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验证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存在后，将银行样本进行分类进行货币政策对其影响的异质性分析。本文的分组回归采用了两种分组。
第一，按我国银行的性质进行划分。因我国各银行起步时点不同，发展历史进程不同，即使在现阶段各银行的经营业务、盈利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仍存在差异。
如我国最早的四大行发展至今，在资产规模和结构方面已非常稳定，其建立的风险管理体制也相对于其他商业银行来说更为健全。
因此，本文进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异质性检验时，将选取的所有样本分为6大国有银行(中宝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12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以此来研究货币政策对各类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差异性。
第二，按资本充足率的高低进行划分。因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指标导向，在21世纪初我国银行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后，银行监管机构加强了对其风险的监管，促使各商业银行对资本充足率指标的重视。
经过一段时期的严格监管，各银行已基本满足资本充足率标准，但鉴于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的动荡，我国银行监管仍以实行强监管为主。
随着银行监管的严格，我国银行目前受资本约束越来越强的现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高一方面体现对监管要求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而受到更为严格的资本约束。
因此，本文为研究受资本约束程度不同的银行面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选择资本充足率指标来分析货币政策对不同资本约束下的银行的风险差异性影响。
在按资本充足率对样本银行进行划分时，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数据排序后找出平均值为12.44%，以将银行样本分为资本充足率高的和资本充足率低的两类，来进行分样本回归。
因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以资本充足率为指标导向，在目前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各类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指标，在资本金规模以及资产结构的平衡发展中需要时刻考虑风险防范，提升风险覆盖能力，对风险资产、具有潜在违约风险的贷款投放等会受到各种约束。
因此，一般而言，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受资本约束更强，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受资本约束较弱。考虑到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约束的背景，按照资本充足率的指标分类来研究货币政策对受到资本约束不同程度的银行的信用风险的差异化分析。
结合4种货币政策变量对各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系数显著性的不同，得出当以法定存款准备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货币供给量M2增速为货币政策变量回归时，宽松政策会对其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影响，而对六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来说其信用风险受到影响较小。
当以1年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变量进行基准回归时，六大国有银行信用风险受货币政策影响更大，其他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受到影响小。
其具体结果为货币政策变量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其他银行回归系数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对RIcredir呈现出负向影响，而六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回归系数不显著。
货币政策变量为1年期贷款利率时，六大行回归系数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贷款基准利率越高，六大行的信用风险会越大，股份制银行和其他银行回归系数结果不显著。
基于此结果分析认为六大行是作为引领我国整个银行业发展的大型银行，贷款利率上升时，相较于其他商业银行，其进行融资成本加大，信贷成本提高，造成信用风险的上升。
货币政策变量为同业拆借利率时，其他银行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股份制银行和六大行回归系数不显著。
说明同业拆借利率下降会使其他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更大，而对六大行和上市股份制银行影响效果不明显。即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小银行风险承担更大。
货币政策变量为M2增速时，其他银行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六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系数不显著，说明当金融市场货币供给量加大，即在扩张的政策环境下，货币政策对其他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更大。
为进一步验证组间系数的差异存在，在分组回归中进行了费舍尔组合检验，根据检验p值结果显示了当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年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时，我国不同性质银行的组间系数差距时显著存在的。
而以M2增速为货币政策变量时，各组系数差距不明显。并且根据各组的p值，六大行和其他行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
因此，在费舍尔组合检验的结果中，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各类银行按性质划分时货币政策对其信用风险影响的差异显著存在。
因此，综合以上4种货币政策变量对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普遍得出货币政策对六大国有大型银行和上市的股份制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相对较小，而对其他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更大。
从金融理论分析由于政府出于金融市场稳定的考虑，避免由于大型银行出现挤兑而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主张“大而不倒”政策，再者大型商业银行发展起步更早，受到政策扶持，具有更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体制。
而反之其他中小银行受限于资产规模小、资产负债结构不稳定等因素，面对货币政策的放宽会受到更多信用风险。
从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同的银行，即受资本约束程度不同的银行，货币政策对其信用风险影响是具有差异性的。
当货币政策变量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时，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上呈负向显著。
而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当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货币政策变量时，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但系数值较小，当以同业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时，系数不显著。
当货币政策变最为1年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时，两类银行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当货币政策变量为M2增速时，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系数结果不显著。
根据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同样得出货币政策变量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时，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同的银行的组间系数差异显著。
因此，综合关于各银行受资本约束不同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对其信用风险的差异性分析，得出当央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同业拆借利率的指标时，资本充足率高的。
即受资本约束影响更大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会更大，而当央行直接调整社会中货币供给量时，资本充足率低的，即受资本约束影响小的银行信用风险会更大。
说明了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为更严格地遵守监管体系的指标要求，在受资本约束越来越大的经济背景下，实行宽松的政策更易使其受更大的利益驱动而进行存有隐患的风险投资，在宽松的经济信号传出来时，更容易增加放款规模，造成不良贷款上升的风险，最终增加其信用风险。
而当货币政策变量以是社会上的货币供给量代表时，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鉴于其本身资本金规模较小的条件，在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加时，会增加投资，使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上升，同样加大了其信用风险。
最后，在结合目前我国银行受资本约束越来越强的背景下，经过货币政策对受不同程度资本约束的分类回归结果分析后，认为受资本约束更强的银行在面对货币政策时，信用风险会更大。因此，结合目前现状，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更多考虑资本约束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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