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与经济学的“伽利略”时代
【阿信案：是哒，这一篇文章是梆梆的硬货了，阿信特别邀请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的赵小健，说说行为经济学的流变和新晋诺奖经济学得主泰勒的贡献。
赵小健引用优化效用函数来描述人类的行为，也许你也和阿信一样，完全看不明白这个公式上的字母互相之间是何种亲戚关系，但是阿信负责任地告诉你，即使弄不懂这个公式的意思，也不会影响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赵小健的研究领域包括契约理论及其应用、心理学与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专业人士对外行的最大价值，就是勾画一条清晰路径，让你知道河水的源头、流经和可能的去向。阿信自信看完之后已经能跟人说起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简化、行为经济学的人性回归都不会显得怯生生。】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的“伽利略”时代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神！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点击此处，购买《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这段对人的描述恰当地反应了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完美的理性。然而，现实世界里的人不是神，人类会犯错误，日复一日重复着“错误”的行为。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所开创的行为经济与金融学，就是结合了心理学的成果，研究人类的经济和金融行为在什么方向上系统性地偏离完美的理性人（和完全的自利人）。泰勒是那个年代揭穿经济学帝国“皇帝新装”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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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经济学早在古典时期对人性的描述还保留着其丰富性。然而到了新古典时期，经济学家们为了提炼出精湛的分析方法，人性被简化了。在人性的“真空”下，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进行数学建模，构建问题的基本假设，然后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在经验上可以被验证。虽然经济学走在“去人性化”的道路上，但研究方法的提纯让这一学科迅速成长。从此，经济学的语言变得像物理学一样精确、通用和简单。主流的经济学家适应并习惯了用优化效用函数来描述人类的行为。
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行为，“好像”（as-if）他们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
·
是对未来第
期期望效用的时间折旧
·
是不确定选择下的期望效用
·
为决策者在第
期所拥有的信息
·
是第
期决策者的所关心的选择对象。
当经济学变成为了科学，我们必然可以验证人类的行为是否理性，究竟人们的行为理性吗？
泰勒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在新古典经济学帝国的背景下，泰勒跨界吸收了心理学的知识并应用实验的方法逆风而行，让经济学回归人性，勾画出那个时代经济学范式的讽刺画。
在经济学界，泰勒扮演了几百年前伽利略通过改进望远镜而观测天象以及做力学实验来解构亚里士多德天文与物理观点的角色。幸好在这个时代，泰勒仅仅是早年在罗彻斯特商学院没有得到重视，不像伽利略在那个时代因“异端邪说”被传唤到罗马接受审讯。
理查德·泰勒的贡献
时间不一致的偏好和自控问题：对
的质疑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一个人在短期与长期利益之间没有冲突，选择从不后悔。而事实是，大多数人的偏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间让人们面对同样的问题，给定同样的信息，他们会给出不同的抉择。
泰勒对时间不一致行为的处理方法延续了弗洛伊德心理学里多重自我（multi-selves）的思想，每一个人是多个自我的集合体，里面有长期的理性自我----计划者（planner），也有短期的感性自我----执行者（doer），各个自我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时间不一致的选择。
当下偏见（Present Bias）是建模有限自控能力的标准模型：人们缺乏耐心，相对于计划者的“诗和远方”，执行者往往禁不住当下的诱惑，倾向于及时行乐。比如，一个在计划节食的肥胖人士最终还是无法抵御冰淇淋的诱惑；某白领想存钱买房，但到了“双十一”却成了“剁手党”；某同学对学习的任务总是一拖再拖，直到期末考试的时间逼近，不得不熬夜复习，非常后悔。因此，计划者有着约束未来执行者行为的需要，长远来看，让执行者面对更少的选择或者适度提高“坏”选择的成本也许是件好事。
泰勒的自由选择式的家长干预（libertarian paternalism）思想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比如他的“助推”（nudge）政策就给美国退休计划者提供默认的储蓄选项，但人们仍然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他们选择，这样的政策可以让人们在退休保障计划上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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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自控问题还导致了一些新兴产业的涌现，比如，耶鲁经济系Dean Karlan与耶鲁法律系Ian Ayres合作，开发了“StickK”的网站，让客户自己和自己签约，生成一份有法律效应的“合约”，来保证约定计划的最后落实(stick to your promise)。
风险偏好和禀赋效应：对
的质疑
期望效用理论直到今天还在主流经济学界被广泛应用，但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在不确定下选择的许多反常行为。于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内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等一批心理学家发展出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来替代期望效用理论。
展望理论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们的选择依赖于一个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相对于这个参照点，人们更厌恶损失（loss aversion）：同样程度的得与失，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得到所带来的快乐。
泰勒在此基础上提出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当一个人已经拥有一物的时候，他对此物的需求要远大于拥有之前的需求。就像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台词，“一开始你痛恨它，然后你对它就习惯了。等相当的时间过去后，你就会依赖它。”
---点击此处，进入中信书店购买《肖申克的救赎》---通过禀赋效应以及泰勒后来更加激进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理论，我们能够看清金融市场里传统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现象，比如股权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很多人不愿意炒股，因为厌恶损失；当房价低于买时价格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愿意卖掉房子，因为买时的价格已成为我们决定是否买房的参照点；另外，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在的士费用的市场价低迷的时候反而更努力的工作，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更加厌恶经济上的损失。
认知错误和沉没成本效应：对理性处理信息
的质疑
经济学的教科书告诉我们，沉没成本是沉没的，当我们在决定是否继续某一活动的时候，我们应让过去的过去，而不必纠结已经沉没的成本，因为沉没成本的高低对当下的判断没有参考价值。然而，泰勒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并非如此，过去所花的成本越高，人们越不情愿放弃，也就是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比如，推文都已经读到这里了，是否应该继续读下去？
社会偏好：对
的质疑
除了完美的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另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人完全的自利。关注的对象仅限于自身的物质利益（
），并在选择中最大化这一利益。然而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往往与自利人的假设相背离，大都愿意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来满足复杂的心理上的需要，泰勒等行为经济学家因此试图丰富效用函数
的内容。社会偏好是丰富快乐因素的主要方向，大量的证据表明，人们关注公平，愿意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来帮助别人。泰勒的发现在现实经济中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制定雇佣合同。
未来之路：行为经济学的“牛顿”时代
什么是好的科学理论？Stigler（1965）判断理论质量的三个标准是：解释/预测的精确性、通用性和简洁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通用性和简洁性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行为经济学因更贴近现实世界人性的复杂，让其解释和预测力更强。泰勒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经济学家们更精确地描述人性，如今的行为经济学已经从当年的“异端邪说”变成了当今的主流观点。
然而，在目前的行为经济学这一领域，模型里各种各样添加的心理学因素仍然是对新古典理论和实验观察之出入的实用主义反应，当我们描述清楚了人性后，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人类行为为什么系统性地偏离理性（why），我们如何去认识心理规律各个方面的关联？具体的人性特征和社会环境之间又是否存在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又是否需要些泰勒当年逆流而上的勇气呢？
行为经济学让经济学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在泰勒那个新古典的帝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确重要，但如今，“行为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来整合现有的模型和开发更普适的模型，而不要再着迷于为某个单一的特殊行为而建模”（Fudenberg, 2006）。因为行为经济学的模型到了今天已经超载，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特殊假设。
其实，已经有不少经济理论家启动了“牛顿”大一统式的行为经济学探索。比如，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Tirole）与罗兰·本纳布（RolandBenabou）在近十几年一直在尝试寻找各种人类认知的适应性（adaptiveness）或目的性（purposefulness）以满足人们自身的某种功能性需求，并在各种心理学因素间构建起有机的联系。
除了“伽利略”式的解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更期待“牛顿”式的行为经济学建构，希望能够在保证行为经济学其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同时，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更加通用和简洁的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有机地整合已有的各种行为理论，重置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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