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前面说到过了，对于溥仪小朝廷所拥有的文物和国宝，很多人认为既然清帝已经被推翻，民国已经成立，那么这些宝物就是属于国家的，溥仪个人无权处置。因此，像金编钟这样的国宝才偷偷运出宫，悄悄的藏到了盐业银行的仓库中。那么，盐业银行将如何处理这批宝物呢？
金编钟被抵押给了在北京的盐业银行。当时盐业银行北京的经理是岳潜斋。岳潜斋这个人本来是天津庆善金店的二掌柜，从事的就是金银首饰买进卖出的生意。也因为这个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靠变卖家产过活的八旗子弟。据说，他对落魄的王孙贵族极为同情，有人拿东西来抵押，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所以在这些人中非常有人缘。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与岳潜斋关系也非同一般。后来，荣源还与岳潜斋合股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荣源和岳潜斋的关系可见一斑。
由于事出机密，金编钟是怎么运出宫的，没有文字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细节才得以披露。据天津文史专家张仲老先生回忆，
1952年他作为工作人员被借调到北京增产节约办公室。一次在审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时，王绍贤道出了实情。1924年5月的一个夜晚，由当时的“公路局长”刘庆山押着几辆装载着金编钟和众多国宝的汽车，开出了紫禁城神武门，直奔位于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外库而来。银行外库专派保管员邢沛农接收并清点了这批国宝。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对于金编钟进行关注研究的人，在1924年4月15号的《京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清室擅卖古物引起质问》。文中称，国会议员李燮阳、王乃昌等22人，质问北洋政府内务部为何坐视清室盗卖国宝而不管不问，并提出应把故宫中的古物悉数提出保存。由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故宫中的古物，清室只有使用的权利，不得变卖、抵押。清室卖宝，盐业银行买宝，其实都属违法的行为。这时候，荣源他们与盐业银行的交易正在洽谈中，外界只是听到一些风声但并没有实际证据。几天后，清室内务府登报称，他们正筹备设立“皇室博览馆”，将古物、古籍自行陈列，以供全球来研究。
一方面，言之凿凿要设立所谓“皇室博览馆”，一方面却马不停蹄地与盐业银行进行着抵押国宝的交易。清室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很快，清廷盗卖国宝的消息便在北京城传开了。清室内务府和盐业银行纷纷出来辟谣。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回忆，
当时为了转移目标，他们曾散布是日本正金银行和山中洋行所为。追查者根据这条信息再去追查，当然就什么也查不到了。等到通过各种关系，得到金编钟变卖的确切消息以后，《京报》就以“清室盗卖古物”为题正式揭发了这件事，可这时的时间已是1925年2月了。这时的溥仪和他的小朝廷，早已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原本就赎回无望的众国宝，更成为盐业银行的囊中之物。一年以后，盐业银行补了溥仪一些钱，金编钟和众多金册、玉器、瓷器就正式成为盐业银行的私产。
因为买卖国宝实属违法，所以一开始盐业银行便没有把它们写在账上。那么，盐业银行怎样才能把账面上那80万元的亏空补上呢？原沪上金融界的老人儿、曾与盐业银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孙曜东回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满清遗老、没落豪门靠典卖文物过活的时期，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和新富阶层大量“收货”的时期。盐业银行卖出了一些清室抵押文物，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但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还剩下几千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这样，账面上的欠款还清，剩余的东西自然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之财了。据金融界的胡仲文老先生后来回忆，1929年当他作为四行储蓄会会计领会计组到盐业银行改革会计制度时，发现这笔借款早已从盐业银行账上核销了。
盐业银行账上虽然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们私购国宝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此后，连年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的主政者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每批当权者都忘不了四下打探金编钟的去向。而金编钟和众国宝则静静地安放于盐业银行东交民巷的地下金库中，几位知情者也严守着秘密，对外绝口不提。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华北岌岌可危，北平城笼罩在战火的阴霾之下。此时，身处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经理们也开始为地下金库中的这几千件文物寻找藏身之所。
那时候，民国政府刚刚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也在酝酿着国宝南迁的计划。尽管社会上反对之声炽烈，但将近两万箱的故宫古物还是踏上了南迁之路。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就是现在的首都图书馆，也开始了馆藏善本的封存装箱，几百箱古籍善本、敦煌遗书以及金石拓片，被秘密运往天津租界的银行金库。正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所言：
“土地失了，尚有收复之可能，国宝一亡，永无复还之望了。”
故宫近2万箱、百万件文物在南迁中，行程数万公里，历时15年，一路过来无一丢失损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为那些在秘密状态下保护故宫国宝南迁的人们肃然起敬，他们是铮铮铁骨的护宝人。如果说，故宫文物南迁是集体行动的话，那么在天津的银行家陈亦侯冒死保护国宝金编钟，便是个人行动了，而且情节更为曲折，鲜为人知。他需要的是更大的爱国热情和巨大的勇气。
在故宫国宝南迁的同时，身处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经理们也开始为地下金库中的这几千件文物寻找藏身之处了，这时候，盐业银行的总部已经从北平迁往了天津。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天津繁华程度远超北京，与上海不分伯仲。即便是今天走在天津大街上，也随处可见当年的洋楼林立。由于天津是北方金融中心，所以天津盐业银行的规模较北京大很多，而且地处法租界，即使日本人打来，也会对法国人有所忌惮。于是，此时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与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商议后，决定把金编钟和两千多件瓷器、玉器，秘密运往天津。此时，天津盐业银行的经理正是陈亦侯。
陈亦侯是浙江温州人，出生于温州信河街富家陈宅，在温州读私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北大前身），学习外语。毕业后执教刚刚开办的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后改称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没多久离开长沙回温州。1912年，他离开温州，进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1927年应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等职。2年后调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后来担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开滦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公私合营中，他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纱厂——天津恒源纱厂董事长。1970年11月1号，陈亦侯病逝于天津，享年84岁。2008年清明，他的骨灰迁葬于温州郭溪塘下坑。
国宝金编钟等文物继续寄存在盐业银行北京金库里看来是早晚要出事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就琢磨着把这批宝物运往天津收藏。原因当然是因为彼时的天津租界林立，盐业银行也处于租界中，相对受到日本人的骚扰少一些。这件事情就交给了陈亦侯。
几十箱的宝物随着盐业银行的车队被运到了天津，被存放在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地下金库中。但这批无价之宝基本上已变成见不得光的宝贝，未来要如何处置呢？负责保护它们的陈亦侯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请您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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