为描绘对象进行细致的研究,慢慢走上独立创作之路。

更重要的是,当时丢勒所在的这个沃格穆特大工作坊,经常会接一些制作木刻插画的订单,客户通常是当地最大的印刷商兼出版家安东·柯贝尔格(Anton Koberger),他同时也是丢勒的教父。因此,丢勒得以在学徒期间接触到铜版画技巧,这为他后期在版画艺术方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90年,三年的学徒生涯告一段落,顺利出师。当时在德国有师满学成后游学实践的传统,于是丢勒也走出画室,开始四处游历。他沿莱茵河畔一路考察学习,法兰克福、科隆等城市都有他的足迹。1492年,丢勒前往科尔马,想向他仰慕已久的版画大师、植物手绘画家马丁·施恩告尔(Martin Schongauer)拜师学艺,不料到达之后才知道大师已于1491年去世了。于是他参观了施恩告尔的工作室,并且收藏了许多他的版画和素描,一方面是为了缅怀,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学习。

虽在世时素未谋面,但丢勒后来的版画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施恩告尔的影响和启发,他也被视为继施恩告尔后又一伟大的版画家。为了致敬施恩告尔,丢勒还在自己的版画作品中,特地绘上了与施恩告尔画作中相同的异域植物。而当年离开科尔马后,丢勒并未立即返回纽伦堡,而是前往巴塞尔等城市继续游学。这段旅程直到1494年才结束,途中所见所闻以及累积的创作素材,都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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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求知的意大利之旅

丢勒所处的15-16世纪,实际上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晦暗的一段时期。尽管资本主义关系开始在欧洲萌芽,德国在政治上却仍然处于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上饥荒和病疫(黑死病)的肆虐侵袭,人们的思想信仰和身体都饱受创伤,更不要提艺术文化的发展了。但与此同时,“文艺复兴”的光辉却已经逐渐普照以意大利为突出代表的欧洲大陆,一个开放而又繁荣的时期悄悄拉开了帷幕。

当时,丢勒的好友皮克海默(一位人文主义学者)正好在意大利留学,通信时他经常向丢勒描绘当地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文艺复兴运动,丢勒听说之后可以说是心驰神往。1494年秋,丢勒开始了新的旅程,他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一路南行前往意大利游学。

在威尼斯旅居的半年,丢勒醉心于意大利蓬勃的艺术发展氛围和突出的造型艺术手法。而且对比德国当时在艺术文化方面的疲软不振,意大利艺术家在当地备受尊崇的气氛让他十分羡慕。于是,丢勒不仅将他所观察和学习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绘画风格和技法融入到创作中,更将他的愿景和希冀藏于画笔之下。

1498年,丢勒凭借为圣经中的《启示录》所作的一组木刻版画插图轰动一时,引得世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版画这一在当时并不流行的艺术领域,也让他在西方版画界站稳了脚跟。

《四骑士》,丢勒,1498年 /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

《四骑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画作,生动地刻画了分别代表战争、瘟疫、饥荒和死亡的四位骑士在末日来临之际审判世人的场景。疾驰的骏马上,“战争”拉弓,“瘟疫”挥剑,“饥荒”手持天平,“死亡”高举三叉戟,誓要斩除人间的所有罪恶。

中世纪以来德国人民饱受战乱和饥荒折磨的苦痛被丢勒看在眼里,于是他借这类当时在德国家喻户晓的故事来暗示和讽刺社会的丑陋和黑暗,其中蕴含的思考和表达叫人无不称奇。

《自画像》,丢勒,1498年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

同样是在1498年,丢勒所作的一幅《自画像》,更是十分耐人寻味。丢勒穿着滚边紧袖外套,内搭镶有精致花边的抽褶衣,头戴黑白撞色条纹软帽,肩上还搭着一条褐色斗篷,宛如一位潇洒的骑士。

这里可以看到,他对于造型的处理,明显带有了意大利风格。庄重典雅的人物造型、富有层次和质感的衣物纹理,都是那一时期意大利造型艺术的显著特征。但同时,他又保留了北方画家在刻画事物时的精细入微,十分严谨、细致。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则喻示着他前往意大利的那段奇妙之旅。

但即使年仅二十多岁的丢勒已经创作出了《启示录》这般被视为文艺复兴版画的典范的大作,艺术家在德国的地位仍然是低卑的,甚至几乎只是等同于“手工艺工人”。因而可以看到,自画像中的他气质自信从容,却又隐约流露出一丝忧郁气息,不甘与愤懑在心中暗涌。至于手戴白色手套,则也是在隐晦地暗示对于改变艺术家社会地位和故乡文化精神风貌的殷切希望。

《自画像》,丢勒,1500年 /慕尼黑美术馆藏

丢勒的这种愿景,在1500年所作的《自画像》中得到了更加极致的表达,甚至让当时的人有些费解和难以接受。首先,这幅画像乃是一幅正面肖像画,其中丢勒长发披肩,身穿华贵的皮毛大衣,于肃穆的纯黑背景中正面而立,目视前方,眼神坚定。

在当时,人物肖像一般都是描绘侧脸,正面姿态被视作是神圣的,通常只能用于画上帝与耶稣之类的具有极其崇高和神圣地位的人物,因而丢勒这一举动在世人看来是大胆且冒犯的。另外,画中他将右手置于胸前,指向心脏位置,做出一意味不明的手势,有人推测他是也在模仿耶稣。

《救世主》,达芬奇,1490-1500年

其实跟达芬奇的《救世主》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丢勒似乎真是把自己当作耶稣来画了。他太想向世人表达,艺术家也是如同上帝般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改变世界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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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出发:

将文艺复兴进行到德国

对于世界的探索和求知,丢勒似乎有着无尽的热情,因而他从未停下脚步。如果说,1494年首次探访意大利是让他初步感受到了南方文艺复兴的热烈与欢腾,那么1505-1506年的再次出发意大利,则是丢勒誓要扮演“文艺复兴的传教士”这一角色的壮志宣言。

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受到了古典数学观念的影响,而且那时科学与艺术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艺术家们反而十分重视科学理性的表达,因而画作中的造型往往给人以客观、真实而又明晰的感觉。但在当时的德国,艺术家们作画时却更多地根据直觉和经验来创作。

丢勒在首次游学意大利时便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深深为意大利画作中极具理想古典美的完美人体形式及其背后的艺术创作法则所吸引。于是他开始关注“比例”和“测量”,将科学的观念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他已然全心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而文艺复兴思想也透过他的作品缓缓汇入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意志地区。

丢勒第二次前往意大利,也正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和研习人体比例学和透视法等数学原理的奥秘,并试图在“人体与性格”(可以理解为“科学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

《亚当与夏娃》,丢勒,1504年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丢勒作于1504年的铜版画《亚当与夏娃》,便是他基于科学理论指导,根据他对古典人体比例的研究而作。他将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人体比例法则运用到亚当与夏娃的造型上,描绘出具有完美人体比例的两个理想化人物形象,不禁让观者联想到阿波罗和维纳斯。

透过这幅画,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丢勒对于理想主义的古典美的深切渴求,也正因如此,让人从中感受到的更多是科学理性上庄严静穆的人体美,那种意大利式人物性格上的感性优美倒稍稍是有所欠缺了。

不过丢勒虽没画“优美”,却将场景中的动植物刻画得十分精细和深刻,因而两位人物得以被妥帖地安置在与动植物为伍的原始森林中,使得这幅画经得起细细观看和琢磨。这是原本北方画家擅长的自然主义的体现,也是丢勒在结合了南北艺术风格后自成一派的对于“美”的表达。

《亚当》(左) 《夏娃》(右),丢勒,1507年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藏

当然,丢勒的追求可远不止于此,1505-1506年第二次游学意大利归来后,他于1507年重新创作了油画版本的《亚当》与《夏娃》。画中的夏娃灵动自然,左手去摘禁果,右手轻扶树枝,动作婀娜而富有舞蹈性,形态细腻优美;亚当头发散乱,嘴微微张开,左手捏住一树枝遮羞,右手置于身后略显拘谨不安,与夏娃互为呼应又形成映照。

相较1504年那幅,这两幅画作中的亚当与夏娃显得更为轻盈和柔软,身体富有弹性,“鲜活感”扑面而来,之前所缺乏的那种意大利绘画中的感性优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更值得关注的是,人体不再是单纯按照完美的科学比例来“构造”,而是依照约等同于真人大小的比例来“描绘”,显得非常自然和真实。而且,画中的亚当与夏娃都被塑造为“行动中的形象”,象征着他们已从神坛走向人间,也表露了文艺复兴对“人”的关注。

而多年的旅行学习,也让丢勒得以结识同时代的文艺复兴画家,与他们一同交流创作经验。他在意大利就经常拜访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乔凡尼·贝利尼,贝利尼对于色彩和光线的把握以及他对宗教画题材的独特处理技法,深刻影响了丢勒。开篇我们所提到的那幅《圣母子》,便是丢勒在看过贝利尼所作的同名画作之后创作的。

关于两人还有件流传的趣事,据说当时贝利尼十分佩服丢勒绘画作品中的细致严谨,便问道他用何种绘画工具能画出这般精细的发丝,丢勒听闻便向他展示了自己最常用的画具,一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铅笔,让他大为惊叹。

此外,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也与丢勒会面交流过。据说丢勒赠予拉斐尔一幅自画像,而拉斐尔也回赠了一幅自己的画作表示谢意。

两次意大利之行虽短暂,但对于丢勒来说却是收获颇丰。一开始,他看到了科学理性观念与艺术的碰撞,并将其运用到创作中,悉心研究构造理想完美的人体。而后,他又认识到了艺术的非理性特质的重要性,并将其保留下来。最终,他在科学严谨的理性美和自然真实的感性美找到了平衡。可以说,他的艺术创作历程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北方文艺复兴的缩影。

黄金时期,巨星陨落

之后的十几年间,丢勒仍然潜心创作,《骑士、死神与魔鬼》等诸多杰出的作品相继诞生。同时,他悉心研究数学、几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等多门学科,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因而丢勒不仅是画家,更是数学家、哲学家、艺术理论家、解剖学家、建筑学家等。

由他写成的几何学著作《量度四书》、艺术理论著作《绘画学概论》、科学著作《筑城原理》、关于人体的著作《人体比例四书》和《人体解剖学原理》等先后于其晚年正式出版,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骑士、死神与魔鬼》,丢勒,1513-1514年

此作于2017年在佳士得纽约售出,成交价197,500美元

1520年,丢勒前往荷兰游学,结识了胡果·凡·德·格斯(Hugo van der Goes)等许多重要的荷兰艺术家。也正是在1520年后,丢勒进入了创作成熟期,逐步向人文主义艺术思想迈近。

但不幸的是,他在荷兰之旅中感染了疾病,之后一直为病痛所侵扰。1521年7月丢勒返回故里,仍坚持创作,其晚年代表作《四使徒》便是于1526年完成的。

《四使徒》,丢勒,1526年 /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藏

1528年,丢勒去世,享年56岁,人文主义学者皮尔克海默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这座土丘之下,是阿尔布雷特‧丢勒的凡尘躯体。”

终其一生,丢勒都在学习、探索和实践艺术的道路上。他自视甚高,却又在创作时谦逊到了极点,一笔一画都一丝不苟。他不断探寻美的本质,他无穷尽地追求真知,他将自然与科学一同汇入灵感源泉中,生命不息,笔耕不缀。

正如恩格斯评价的那般,丢勒是同达芬奇一样,在需要巨人的时代出现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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