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重馈赠之道，送礼，收礼，礼多人不怪，礼轻情意重，中秋送月饼，婚礼收红包，乃至今日中国之“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总之一句话：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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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究起来，礼物这种世俗社交生活中的必需品一开始多少有一些残酷的意味。为“敬神”而来的，就是古代祭坛上的“牺牲”（宰杀的牛羊，甚至敌人的首级）；为纳贡而来的，则是金银财宝、奴隶美女，一国或一部落都已臣服，还有什么不能成为礼物奉献？
那些茹毛饮血的日子已经离我们远去。当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相对文明的历史阶段之后，礼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礼仪风俗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潜规则的重要载体。一送一收之间，承载着中国人多少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
送美人，乱江山
在中国古代，礼物，不一定是物，也可以是人，而且是美人。
明梁辰鱼所著《浣纱记》写范蠡和西施本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吴破越国后，范蠡被俘成了奴隶。3年后，范蠡与越王勾践重返故里，发誓报仇。此时，范蠡想到了自己倾国倾城的女友，竟然将西施作为礼物，献给吴王夫差，遂有日后灭吴兴越的一段故事。
以今日眼光观之，倘范蠡真是西施的男友，这和逼良为娼有何区别？这段历史不见于《史记》，汉代赵晔的《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只写有一天，越王勾践问大夫文种：“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文种说可以。越王就命相面的人去越国遍寻这种可以惑乱宫廷的美女。结果在苎萝山上找到了一个打柴妹，天生丽质，有沉鱼落雁之容，然后教以仪态妆容，包装得美若天仙，将夫差迷得不知南北当不在话下。
范蠡和西施的畸形爱情，为文人雅士茶余饭后拍脑瓜想出来的艳事亦未可知。女性，作为礼物，在中国历史上常常上演红颜祸水的古装大戏，非西施一人而已。《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就曾这样进谏夫差：“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
《三国演义》中经典的一幕则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司徒王允为除去奸贼董卓，先将府中歌伎貂蝉许与吕布为妻，又将其作为礼物献于董卓，从而挑拨董卓吕布父子之间的感情，可谓一箭双雕。
此事同样不见于正史，陈寿《三国志》只写王允与吕布杀死董卓，未见貂蝉大名，一弱女子真能左右朝纲？要么中国人太好色，要么中国女人太大义凛然，你看《三国演义》中貂蝉如何对王允表明心迹：“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
男人躲在幕后，却让女人充当牺牲品，中国四大美女有两个曾经被作为礼物送来送去，中国女性的命运，就是礼物的命运，在送与被送之间，体现着中国式的悲凉。
礼尚往来抑或情面伤财
将美女礼物收入囊中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是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用礼物来联络感情，一直是中国人热衷的一种生活方式。
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支撑着请客与送礼的循环，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的这句话确实被中国人奉为至理，从而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礼仪规则。
《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春节这一天（马可?波罗称之为“元旦”），所有的贵族、王侯和平民都互相赠送白色礼物，并欢天喜地地互相祝贺道：“敬祝一年中万事如意，百福骈降。”史料对一些名人以礼待人也多有记载，元代赵孟?在节日送给总管的礼物是：松雪斋墨二笏、杨日新笔廿枝；赵夫人管道?送给她婶婆的礼则是：蜜果四?、糖霜饼四包、郎君羞四尾、桕烛百条。这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想来赵氏一家是以此来表达体念与情谊。
礼物是增进情谊的方式，古人讲究礼轻情意重，在或多或少的礼物中，可以体味到人情缔结、友好往来的欢乐。但是送礼一旦成了攀比的工具就要了命了，特别是中国人，爱面子，除了节日，还有婚丧嫁娶，比如男丁出生，儿子的婚姻，年老父母的过世，升官，乔迁，这些人生中重要的日子，亲朋都得送礼，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境殷实的尚可应付，可是囊中羞涩者也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贫穷，他们往往用自己财产的一部分给另一人家作担保，然后借钱用以送礼、请客。
入乡随俗，知道中国人爱收礼，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刚到中国时马上就学会了投其所好。他将远道带来的自鸣钟、三棱镜、镜子、沙漏、风琴送给各地官员，很快就让蛮夷观念强烈的中国官员刮目相看。在肇庆时，他用当地的铜和铁制造西方的地球仪，这也是他打入中国高层的敲门砖。他把地球仪送给官员，非常管用，那些见惯了金银珠宝的中国官吏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的玩具，竟为此废寝忘食，将利玛窦奉为上宾。
利玛窦达到目的，靠的并非他物，送礼而已。
劳民祸国的官场送礼
礼物之意义在于“礼”而不在于“物”，送礼一旦动了歪心思，其弊不言自明，尤以官场为甚。
古代人送礼不送脑白金，少则茶叶、美酒、大枣、银杏，多则梁中书的十万贯生辰纲是也。这十万贯金珠宝贝，需11个健壮的厢禁军才能挑得动。为祝贺梁中书老丈人蔡京六月十五日寿辰，梁中书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向老丈人大献殷勤，结果却两次肥了江洋大盗。不知官员们有没有吸取教训，将本事用到为政爱民之上。
“三节两寿”是贪官污吏笑不拢嘴的好日子。所谓“三节两寿”就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节以及官员夫妇二人的寿诞之日。明代万历时期，有一年的除夕，到兵马司送礼的人居然排成长龙，将马路都堵塞了。其时，吃喝风盛行，山珍海味不一而足，往往一顿饭下来，一户中等之家，已经竭其所有。
当然也有主动索礼的，太监刘瑾当道的时候公开向大臣们列出详单，要求如数送达，送点土特产他老人家可看不上眼。正德三年，全国的布政司到京城面见皇上，刘瑾仗着位高权重，下令每个布政司礼施白银两万才能回家。各布政司为保乌纱帽，只好客气地奉上白花花的纹银，然后回地方后将这些转嫁给普通百姓。荆州知府王绶、武昌知府陈晦本来已被皇上罢黜，但因为向刘瑾送礼行贿满足了其贪欲，而得以复任，真可谓有“礼”走遍天下。
明朝另一处“礼品堆积仓库”是严嵩严世蕃父子。明末剧作家李玉的《一捧雪》中写总兵戴纶给严世蕃送来的礼物有：“赤金元宝十个，五百两金子，值得三千五百两银子，珠宝多是鸦青、桃花蜡、祖母绿、猫儿眼，算来也值万把银子。”还有雪白古玉杯一只，堪称无价之宝。戴总兵本来身犯重罪，按律当斩，就是因为送礼行贿出手阔绰，讨了严世蕃的欢心，不仅没有掉脑袋，反而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这就是送礼立竿见影的效果，怎不使得送礼的官场潜规则变成明规则？于此，有礼有理，无礼无理，“礼仪之邦”在历史上一度成了请客送礼和贿赂成风的国度。
夏仁虎的《旧京琐记》记载，清光绪年间的在朝京官收入并不可观：“五品官，岁俸不足百金，两季米十石余耳。”这点钱，请客都请不起，这可如何是好？不用愁，外省地方官孝敬的“冰炭敬”和“别敬”自可增收创益。“冰炭敬”顾名思义，分冰（夏天）、炭（冬天）两种，乃是清朝地方官员对京官（主要是本部门上级官吏）以夏季降温和冬季取暖名义上贡的银子。
除此之外，还有送给女人的叫“妆敬”，送给学子的是“文仪”，喜庆为“喜敬”，年节为“年敬”、“节敬”，给门房或仆人的叫“门敬”、“跟敬”。还有什么“陪敬”、“菲敬”、“加敬”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统称为“别敬”。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三回里就写道：“后来这位藩台大人出京的时候，还教长班送了他四两银子的别敬。”
这么多礼送下来，加官晋爵不在话下，而有才却无财者，则只能空叹时不我与怀才不遇？呜呼！可悲，亦可叹也！
古人谢绝收礼妙法种种
古往今来，凡有求于人，必施之以小恩小惠，秦汉时称之为“受殊枉法”。受殊枉法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轻者削官免职，重者抄家灭族，因而古代官员对此都比较小心谨慎，特别是一些清正廉洁的官员都能够洁身自好，而且拒贿方法也很多。
南朝中书通事舍人顾协，有一次责令部下对送礼给他的一位门生“棒打”二十大板；明代于谦每遇行贿者，便命家人出示一块牌子，上书“两袖清风朝天去”；一地方官送极佳端砚给王安石，并夸道“此砚呵之可得水”，王当即赋诗“纵得一担水，安能动我心”拒绝；清代康熙时江南总督张伯行，在衙门口自题一匾额拒贿：“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得益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清朝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刘统勋曾在政事堂当众斥责一送礼给他的官员“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清代大臣于成龙在康熙十九年晋升为直隶巡抚，特颁发《严禁馈送檄》，通报了大名县县官送礼丑事……
古人悬物以示廉的方法别具一格，最早这么干的是东汉南阳太守羊续，见于《后汉书》卷三十一《羊续传》。该书载：“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说的是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平生最不喜奢华。有一次，手下府丞献给羊续一条活鱼，羊续不好当面拒绝，便“受而悬于庭”。等府丞又一次进献，羊续便拿出那条一直悬挂在那里的鱼给府丞看，府丞是聪明人，自然明白上司的意思，惭愧而退。羊续此举大为后人所称道。宋代诗人徐积在《和路朝奉新居》诗中赞道：“爱士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旧悬鱼。”于谦亦有诗咏云：“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外，闲阅床头几卷书。”
后世自然也有不少人效仿。明朝周新任按察史时，有同僚送给他一只烤鹅。尽管烤鹅香酥诱人，但周新抵住诱惑，咽了咽口水，硬是将它悬挂在屋中。以后凡有送礼者，周新便让他看那只烤鹅，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从此，再无人自讨没趣了。周新“悬鹅”的故事，《明史》并无记载，仅见于清代周清原的平话小说集《西湖二集?周城隍辨冤断案》。《周城隍辨冤断案》中的故事与《明史》中记载的周新事迹大致相同，关于“悬鹅”，也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同僚一日馈以鹅炙，悬于室中，后有馈者指示之。”可见是周清原为表现周新的完美形象所加，但根据周新的为人，也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
古人悬物以示廉，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既不损人面子，又不会落下受贿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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