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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起点”学生如何实现成绩的跨越式进步? ——基于S市2016年、2018年初中生学业质量监测结果

作者:苏州市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于飞飞

[摘  要]为探究“低起点”学生如何实现成绩的跨越式进步,本研究基于S市2016年、2018年全市初中生学业质量监测结果,以10002名实现跨越式进步的“低起点”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索分析,结果发现:“低起点”学生群体中的女生、非本市户籍学生、父母至少一方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更容易实现学业成绩的跨越式增长;学习兴趣、学习坚持性、学习态度、学习计划性、学习策略与方法、学习主动性这些学习品质是影响“低起点”学生能否实现跨越式进步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一些尝试性的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 “低起点”学生  跨越式进步  学业成绩  学习品质

“低起点”学生是教育领域中的弱势群体,特别需要教师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指导,帮助他们走出底子薄、起点低的困境,但是,他们常常因为起点成绩落后而遭受教师的忽视。教育应该坚持有教无类,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充分发展,同时,教师的教学成效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低起点”学生这一群体。因此,如何让“低起点”学生的学业成绩得到有效提升是学校教育实践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为了使“低起点”学生发挥最大潜能、实现成绩转化,我们可以在教育实践中寻找一些可供参考的依据。在初中“低起点”学生中存在这样一类学生,他们在小学毕业之时学业成绩处于下游水平,在进入初中后却能够知耻后勇、奋起直追,在学业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甚至实现后来居上、弱鸟高飞。这些“低起点”学生如何冲破基础薄弱的桎梏,取得跨越式的学业进步?回答这个问题,不但对处于“低起点”的学生群体实现成绩转化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教育的公平均衡发展。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策略、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意志等学习品质与学业表现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 [2] [3] [4] [5]。但是现有的研究,或者停留在学习品质与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层面,或者聚焦于学习品质对学生当下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层面,而在学习品质对学生(尤其是“低起点”学生)学业成绩纵向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却几乎空白。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S市2016年、2018年全市初中生学业质量监测结果,以10002名实现跨越式进步的“低起点”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索分析,以期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加真实地了解“低起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发展趋势,更加准确地掌握学习品质在“低起点”学生成绩转化中的作用机制,从而对“低起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科学的归因分析,为教师、学校、教育行政和教育研究部门的教育决策与行动改进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的全部数据来源于S市2016年、2018年全市初中生学业质量监测结果。2016年,S市在全市范围内抽取165所学校63152名学生参加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全学科测试。2018年,S市采取学校和学生全覆盖的方式开展监测项目,来自全市260所学校的261048名学生以等概率随机抽样的方法参加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四门学科中的一门测试。本研究中,学生2016年和2018年的学业成绩均转化为平均分为500,标准差为100的量尺分数,从而使得不同年度、完成不同题目的学生分数具有可比性。

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本研究首先基于能够追踪到起点成绩以及相关因素调查问卷成熟度方面的考虑,将研究范围限定为2016级学生(即在2016年升入初一的学生);其次,以2016级学生的姓名和就读学校为线索,将2016年和2018年中同一学生、同一学科的监测成绩进行匹配,最终追踪到30006名2016级学生的相关数据。在这30006名2016级学生中,将2016年监测时学业成绩排名在后1/3的10002名学生划为“低起点”学生,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如何界定“低起点”学生是否发生“跨越式进步”呢?我们将这10002名2016级学生在2016年和2018年监测中的两列成绩数据相减,得到一列新的数据,称为“差值”。计算这列“差值”的标准差(SD=77.91),凡两年成绩的“差值”大于1个标准差的学生,界定为实现“跨越式进步”,这类学生称为“进步学生”,“差值”未达到1个标准差的学生,界定为未实现“跨越式进步”,这类学生称为“非进步学生”。

(二)

变量说明

除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外,本研究涉及到的变量还包括学生的性别、是否独生、是否本市户籍、父母是否至少一方本科及以上及学习品质。

在本研究中,“学习品质”采用的是研究对象在2018年监测中的数据。学习品质这一变量主要由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情感三个一级指标构成,其中学习习惯包括学习主动性、学习计划性、学习坚持性三个二级指标;学习情感包括学习兴趣、学习态度两个二级指标(详见表2)。学习品质均以指数方式呈现数据。转换过程为: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情感维度均为1-4计分。得到原始分后,将原始分转换成以0分为平均分,1分为标准差的Z分数;再转换成以5分为平均分,1.5分为标准差的标准分,相当于0-10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在该指标上的状况越好。

(三)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并对相应变量进行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Logit回归分析等处理。

研究结果

(一)

两类学生的不同群体特征

1.进步学生中的女生比例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中的女生比例,男生反之。

“低起点”学生总体中,女生比例为41.3%,男生比例为58.7%。进步学生中,女生的比例为45.1%,男生的比例为54.9%;非进步学生中,女生的比例为39.9%,男生的比例为60.1%。卡方检验的结果(χ2=22.269,p<0.001),表明进步学生中的女生比例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中的女生比例;进步学生中的男生比例显著低于非进步学生中的男生比例。由此推断,女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可能性高于男生。

2.进步学生中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与非进步学生中的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亦然。

“低起点”学生总体中,非独生子女比例为56.7%,独生子女比例为43.3%。进步学生中,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为58.3%,独生子女的比例为41.7%;非进步学生中,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为56.2%,独生子女的比例为43.8%。卡方检验的结果(χ2=3.750,p=0.053),表明进步学生中非独生子女的比例虽然高于非进步学生中的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但二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进步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虽然低于非进步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但二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由此推断,独生与否可能并不是影响学生是否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原因。

3.进步学生中非本市户籍学生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中的本市户籍学生;本市户籍学生反之。

“低起点”学生总体中,非本市户籍学生比例为35.5%,本市户籍学生比例为64.5%。进步学生中,非本市户籍学生的比例为38.8%,本市户籍学生的比例为61.2%;非进步学生中,非本市户籍学生的比例为34.2%,本市户籍学生的比例为65.8%。卡方检验的结果(χ2=17.908,p<0.001),表明进步学生中非本市户籍学生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中的非本市户籍学生;进步学生中本市户籍学生的比例显著低于非进步学生中的本市户籍学生。由此推断,非本市户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可能性高于本市户籍学生。

4.进步学生中父母至少一方在本科及以上的学生比例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中父母至少一方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学生;父母均在本科以下的学生反之。

“低起点”学生总体中,父母至少一方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比例为13.6%,父母均在本科以下学历的学生比例为86.4%。进步学生中,父母至少一方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占比为16.8%,父母均在本科以下学历的学生占比为83.2%;非进步学生中,父母至少一方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占比为12.4%,父母均在本科以下学历的学生占比为87.6%。卡方检验的结果(χ2=30.754,p<0.001),表明进步学生中父母至少一方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比例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中父母至少一方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进步学生中父母均在本科以下学历的学生比例显著低于非进步学生中父母均在本科以下学历的学生。由此推断,父母至少一方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可能性高于父母均在本科以下学历的学生。

(二)

两类学生在学习品质上的得分差异

1.进步学生的学习品质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

对进步学生和非进步学生在学习品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和标准差进行描述,进而考查两类学生的表现及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进步学生在学习主动性、学习计划性、学习坚持性、策略与方法、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各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进步学生。也就是说,比起非进步学生,进步学生在学习上更加积极主动、做事更有计划性、学习意志更坚毅、学习策略与方法更有效、学习兴趣更浓厚、学习态度更积极。进一步推论,学习品质可能是影响“低起点”学生是否发生跨越式进步的重要因素。

(三)

“低起点”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回归分析

前文分析了进步学生和非进步学生在学习品质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推论出学习品质可能是影响“低起点”学生学业表现是否实现跨越式进步的重要原因。接下来,将以学习品质的各个维度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Logit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学习品质对“低起点”学生成为“进步学生”的发生比率的影响。因为前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进步学生和非进步学生在不同群体类型的占比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而推论出性别、本市户籍与否、父母至少一方在本科及以上与否可能也是影响学生是否实现跨越式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将以上背景特征变量一同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详见表7。

模型0(只含背景特征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性别、本市户籍与否、父母至少一方本科及以上与否对“低起点”学生学业成绩是否实现跨越式进步具有显著影响,独生与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女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是男生的1.209倍;非本市户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是本市户籍学生的1.267倍;父母至少一方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是父母均为本科以下学历学生的1.543倍。以上结果说明,与相对应的同伴相比,“低起点”学生群体中的女生、非本市户籍学生、父母至少一方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更容易实现学业成绩的跨越式增长。

模型1~模型6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学生的基本特征后,本研究关注的学习品质各维度对“低起点”学生学业成绩是否实现跨越式进步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力。按照发生比Exp(B)大小,影响由高到低,学生的学习兴趣每提高一个单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增加30.3%;学生的学习坚持性每提高一个单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增加30.0%;学生的学习态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增加30.0%;学生的学习计划性每提高一个单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增加29.3%;学生的学习策略与方法每提高一个单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增加27.0%;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每提高一个单位,学生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发生比率增加17.3%。[6]以上结果说明,学习兴趣、学习坚持性、学习态度、学习计划性、学习策略与方法、学习主动性这些学习品质是影响“低起点”学生是否实现跨越式进步的重要因素。

启发与建议

本文基于对S市2016年、2018年初中生学业质量监测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了“低起点”学生学业变化情况与性别、独生或非独生、本市户籍或非本市户籍、父母至少一方本科及以上或父母双方均为本科以下等变量的关系,并探讨了学习品质各维度对“低起点”学生学业成绩能否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影响,发现不同背景特征和不同学习品质发展水平对“低起点”学生能否实现学业成绩的跨越式进步具有显著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低起点”学生学业成绩、促进教育效能的提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正视学生差异,注重因材施教。本文研究表明,“低起点”学生中女生、非本市户籍学生、父母至少一方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更容易实现学业成绩的跨越式进步。笔者分析,可能是由于初中阶段的女生成熟较早,更早明白学习的重要性,因此更加认真努力,而男生在进入青春期早期,学习意识尚未觉醒,心思不放在学习上,且思维能力刚开始萌芽,学习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非本市户籍学生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多在农村老家读的小学,到S市上初中后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学习潜能得以激发,因此学业进步较大;高学历的父母不仅对孩子的学习问题比较重视,而且更能掌握好孩子的学习方向,营造出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促进孩子的学习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作为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要正视“低起点”学生中不同背景特征的学生学业发展的差异状况,给予“低起点”学生群体中的男生、本市户籍学生、父母均为本科以下学历学生更多的关注和指导。同时,在今后的教学中,学校教育者应当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帮助每个学生都做到各取所长、扬长避短。

第二,家校协同努力,促进学习品质发展。本文研究表明,“低起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习计划性、学习坚持性、策略与方法、学习兴趣、学习态度这些学习品质表现越好,越容易实现学业成绩的跨越式进步。因此,学校、教师和家长要紧密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学生学习品质的发展。作为学校,应当加大对“低起点”学生群体的教育成本,并将这些学生学习品质的培养列为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作为教师,应当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低起点”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民主、自由、和谐的课堂氛围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教授学生有益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作为家长,应该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耐心和宽容,为他们创造有利的家庭环境,平时多陪伴孩子、了解孩子,以孩子的兴趣为基点,激发其学习主动性,同时家长应在生活中主动积极地应对任务,给孩子提供可以模仿的榜样,以培养孩子努力克服困难的学习坚持性与意志力。

参考文献:


[1]牛盾,王国强.初中生学习习惯和应试技能与学业成绩的关系[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6(02).

[2]蒋京川,刘华山.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策略、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02).

[3]姚德雯,严林峰,阿曼古丽·木沙,刘革.初中生认知风格、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与学业成绩的关系[J].心理研究,2011(06).

[4]焦彩珍.初中生数学学习兴趣及自我效能与数学学业成绩的关系[J].数学教育学报,2008(02).

[5]胡定荣,徐昌,李先平,黄晓青.影响薄弱校初中生学业成绩的主因素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29).

[6]张平平.胡咏梅.家庭处境不利学生如何实现学业成绩的逆袭:学校在其中的作用[J].教育经济评论,2019(02).



注:本文发表于《上海教育科研》 2020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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