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
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劝也。”（注：相如作《大人赋》，武帝览之，乃飘飘然有陵云之志。）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也。”（注：雾縠虽丽，蠹害女工；辞赋虽巧，惑乱圣典。）
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附：左思《三都赋序》（《文选》卷四）：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有颂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挚虞《文章流别论》（《全晋文》卷七十七）：赋者，铺陈之称，古诗之流也。……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礼而害政教。
沈作喆《寓简》卷五引孙何《论诗赋取士》：唯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钜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极，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辞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缋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浅深；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与言赋家流也。
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铺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能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至于唐宋，变而为律，……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于科目。朕以其不可尽废也，间尝以为求天下之才，故命词臣考稽古昔，收采缺逸，都为一集，亲加鉴定，令校刊焉。
附：赵楫、赵霖编《律赋新编笺注·例言》（清同治9年刻本）：赋者古诗之流，本无律名，自唐以之取士而律赋始兴。严声韵，齐尺度，非若古赋无程限也。每见选家以隔句对联之有无分赋之古与律，不知古赋若《哀江南》篇中未尝无“平吴之功”、“灞陵夜猎”等联；而唐人律赋如石贯《藉田》、黎逢《贡士》、《谒文宣王》、李君房《献灵》、颜平厚《象魏》诸作，皆全不用隔句对。古与律之分正不在此。是编不必一律，总取乎不背唐律者。
阮亨《律赋经畬集·凡例》（清道光19年扬州二酉堂藏板）：应制之赋以经命题，昉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我朝经学昌明，使抡材悉取经语以觇古学，故是编专采五经，若《论》《孟》《学》《庸》《周官》《尔雅》凡在十三经之目者，间亦采焉。至于子史诸题，概不登录。
探讨三点：
一、赋的“颂美”与“讽谏”
二、“献赋”与“考赋”
三、以汉、宋赋为例：重礼与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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