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宋亦箫
宋亦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考古、先秦艺术考古以及神话学、文化遗产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度项目“新疆东部青铜文化及其所反映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和2019年度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早期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出版专著《楚文化中的域外文化因素研究》《青铜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2部，在《西域研究》《吐鲁番学研究》《华夏考古》《民族艺术》《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近期致力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中外神话、艺术交流研究，并着手探索早期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关系问题。
回望自己能走上学术之路，有各种机缘巧合，有自己的努力坚持，有抓住机缘并乘胜追击，进而迸发出的强烈的学术兴趣和热情之所致。而这一切，恐怕要从30年前自己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时所获得的专业教育说起。
求学三部曲
高中选择文科，主要出于对历史和地理学科的热爱，高考时这两科也确实考得最好。但高考后填报志愿，我最心仪的专业并非这两科，而是文学。当时作为一个文学少年，看到的都是文学的绮丽和浪漫，再加上农村父母根本没有能力参与志愿指导，实际也就少了一份选择上的羁绊，任由我天马行空地报了很多学校的中文系。现在回想起来，尽显出自己当年的缥缈梦幻和不带功利只图喜欢的简单。至于将选择专业跟未来职业的规划联系起来的想法，更是一点都没有。
可事与愿违，录取结果是被第一志愿武汉大学调剂到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当时倒也不气馁，一副随遇而安的心态，但也绝没想到，这一由他人操作的调剂专业行为，竟奠定了我此后一生的志业。
大学四年，专业也在好好地学，但并未提起多大的兴趣，更没有将来要以此为职业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想法。原因归纳起来，一是自己专业的阅读量不够，二是老师们的引领作用不够，也包括他们没有好好指导我们阅读。因此毕业时的想法是，干什么工作都可以，不要干考古最好。
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方案设计，跟考古还是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也为我后来能回转到考古上来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博物馆工作，整体来说是较为轻松的。人有闲就爱瞎琢磨，加上有了工作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就要想点别的有意义的事情了。如是准备考研，正好听说母校在为湖南、湖北两省文物考古从业人员开办硕士学位班，我就去了。但当初上研究生班的动机也不是为了学术，而是简单地想打发时间和充实自身。
学位班的课当然没有本科时那么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明显大于本科时。或者是因为熟悉的老师们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些，又或许经过了几年工作历练，我的关注、理解能力都有提升。总之，硕士课堂及自己的学习和思索，激发了我阅读相关考古和人类学著作的热情。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刚发行面世的张光直的《考古人类学随笔》和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及他们的相关著作。张、苏两位先生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提到如何做好中国考古学，苏先生说当要创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做中国考古时，要有世界眼光。张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有世界视野的考古学家，他认为做中国考古，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还要对中国以外的至少一个地方的考古有了解。这些建议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就想，除了中国考古，我还应该去了解域外哪里的考古材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中亚。凭过去对中外历史的粗浅了解，也包括读了一点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我知道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包括西域的历史互动很多，那么考古上能体现得出来么？这些互动往还，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影响有多大？这些疑问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探究心。于是就到湖北省图书馆去借书，最先找来的是王治来先生的《中亚史纲》。果然发现古代中国与西域、西方有着多方交流，这些交流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接着又找来林梅村、水涛、李水城等学者的著作来读，并买来刚出版的《中亚文明史》前三卷，后者主要是用考古材料写成的区域文明通史。一时真是电光火石，东西文化交流考古，立马成了我的学习兴趣点所在，并且很快就暗下决心，硕士学位拿到后，我要去念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就选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考古。直到这个时候，将来要以学术为志业的念头，才开始在心中潜滋暗长。
但硕士研究生阶段包括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我并没有直接进入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考古领域，一方面自己刚刚涉足，并无任何学术积累和优势，另一方面武大也缺少这方面的指导老师，所以硕士学位论文还是中规中距地找到陈冰白先生指导，写的是“鄂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这个题目。
硕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我开始了考博的准备。英文底子差就通过苦练和参加培训班的方式解决。记得北大的曹其军先生，那几年常来武汉开班，我能顺利通过博士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得益于他不少。
因为我已有了既定的博士研究方向，考哪个学校就变成了找到能招这个方向的导师，最后我将目标锁定在南京大学的水涛先生。水老师是西北人，在甘肃考古所工作多年，从北大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后，到南京大学执教，但研究的主要方向还是西北考古和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考古，这正是我的学术兴趣所在。我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发挥得相当好，2006年9月，我顺利进入了南京大学学习。跟当时很多同学不同的是，我是先有了研究方向和选题才来念博士研究生的，所以入学后很快就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了下来。前两年，除了上完博士研究生课程，我一直在搜集论文材料，包括去新疆做实地调查、参与当地的考古发掘，等等。第三年正式落笔写论文，过程也很顺利，论文初稿交给水老师审读时，他只给改了一个字，即将“她”改作“他”，那是因为我引用这个学者的文章，但不认识他，便以他的名字推断他是女作者。后来看到学弟们在微信群里晒导师批改的博士论文稿本，满纸的银钩铁划，我内心还颇为感慨。
从考古走向立体释古
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一篇中规中距的考古学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等，都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尽管我也关注到文献资料和种族人类学、古遗传学的成果并尝试使用，但在篇幅上占比不高。在准备和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我偶然发现了苏雪林的台版《屈赋新探》四部大著，还接触到叶舒宪老师的多部著作。前者通过中外神话的广泛比较，揭示了屈原赋里的大量外来文化因子，后者倡导三重证据法，即将人类学资料和方法应用于解读古代典籍的研究，都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暗下决心，待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后，要多多吸收苏雪林、叶舒宪等学者倡导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史领域，努力开拓除考古学的实物资料以外的其他研究资料和研究手段。
这个想法在我博士后研究阶段很快得到了实现。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武汉，先在辛亥革命博物馆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业务副馆长，同时联系华中师范大学的姚伟钧老师，跟他从事博士后的研究。我将选题定在楚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上，这是我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延续。其间我阅读张正明先生著作，看到张先生也极其重视人类学在史学研究中的利用，同样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他的三重证据便是“文献典籍”“文物考古”“文化人类学”资料与方法的运用。张先生在区域文化、楚学、楚俗等研究领域，倡导“读书、考古和采风”三结合，多次介绍“多重证据”的方法原则。他说：“在研究人类文化现象时，要善于综合运用文献典籍、文物考古、民俗事象三个方面的论证材料，要将上述三种材料首先放在特定的时空轴上进行检验、定位，然后再在时间轴或空间轴上（抑或两轴并用）依序予以立体化的运用。以求显现特定文化现象的个性特征或流变轨迹，发掘出造就其个性特征和流变轨迹的历史文化动因。使人知其源、明其流、识其变、握其要。”我对张先生的这些倡导深以为然。叶舒宪先生则在过去提出的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归纳为“四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传与非物质资料、实物和图像”，并大力提倡和实践。叶先生所言的四重证据，与张先生所言的三重证据，道理和观念是一致的，只是分类的粗细不一，叶老师将“文物考古”分为出土文献和实物图像，这样更细致清晰。
2012年，我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事文化史和楚学的教学和研究。张、叶诸先生倡导的多重证据法研究方法，已在我的头脑中扎下了根。近七八年来，我对楚文化遗物如镇墓兽、虎座鸟架鼓、战国人物御龙帛画等，其他先秦出土遗物如良渚文化神徽、玄武图像、玉璇玑等，以及昆仑神话、西王母神话、鲧禹神话等的关注和研究，都充分利用了四重证据法的立体释古方法。叶舒宪先生主导的文学人类学一派所总结出来的“神话观念决定论”“文化大小传统论”“文化文本N级编码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论”等研究理论，也让我的艺术考古研究在方法论上有着更清晰的思路和旨归。
良渚文化反山墓地12号墓琮王上的神徽图像。蒋卫东：《神圣与精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在我从事艺术考古研究的这几年，有诸多帮助过我的人、事值得我铭记。这里要特别提到《民族艺术》杂志的《艺术考古》栏目及幕后的评审专家、编辑和杂志主编许晓明博士，正是他们的厚爱不弃，我的多篇艺术考古论文得以在该栏目发表，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过去年代有一些名刊名栏用心经营，与栏目作者一起成长，甚至成就了彼此，成为一段段学术佳话，如《古史辨》《禹贡》《食货》《学衡》，等等。我相信《民族艺术》的《艺术考古》栏目，一定也会在中国学术期刊史上留下它应有的色彩和华章。
还要特别感谢叶舒宪老师，除了在他的大量著作和论文中吸收了多方营养外，在有限的见面机会中，也聆听到了不少教诲。更多的，则是在邮件往来中让我所获得的启发和新知，以及叶老师提携后进、为我的学术成果发表创造机缘等，都给了我切实的帮助。记得2015年在湖北黄石召开的中国端午节俗与屈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叶老师，会议间隙我去拜谒叶老师，聊天中我说，叶老师是从文学、神话学到民俗学、人类学再到考古学（因为叶老师提出四重证据法，大量利用了考古学的实物和图像），而我是从考古学到人类学、民俗学再到文学、神话学，实在是殊途而同归，相反而相成。这当然有自我抬高的不自量力，但我主要还是想说明，在研究古典文明的道路上，尽管学缘不同，但最终总会走到这样的多学科结合研究的道路上来。
两种“田野”的交织
有不少的人文社会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民间文学、艺术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它们获取研究资料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田野工作（Field work）。在过去，我主要关注和实践的只是考古学的田野，直到来高校教书并开始由纯考古研究走向立体释古后，才开始接触到人类学、民俗学和非遗学的田野工作，并在我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两种“田野”交织为用的局面。所谓两种“田野”，是指以田野考古学为代表的调查发掘古代遗存的田野和以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为代表的调查采访当前的活态社会的田野。两种“田野”的最大区别是调查的对象一为静态的过去时，一为活态的现在时。
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分支学科，即田野考古学，它是考古学专业学生最基础的专门训练之一。在学校时，老师们反复强调，田野考古学是考古学专业学生的基本功，没有经历过完整田野考古训练的人，不可能成为合格的考古学工作者。我们牢记教导，在田野考古实习中认真学习和钻研。当时的武大考古专业很重视田野考古，4年本科8个学期，竟然安排了2个学期开展田野考古实习，分别安排在大三的上学期和大四的上学期。我们当年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的地点在湖北黄陂铁门坎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遗址，指导老师陈冰白和徐承泰认真地教，我们也认真地学。经过近5个月整个学期的刻苦训练，我们基本上掌握了田野调查、钻探、探方发掘、遗物收集、遗迹辨认、文物室内整理以及田野发掘报告的撰写等田野考古学的完整过程。
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在剥去现代的表土层后（也有直接显露在地表上的古代遗存），我们面对的是古代的遗存，且它们都是寂静无声也不动弹的死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工作者要透过它们来了解复原古代社会的风貌。而人类学（也包括民俗学、非遗学等）的田野工作，是对当时社会的调查研究，因此这个调查研究对象是有声有色的活态的社会存在。过去，我完整地经历过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流程，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只保持有限的关注。自从进入结合多学科诸如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的立体释古研究范式后，也包括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文化人类学”和“人类学经典选读”等课程的需要，我更多地关注到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同时指导每届的本科生参与短期的田野调查工作并指导和评定学生们撰写的田野调查报告成绩。这些经历都迫使我进一步了解和接触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并在研究中形成两种“田野”工作交互为用的局面。
例如在释读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时，有些遗迹遗物仅依据它们自身或出土环境，很难判断其功能用途或名称，但若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能发现类似物，依据类比，就能较好理解和解读出土遗迹遗物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先举陈星灿所总结的几例，如理解先秦遗址中广泛存在的灰坑的用途问题，陈星灿以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见的石璋如先生所著的《晋绥纪行》为例，介绍了石璋如先生为解决殷墟发掘中大量发现的灰坑用途问题，考察了当时的山西和内蒙古等多处藏粮食窖穴，试图通过后者获得对灰坑用途的深入理解。又如仰韶文化出土的众多尖底瓶的用法，陈星灿利用北美印第安人民族学调查资料，同时还有异域的考古出土图像等，来共同判定仰韶文化尖底瓶的使用方法。再如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出土的收割工具石刀、陶刀、蚌刀等的用法，通过对苗族割稻穗方法的观察，加上实验考古，也获得了较满意的答案，等等。笔者曾经在讨论端午节俗的起源过程中，除了传世文献和考古实物，也大量利用了民俗学调查的活态资料，在研究良渚文化神徽的内涵时，也利用到了活态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品独占鳌头、魁星点斗等雕塑、摆件和瓷器。
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采自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图版。
考古学和人类学（民族学）两种田野工作交互为用产生了一门分支学科或称研究方法，那便是民族考古学。它首先出现于国外，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实践，逐渐完成了民族考古学的本土化建构。中国学者对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也基本保持一致，即一致强调民族志资料的重要性，肯定民族志资料类比考古遗存以解决考古学问题的有用性等。正是循着上述方法，笔者在解读一些先秦文物时获得了启发和灵感并提出了新见解。
张正明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和叶舒宪老师提出的四重证据法，都涉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相互阐释研究文史问题，其中前者是第二、第三重证据，后者是指第三、第四重证据。这自然也是要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交织相互为用为前提的。
谈读书与写作
最近先后读到两篇访谈文字，都顺带说到读书的方法，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其中一篇是戴一菲采访苏州大学吴企明教授的，文中借吴先生之口回忆程千帆先生曾谈到的“一本书主义”，即要搞通一本书，形成规范的研究方法、路数，为以后研究打下基础。吴先生说对他影响很大云云。另一篇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上书房行走》栏目第8期：《走进张学锋教授的书房》一文，这是南大图书馆精心采访的“走进南大人的书房”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张学锋老师在这篇访谈中谈到他在京都大学的读书生活，他的读书经验是，求学阶段一定要精读几种前人的著作，例如他精读的第一本书是日本学者大川富士的《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精读过程费时一年，书中引用的每一条史料都找出原书来核实，引用的每一篇文献，必找出来阅读，出现的每一个人名、地名，必对之了解，加上日语单词、语法、惯用法，每一项做到无死角。虽然看起来只读了一本书，但涉猎到的历史文献和前人著述却不下百种。
我读到这两段文字时，深以为然。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涯，也有类似经历。记忆最深的是十多年前读苏雪林的《屈原与〈九歌〉》，老实说，这本书初读起来不好读，但我又认为极其重要，因此就静下心来慢读细读。书中所有出现的人名、神名、地名，不清楚的必去查证，尤其是大量的域外神话中的神名，我都找到有这些神名的中文译本或原著，了解各位神的事迹，将其英文名字和不同汉译标注在书中空白处。书中提及各种中外文献和著述，尽可能找到并阅读相关部分。前前后后也读了一年时间才读完，随着对相关背景知识越来越熟悉，才发现这本书并没有刚开始那样难读，苏先生又是大作家，文字虽然带有当年她写作时的时代烙印，有隔代感，但还是让人看着优美舒适。因此到后来我是越看越爱，有的地方反复读过多遍，后来因写作论文要引用该书，多处更是被反复查读。
苏雪林：《屈原与九歌》封面，宋亦箫自摄，拍摄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此外，留下较深的精读印象的有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和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下简称《金枝》），苏著是他晚年的一部学术总结之作，写法通俗，并不深奥难懂，但涉及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相关文献众多，我也找到相关著述和论文做扩展阅读。苏公在书中也将自己一生的理论建树做了系统总结，这自然是要圈圈点点，以示突出。凡有所领悟、思索和心得，我也喜欢记在相应页面的空白处，当然这也是我阅读所有自购书的特点。
据说弗雷泽的《金枝》原著文笔就很优美，徐育新等三位译者的译笔将这种特点体现了出来，因此《金枝》是较为好读的。我选购的是新世界出版社本，编辑还插配了相关图片，书中大量引述世界范围的相关资料，包括许多巫术、宗教和神话资料，第三版12卷本是有注明原始出处的，第四版1卷本为节省篇幅，都删去了。我喜欢就相关神话资料找到相关文献做一些知识补充，并将自己的相关思考或想法记录于书页空白处，注明日期。《金枝》对我的影响很大，也是我必然要给学生们推荐阅读的精读书之一。
除了阅读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和新著，阅读学术期刊的本领域的相关论文也必不可少，这一点季羡林先生早就指出过，用他的话说，就是“稍懂学术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学术上的新见解总是最先发表在杂志上刊登的论文，进入学术专著，多半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学者都必须尽量多地尽量及时地阅读中外有关的杂志。在阅读中，认为观点正确，则心领神会；认为不正确，则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阅读既多，则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发而为文，对自己这一门学问会有所推动。这就是'从杂志缝里找文章’”。
我总结了一下阅读学术杂志，或者说懂得“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1）增长新知识。（2）启发思考。可细分为：①认为论文观点正确，或可触发思考，进一步深入该问题；②认为论文观点不正确，必激发思考，得出自认为正确的观点。（3）避免重复劳动。因为前人已研究的结论，你也赞同，就不必再做了。（4）在做学术综述时，“足征见闻之渊博”，且显示你尊重前人劳动成果。
关于写作，我想谈一点跟写作相关的故事。首先是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写论文？我想先引用两位前辈学者的原话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们都用的是反句，即什么情况下不能写论文？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他说“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他特别说到：“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另一位是楚学大家张正明先生，他的名言是：“若无新意，断不作文。”我总结两位先生的命意，便是只有有了“新意”，才有必要写文章。这真是论文写作的不刊之论。但是，“新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季先生在他的《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中有表述，他说，有的可能是出于“灵感”，不过能有这样的灵感，如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悟出地心引力，一定是他很早就思考这类问题，一旦遇到相应时机，便豁然顿悟。还有就是“从杂志缝里找文章”和“读书得间”，这都是通过对他人成果的学习而激发自己的思考而得到“新意”。我完全赞同季先生的分析，并且认为，这个“新意”，也是由胡适之先生的那句治学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假设”而来。
当代也还有些学者，或许是还受到或多或少的过去的“左”的思想的干扰，认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对，一切论点都只能从材料出，只能让材料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云云。其实是没有完全领会这10个字的真谛，因为这10个字的精神，并不反对论点从材料出，这正是“小心的求证”的过程，但在你有心求证之前，得先有“假设”这个目标和靶子在。
季先生对胡先生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非常推崇，他誉之为学术研究的“十字诀”。并展开说，“无论是人文社会家，还是自然科学家，真想做学问，都离不开这10个字。在这里，关键是'大胆’和'小心’。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必先有假设。否则就是抄袭旧论，拾人牙慧。这样学问永远不会有进步。要想创新，必有假设，而假设则是越大胆越好”。我庆幸在迈入学问之门之初，得到过老师们的“问学在出新”的提点，也看到了季、张先生的谆谆告诫，因此一开始就以此要求自己，做到了“若无新意，断不作文”。现在，又在按照这个标准要求并指导自己的学生。我想，这就是学问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吧。
对个人古典文明研究的期许
古典学在西方主要是指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指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研究，也称古典文明研究。中国的古典学广义上可指传统中国的研究，狭义上有指东汉结束以前的古代中国研究，西方汉学界则称此为“早期中国研究”，也有指是先秦中国研究。我所取时间范围，同第三种。
中国的古典文明研究也秉承西方的古典学研究特色，采取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涉及诸如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语言学、文学、神话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这同叶舒宪老师的文学人类学学派倡导的四重证据法以及我所实践的艺术考古方法不谋而合。因此，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往大了说也可以说成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
目前，我在古典文明研究的大题目下，主要是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文明起源研究和艺术考古上着力。而且，我更多地会在这三个方向的交叉点上率先突破。例如，我入选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的课题，名为“早期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实际上就是结合了文明起源研究和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交叉选题。因为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华文明并非在完全隔绝封闭的环境产生，在中华文明的萌芽和形成期，外来文化就已进入东亚大陆，并参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构建。该课题将利用考古学、种族人类学、古遗传学、神话学等学科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在文化大小传统论、文化文本N级编码论、神话观念决定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论等理论观照下，利用四重证据法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图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真实图景，以彰显东亚大陆的华夏先民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狭隘的族群，他们在创建华夏文明的过程中，始终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该课题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剖析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及之前进入华夏文化圈的诸种外来文化及传播途径。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该课题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当是：为弥补学术界忽略早期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密切关系，将着重揭示二者的关系问题，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当中的“文明”内涵和文明起源标志，也将给予重新界定。该课题是利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神话学等相关学科的一项综合研究。这项研究，既是历史学的“求真”，也是为今天的“一带一路”经贸文化交流提供历史的镜鉴和文化的积淀。
此外，我近期所关注的艺术考古对象，也多半跟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现象有关。例如，我曾经探讨过的西王母、玄武、战国人物御龙帛画等，都是这样。经过我的研究，发现西王母是以西亚神话中的大母神、金星神伊南娜（Inanna）为原型的，且伊南娜还影响到了诸多古文明区女神。在中国，除了西王母，伊南娜也还影响了女娲、湘夫人、嫘祖、王母娘娘、织女、马头娘、妈祖、素女、泰山娘娘、观音等一干女神的神格。玄武的龟蛇形象，其来源不是北宫七宿的具象化表达，不是图腾制度的遗痕，也不只是因为鲧及其妻修己（鲧曾化龟，修己乃长蛇之意）的动物形象的结合，还因为是有着更幽远的文化传播和影响所致，如印度神话中就有蛇神舍沙（Shesha）环绕着龟神俱利摩（Kurma），龟神再背负着八头大象支撑起整个世界的神话和形象，更远的则是西亚神话人物水神哀亚（Ea）及其妻子唐克娜（Damkina）的龟蛇形象所带来。后两者正是鲧和修己的神话原型。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在我的考证下，认为该“人物”既不是墓主人，也不是《九歌》中的河伯，而是《九歌》中的湘君。五星神中的土星神湘君，其驾乘工具是龙车，也被同是土星神的黄帝和域外众多土星神所共有，因此，驾飞龙当是土星神的标准配置，各古代文明区土星神标配的雷同，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中外土星神驾飞龙的神话形象，还被先民安置到了星座神话中，这便是西方的狮子座（狮子是土星神的动物形象）立于长蛇座上方，构成了“翼龙负狮”形象。而中国古代的轩辕星座和南宫七宿中的部分星官如柳、星、张、翼等，都是一一对应于西方的狮子座和长蛇座的。轩辕为黄帝，为土星神，张宿则代表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文昌帝君或称梓潼帝君，后者在神话中的化身普遍以张为姓，且他的前世正是一条大蛇。这样下来，中国古代的星座神话中，也在相同的星空位置有一组“应龙负熊”（黄帝号有熊）神话形象的异化和变形（文献证据：《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这当然也不是巧合，而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草蛇灰线”。这几个例子，解读的虽是早期中国的一些文物艺术品，但都牵涉到中外文化的交流问题。
星空中的长蛇座和乌鸦座。采自[意]埃琳娜·帕西瓦迪：《星图：通往天空的旅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第194-195页。
我希望通过一件件、一桩桩艺术考古的个案研究，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并最终立起我心目中的高楼来。
结 语
一个学者的求学和成长过程，确实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或者说是外力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抓住机遇并深入下去，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天地，才是最重要的。何兆武先生曾说过：“历史具有两重性，必然与自由（偶然）。”即历史的发展，既有非如此不可的客观性，也有人类自由创造的主观性。它是必然（客观规律）与自由（主观创造）二者的合力。人类的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创造的，作为每一个个体，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当然也是深具两重性的。若我们能把握好“自由（主观创造）”的这一面，则我们个人的学术成长史就会更健康丰赡，并打上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
我自己由考古而扩及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神话学，在文化大小传统论、文化文本N级编码论等理论观照下，在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指导下，由一桩桩艺术考古的个案研究，到最终解决早期东西文化交流问题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一得之见，这自然是我本人在当代学术大背景影响下的个体选择和创造。
最后，我以“走好自己选择的道路，在人生的下一个驿站，碰到的总是更好的自己”这句话作结，与学界诸君共勉。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1年第5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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