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品评与诗话之滥觞

 美学家宗白华曾经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按：袁昂所著为《古今书评》，庾肩吾所著为《书品》，此处皆作《画品》，当系误记），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①这里特别提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名著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都与魏晋人物品评风气相关，也就是说，魏晋“人物品藻”的影响尚不只是中国古典美学，古典文学批评同样受其沾溉。
    诗话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主要文体之一，尽管其正式得名始于北宋欧阳修之《六一诗话》，但在诸多方面仍与魏晋人物品评有着潜在的关联。从人物品评影响角度考察诗话之渊源流变及文体特征，或许有助于深化对某些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
    在前人有关诗话起源的诸多说法中，其影响最大者有二：
    （一）主张诗话源自钟嵘《诗品》。此说以清人章学诚、何文焕最具代表性。章氏《文史通义·诗话》道：“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江河始于滥觞。后世诗话家言，虽曰本于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②何文焕《历代诗话序》称：“诗话于何昉乎？赓歌纪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汉魏而降，作者渐夥，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③虽然二人都将诗话渊源追溯到上古三代，章学诚还据之概括出“论诗而及事”、“论诗而及辞”两种体例，但也都肯定了钟嵘《诗品》在诗话史上的首创地位。故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而何文焕编《历代诗话》则将钟嵘《诗品》置于篇首。
    （二）主张诗话源自唐代孟棨《本事诗》。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讨论诗话时表示：钟嵘《诗品》“确是勒成专书的论诗初祖，但不即是宋人诗话本源。”不仅如此，就是唐人撰写的诗格、诗句图一类，也和宋人诗话的性质旨趣有明显不同④。在罗根泽看来，宋人诗话的前身是唐代的本事诗。他说：“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其来源则与笔记小说有关。唐代有大批的记录遗事的笔记小说，对诗人的遗事，自然也在记录之列。就中如范摅的《云溪友议》、王定保的《唐摭言》，其所记录，尤其是偏于文人诗人。由这种笔记的转入纯粹的记录诗人遗事，便是本事诗。我们知道了诗话出于本事诗，本事诗出于笔记小说，则诗话的偏于探求诗本事，毫不奇怪了。”⑤郭绍虞也持类似的见解。其《宋诗话辑佚序》道：“唐人论诗之著多论诗格与诗法，或则摘为句图。这些都与宋人诗话不同。只有孟棨的《本事诗》，范摅的《云溪友议》之属，用说部的笔调，述作诗之本事，差与宋人诗话为近。”与罗根泽不尽相同的是，郭绍虞在肯定宋人诗话与唐人诗格有别的同时，还指出诗话兼有诗格与本事诗的双重特点：“仅仅论诗及辞者，诗格诗法之属是也；仅仅论诗及事者，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这是宋人诗话与唐人论诗之著之分别。”⑥
    以上两种看法当然都是有道理的。在肯定宋人诗话与钟嵘《诗品》、孟棨《本事诗》存在渊源关系的前提下，能否再追问《诗品》和《本事诗》的渊源？或者说，宋人诗话除了《诗品》、《本事诗》这两个近源外，是否也还有一个远源，一个前身的前身？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事实上，前引罗根泽语已经表明，唐人《本事诗》源自笔记小说。虽然罗根泽只涉及唐人笔记小说，但我们知道，唐人笔记小说实由魏晋志人小说发展而来，故若论唐人《本事诗》的文体渊源，无疑应该追溯到魏晋志人小说。具体些说，应该追溯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此外，从《本事诗》往前溯源，还可以找出其与汉代《诗序》的关联，郭绍虞所谓“诗序本事诗之属”，即是此意。方孝岳也说：孟棨《本事诗》“本是取法于《毛诗·诗序》，再往上推之，实在是由《左传》开其端。”“至于《韩诗外传》，可以算是后来诗话之先驱。”⑦显然，论诗及事这一特征，是连接汉代《诗序》、唐代《本事诗》、宋代诗话的主要线索。
    钟嵘《诗品》显然与此不类，尽管《诗品》中间有论诗及事语，如“谢惠连”条记谢灵运梦中得“池塘生春草”句，“江淹”条记江淹梦中还郭璞五色笔而才尽事，但毕竟更侧重品第诗作，追溯流别。这也正是罗根泽认定其非宋人诗话本源的原因。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诗品》的成书与魏晋人物品评风气密不可分，因而也就与《世说新语》有了某种关联。《诗品序》说得很清楚：“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⑧钟嵘不满于此前批评著述“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缺憾，分上、中、下三品对汉魏以来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作了品评，并追源溯流，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可见，《诗品》与《世说新语》，虽一以品人，一以品诗，但在方法、标准、用语等方面则颇多相似，个别材料甚至如出一辙。如《诗品》“潘岳”条引谢混语：“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披沙简金，往往见宝。”⑨而《世说新语·文学》作：“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⑩
    前人在追溯诗话渊源时很少关注到《世说新语》(11)，这并不奇怪。一方面，《世说新语》的主旨乃在人物品评，故虽不乏评论诗文的文字，毕竟不同于后来以记述文人诗人轶事为主的唐人笔记，如《云溪友议》、《本事诗》之属，内容上已先隔了一层；另一方面，明清人之追溯诗话渊源，其立足点实乃宋以后广义之诗话，对于早期以记事为主的诗话多有不屑，因而《世说新语》在体例上与他们心目中的诗话相去甚远。所以，较之《世说新语》，上古经传中论诗的只言片语、钟嵘《诗品》、唐人《本事诗》乃至诗格、诗法更容易被看作后代诗话的起源。
    郭绍虞、罗根泽等前辈学人论及诗话渊源时也没有提到《世说新语》，不过，既然肯定宋初诗话与唐人《本事诗》属于近邻，且诗话一体与说部“难以犁别”(12)，那也就难以否认《世说新语》这个“远亲”。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诗话研究热潮的出现，研究者逐渐注意到《世说新语》与后世诗话的关联。如王大鹏等人编选的《中国历代诗话选》将《世说新语》列在诗话篇之首(13)；敏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诗话”条，以《世说新语》中若干有关评诗语及诗事记载为诗话雏形之一；而刘德重、张寅彭合著的《诗话概说》一书则认为：“《世说新语》中像谢安叔侄论诗的记载，无论从内容上或从形式上看，都已经相当接近后来的诗话。比起《诗品》那样的专著来，它们分则记事，笔调轻松灵便，显然更直接地影响到诗话体的形成。”(14)
    关于《世说新语》与后世诗话的关联，蔡镇楚1988年出版的《中国诗话史》一书论述相对较细，该书第一章对诗话进行溯源时指出：“诗话之体，早在魏晋六朝就已初露端倪。”具体表现为：（一）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笔记小说“掇拾士人遗闻轶事和片语只言，按内容分类系事”，这种“自由漫谈的随笔形式”用之于诗歌即是宋人诗话之端倪；（二）《世说新语》对佳句隽语的品藻鉴赏“开创了中国诗歌评论中摘句欣赏的历史，此后，钟嵘《诗品》称颂的‘古今胜语’，唐五代佳句欣赏之风的盛行，专门选集清词丽句的《诗句图》的出现，都对后世诗话的鉴赏论有所影响”；（三）六朝笔记小说实为后来唐人《本事诗》之前身，而《本事诗》则“从内容与体制两方面影响诗话之体”。不过，蔡镇楚并未高估《世说新语》对诗话的影响。他最后的结论是：
    1.诗话的名称，大概取法于唐末民间诗话之名。
    2.诗话的体制，大致源于六朝的笔记小说，由许多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
    3.诗话的内容，包括“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前者出于本事诗，本事诗又出于六朝笔记小说；而后者则出于古典诗论，包括勒成专著的论诗初祖——钟嵘《诗品》等。(15)
    这里肯定了《世说新语》等六朝笔记小说对后代诗话体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实不足以和《本事诗》、《诗品》相提并论。在《诗话学》一书中，针对阮阅所编《诗话总龟》将笔记小说也纳入其中的做法，蔡镇楚特别以《世说新语》为例，强调小说与诗话不容混淆：“以《世说新语》而论，我们不否认其文学价值，特别是《文学》篇对文学创作文艺欣赏及其规律性的论述，曾对诗话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它毕竟是‘小说’，不是‘诗话’”(16)。
    二
    《世说新语》的确不是诗话，也没有材料能证实它对后代诗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然而，在《世说新语》和后代诗话之间存在的诸多相通相似，又使得我们不能不对二者的关系重新考量。
    张海鸥、梁穗雅《北宋“话”体诗学论辨》一文指出：“《世说新语》有3则诗话，其文体形态与后世诗话无异：一是《文学》篇谢公论《毛诗》何句有‘雅人深致’条，二是《文学》篇王孝伯咏‘所遇无故物’条，三是《言语》篇谢太傅问‘白雪纷纷何所似’条。”(17)实际上，《世说新语》所记与后世诗话相类者远不止此。这里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粗为检索，胪列于下(18)：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言语》第71则）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言语》第93则，）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言语》第95则）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文学》第52则）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文学》第66则）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文学》第71则）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文学》第76则）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文学》第84则）(19)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文学》第85则）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文学》第88则）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文学》第101则）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排调》第5则）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排调》第36则）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其语拙，问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榻腊亦放，何必其铨铃邪？”（《排调》第37则）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排调》第45则）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仇隙》第1则）
    以上所列凡16则，大体上可按章学诚所说之“论诗及事”、“论诗及辞”分为两类：如《言语》篇3则全入论诗及事类；《文学》篇第66则记曹植七步成诗事，《排调》篇第5则记孙皓作《尔汝歌》事、第36则记袁羊以诗调侃刘恢事，以及《仇隙》篇第1则记潘岳诗谶事，也都属于论诗及事。属于论诗及辞类的，如《文学》篇第52则、71则、76则、84则、85则、88则、101则，均为诗作赏评，且以时人作品为主；《排调》篇第37则刘恢评殷融诗亦然；第45则虽非评诗语，然涉及对诗体的认识，姑且归入论诗及辞类。
    《世说新语》中另有一类记述，既非论诗及事，亦非论诗及辞，而是时人对前代诗作的赏鉴，甚至于是活用。如：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文学》第3则）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豪爽》第4则）
    王司州在谢公坐，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豪爽》第12则）
    以上数则，其旨趣不在诗作，不在文辞，而更倾向于表现吟诗者之个性风神。如王敦的慷慨之情，王胡之的神往之态，无不见诸字里行间，几可谓呼之欲出。经学大师郑玄家奴婢妙引《诗经》，尤其令人忍俊不禁。王子猷雪夜访戴事与此相类：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47则）
    事实上，除《言语》、《文学》篇外，《世说新语》所记与诗有关各则，与其说是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倒不如说是论诗及人或记人及诗，即重在展示人物性格特征。
    上节曾引郭绍虞语，谓诗格仅论诗及辞，《本事诗》仅论诗及事，而诗话既“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既然《世说新语》所记兼有论诗及事、论诗及辞两类，其与宋初诗话是否同样“难以犁别”呢？有的的确很难区分，尤其是论诗及事类。如欧阳修《六一诗话》第7则记：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会饮余家，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惊。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余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诗”。一言之谑，后遂果然，斯可叹也！(20)
    对比《世说新语·仇隙》所记石崇、潘岳事，一语成谶，二者当属同一类型。又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第3则记：
    梅圣俞之卒也，余与宋子才选、韩钦圣宗彦、沈文通遘，俱为三司僚属，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见圣俞面光泽特甚，意为充盛，不知乃为不祥也。”时钦圣面亦光泽，文通指之曰：“次及钦圣矣。”众皆尤其暴谑。不数日，钦圣抱疾而卒。余谓文通曰：“君虽不为咒诅，亦戏杀耳。”此虽无预时（疑当为诗）事，然以其与圣俞同时，事又相类，故附之。(21)
    此类传闻与笔记小说所记实无差别，以其旨趣不异之故也。其余如《言语》篇记谢安与儿女讲论文义，《文学》篇记曹植七步成诗，更是典型的诗话内容，不仅仅是文体形态的相似了。
    相对说来，《世说新语》中论诗及辞类与后世诗话的差异要明显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世说》编撰者关注的重心在人而不在诗，且晋宋之际古典诗论尚未成熟，所以于诗之赏评较为粗略，不足方后世诗话之慧眼独识。即以《文学》篇所记而论，其所赏评，多就诗的内容性因素而发，较少涉及文字修辞等技巧性因素。如谢安谓《诗经》“谟定命，远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潘岳谓夏侯湛所作《周诗》“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阮孚读郭璞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辄觉神超形越”；谢尚月夜闻袁虎船上咏诗声，道“甚有情致”。取向虽因人因诗而异，关注点之内容却是一致的。反观欧阳修《六一诗话》，多有对作品文字技巧的评论。如记杜甫诗脱字，尝试补之而难以企及；谓梅圣俞、苏舜钦二家风格各异；称赞韩愈诗用韵不拘宽窄皆工；等等。较之《世说新语》论诗语，无疑有精粗之别。
    如果上述两大类型的划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将这些摘自《世说新语》中的零散记载汇集成册，也可归为诗话之一种呢？这我们暂且不做评判，但《世说新语》中存在一定数量的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至少说明《世说新语》与后世诗话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并非只是体制或文体形态的相似。
    三
    《世说新语》之所以不被看作诗话，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志人小说而非记诗评诗之作，这使得《世说新语》与诗话之间似乎有了一条天然的鸿沟。可是，《世说新语》与后世诗话的差异真的像我们先前认为的那样大吗？我们沿袭了《诗品》、《本事诗》是宋初诗话前身的看法，但这一看法真的就堪称定论，没有问题吗？
    罗根泽肯定唐人《本事诗》是宋人诗话的前身，是着眼于宋初诗话偏于记事；郭绍虞认为宋人诗话不同于唐人论诗之著，则是有鉴于诗话兼有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双重内容。若照此思路，兼有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世说新语》，岂不是比《诗品》和《本事诗》更接近宋人诗话？
    不妨先比较一下《本事诗》与宋初诗话的差异。首先，《本事诗》纯粹记事，不作赏评；而宋初诗话于记事之外，兼有诗评，甚至不乏理论性阐释。如《六一诗话》引梅圣俞论诗语：“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其次，即以记事而论，《本事诗》只记作诗之本事，不及其他；而宋初诗话兼收并蓄，举凡与诗创作、赏析、传播相关之事多有采纳。如《六一诗话》记苏轼得织有梅圣俞《春雪诗》的蛮布弓衣以遗欧阳修事，《温公续诗话》记杜甫耒阳墓事，均远逾《本事诗》择材之范围。第三，写作动机、态度亦不相侔。孟棨《本事诗序目》道：“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可见其本意原在借本事更好地理解诗人之所以兴感与诗作之题旨意蕴，其态度不可谓不认真；而欧阳修《六一诗话》之作，则兴之所至，不一而足，或掇拾诗人之传闻逸事，或赏评诗作之妙想匠心，乃至释名物，注词语，其兴趣颇为宽泛，正所谓“集以资闲谈也”。显然，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志人和说诗之别，单就兴趣的广泛性和编写动机而言，《六一诗话》应该说更接近《世说新语》而不是《本事诗》。
    实际上，较之文体形态的相似，或都包含有论诗及事、论诗及辞双重内容，编写态度的一致恐怕更应该成为我们考察的重心。“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一语表明，《六一诗话》的产生与“闲谈”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这为我们考察《六一诗话》的渊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关于《六一诗话》与闲谈之关系，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欧阳修意在汇集有关诗的传闻趣事以为谈资，此说固不为无理，但更好的解释或许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其《中国文论读本》(22)中所说：
    像许多文类一样，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它记录了口头创作与社交场合的情况，或者试图再现对这些场合的印象。虽然诗歌评论一贯与艺术实践相伴随，但从8世纪晚期以来，文坛上出现了某种固定的社交盛会，文学家们聚在一起，探讨诗歌的妙处，谈论文学轶事，为诗人们提出建议并描述诗人的风格。这种文学聚会还蔓延到宋代更广阔的文学社会群体之中，并不断发展。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回忆和记录了对诗歌的口头评论……总之，诗话追求直接的风格。
    诗话很可能是一些口头议论，后来被追记下来的，在这些诗话里，一种新的风格正在酝酿和发展，它开始关注特定词的使用。读者也学着停下来细细品味，为什么这种用法比那种用法更恰当。(23)
    在宇文所安看来，与其说《六一诗话》的写作是为文人提供谈资，倒不如说是欧阳修对先前闲谈的一种追记。宇文所安据此认为，诗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论语》，最好的诗话“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艺术形式，体现了诗话作者的思想风格”(24)。《六一诗话》的魅力源自欧阳修的人格魅力及学识智慧，它“显示了该文类最初的风格趣味。那是一些对往事的随想，初读起来，你不觉得它们有多美，有多深奥，也不觉得它们是彼此连贯的；可是，经过悉心品味（它们值得你悉心品味），你会从一点一滴中地体会到中国文学理论的最独特之处”(25)。
    宇文所安从追记的角度来理解《六一诗话》的写作是有道理的，虽然他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形成如此看法的理由。在将《六一诗话》和《本事诗》进行比较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上述三条之外的另一明显差异，那就是叙事主体的介入和叙事视角的改变。《本事诗》写作基本上是一种全知视角，叙述者并不在场，全书41则，只有一则例外，即“情感”类所记韩翊与柳氏事。该则文末有一段文字：“开成中，余罢梧州，有大梁夙将赵唯为岭外刺史，年将九十矣，耳目不衰，过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听，云此皆目击之，故因录于此也。”这里出现的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记录者，其出场也只是为了表明所述事件的可信度。《六一诗话》则不然，所记多为欧阳修本人亲历亲闻之事，因此其叙事基本上是限知视角，叙事者本身即是叙述的对象。其最有代表性者，如第5则苏轼以蛮布弓衣遗欧阳修事，第7则梅圣俞与郑谷皆官至都官事，第12则欧阳修与梅圣俞讨论诗之写景传意事，第20则晏殊称赏梅圣俞诗事，第23则谢伯初与欧阳修以诗赠答事，第24则石曼卿书其诗作赠欧阳修事，均为欧阳修自述其经历。《六一诗话》共28则，其中出现“余”字的就有11则之多，其余虽不出现“余”字，但大多仍能感觉到叙述者的存在。如第1则“李公当时人，必不缪，乃传者误云五耳”；第3则“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第17则“‘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第22则“钱诗好句尤多，而郑句不惟当时人莫及，虽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第25则“第记之，或有遗亡者尔”；诸如此类，均为叙述者自己所作的评判或说明。简言之，无论记事还是论诗，都是出自欧阳修之亲历亲闻亲感，这就与先前《本事诗》一类著述有明显区别，而且确如宇文所安所说，《六一诗话》是对先前口头议论的追记，体现了叙述者本人的“风格化”特征。
    说《六一诗话》带有追记性质，还因为其中突出了欧阳修与梅圣俞二人论诗的内容。《六一诗话》中涉及梅圣俞的有7则之多，除了第12则梅、欧谈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值得注意者还有第20则，由晏殊对梅诗的称誉与梅圣俞自我评价相左，而引发欧阳修感慨：“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第27则欧阳修论韩愈诗用韵不拘宽窄，提到：“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这些内容不仅记载了梅圣俞、欧阳修二人对诗歌的见解，同时还连带记叙了论诗时他人的反应（如“坐客皆为之笑也”，“坐客皆惊”），从而传达出一种现场感。由此可见，欧阳修写《六一诗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本人闻见的实录(26)。
    唐人笔记不乏记载论诗内容者，如《云溪友议》、《刘宾客嘉话录》，但作者本人仅仅是一个撰录者，并不在文中直接出面，所记之事基本上与本人无关。进而言之，范摅、韦绚虽为文士，却不像欧阳修那样具备著名诗人、文坛领袖的身份。欧阳修不只是文人谈诗活动的参与者，同时更是组织者，他既深谙作诗之道，又常与梅圣俞等人切磋诗艺，品评诗人诗作。这使得《六一诗话》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写作方式上都有别于此前论诗之作。
    《六一诗话》既为欧阳修与其诗坛同道论诗赏诗活动之记录，便与《世说新语》构成了某种可比性。我们知道，《世说新语》为魏晋间名士清谈之记录，鲁迅称之为“名士的教科书”，陈寅恪称之为“清谈之全集”，正是着眼于是书与魏晋清谈之特殊关系。应该说，宋代文士间的闲谈与魏晋名士间的清谈并不乏某种相似性，甚至交叉重合之处，而有关诗文的谈论即为其一。虽然魏晋间名士清谈更热衷于玄理、才性，以至于言语、容止之类，其对诗文的关注远不及宋代文士，但其间仍不少相通相合者，上文所述《世说新语》中颇多诗话语，原因即在于此。而先前学人指出的宋初诗话与《世说新语》在文体形式上有某种类似，或诗话体制源于六朝笔记小说，根源也就在于二者都是文人社交谈论活动之记录(27)。
    《世说新语》在宋代颇为流行，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引北宋徽宗时期汪藻所作《世说叙录》，谓当时《世说新语》之传本有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黄 （鲁直）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邵氏本等十余种之多(28)。而据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所附董跋，晏殊曾对《世说新语》作过校订，董弅称之“最为善本”，并作为其刻本之底本。由此观之，《世说新语》当为宋代文人士子案头常备之书，且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记：
    韩子苍与曾公衮、吴思道戏作冷语。子苍云：“石崖蔽天雪塞空，万仞阴壑号悲风，纤絺不御当玄冬，霜寒坠落冰溪中，斫冰直侵河伯宫，未若冷语清心胸。”公衮云：“万山云雪阴霾空，千林雾淞水摇风，冻河彻底连三冬，嘉平晓猎崤函中，十二律吕相与宫，安得此候疏烦胸。”思道云：“御柳阴森蔽烟空，尚记玉宇来清风，月旁九霄凛如冬，露下紫薇花影中，长哦白雪明光宫，众泉涌此万卷胸。”此格起于晋人之危语也。(29)
    《世说新语·排调》第61则记桓玄、殷仲堪、顾恺之三人作“了语”、“危语”事，为当时文人雅谈形式之一。韩子苍、曾公衮、吴思道三人与苏、黄颇有过从，其作冷语事当在北宋后期，此为宋代文人效仿晋人雅谈之一例，亦可见出《世说新语》所记晋人风习对宋代文人的影响。
    欧阳修文集中虽未提及《世说》，但他读过该书则是没有疑义的。其退居汝阴后所作《西湖念语》云：
    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遇酒便留于道士。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30) 这里提到的王子猷爱竹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乘兴有时而独往”亦与王子猷雪夜访戴事相关，“傍若于无人”即前引《排调》篇所记王胡之语“当尔时，觉一坐无人”，而“曲水临流，一觞一咏”则出自王羲之《兰亭集序》。看来，欧阳修对晋人聚会宴游之事亦不无仿效之意。
    从欧阳修编撰《六一诗话》的情况来看，所谓“集以资闲谈”，一方面是根据手头保存旧稿予以整理，另一方面则是凭记忆写出先前与人谈诗论诗之语。今存《欧阳修全集》所收《笔说》、《试笔》乃至《归田录》诸篇中，仍保留了不少论诗文字，且与《诗话》所收，无论在旨趣还是风格上均难作区分，而这些文字皆非致仕以后所作。所以，虽然欧阳修正式编撰《诗话》是晚年退居汝阴之后的事，但其旨趣、体例应该说早已定型。欧阳修晚年编撰《诗话》的意义，乃在将自己先前闲谈话语中有关诗的部分汇集起来，为致仕后与诗友交流提供谈资，甚至是有意留给后人的谈资。这与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情况颇为相似(31)。
    总之，尽管我们难以断言《世说新语》对《六一诗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晋人清谈风气对宋人的影响却是存在的，而宋人闲谈实与诗话体式之形成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许正是有见于此，日本古代诗话《诗山堂诗话》作者小畑行简认为：“诗话者，诗中之清谈也。”(32)不错，诗话之初始，正是将此种关于诗的清谈形诸文字，从而构成了与笔记小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难以犁别”的复杂关系。欧阳修未必有意要借用笔记小说的文体形式，而是在记录有关诗的闲谈时，不期然而然地与笔记小说在体制上趋于一致。
    四
    指出《世说新语》与《六一诗话》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并不意味着要推翻前人有关诗话源于《诗品》或《本事诗》的旧说，而不过是想将有关诗话渊源的探讨再深入一层。正如本文题目所示，相对于《世说新语》与《六一诗话》的关系，我的兴趣更在于讨论魏晋人物品评对于后代诗话的影响。在我看来，较之笔记小说与宋初诗话在体制上的相似，或者是诗话之论诗及事、论诗及辞分别源自《本事诗》和《诗品》，魏晋人物品评的对后世诗话的影响或许不那么显豁，然而却更为深层，也更为根本。
    我们注意到，在有关宋初诗话渊源问题的看法上，罗根泽、郭绍虞两位前辈是有差异的。罗根泽着眼于宋初诗话偏于记事，认定唐人《本事诗》是宋代诗话的前身；而郭绍虞则注意到宋初诗话兼有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双重内容，故只说《本事诗》、《云溪友议》之属，近似宋人诗话。应该说，罗、郭分歧的根源，乃在对宋初诗话中记事成分，尤其是有关诗本事的记述所占比例的判定。罗根泽认为诗话偏于探求诗本事，而郭绍虞则说“论辞论事两难分”，由此决定了二人对诗话渊源的不同理解。那么，《六一诗话》中记事成分究竟有多少？具体又是什么情况？在此粗略统计如下：
    （一）纯粹记事者：第5则苏轼以织有梅圣俞诗之蛮布弓衣遗欧阳修事；第6则吴僧赞宁善对事；第7则梅圣俞诗谶事；第8则陈从易学及杜诗脱字事；第14则吕、胡二人彼此相轻事；第24则石曼卿事。共6则。
    （二）纯粹评诗者：第4则评梅圣俞《赋河豚鱼诗》；第10则评孟郊、贾岛诗；第11则评周朴诗；第13则评梅圣俞、苏舜钦诗；第18则评唐人诗；又第12则欧、梅讨论诗之写景传意，第15则引述梅圣俞论诗语，第17则注释“太瘦生”、“末厥”，似亦当归入此类。共8则。
    （三）辞中及事者：第1则“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辞》云”；第2则“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第9则“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第16则“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第25则“王建《霓裳词》云”；第27则“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共6则。
    （四）事中及辞者：第3则“京师辇毂之下”；第19则“松江新作长桥”；第20则“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第21则“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第22则“西洛故都”；第23则“闽人有谢伯初者”；第26则“龙图赵学士师民”；第28则“自科场用赋取人”。共8则。
    以上归类，因为眼光不一，容或有误(33)，但大体情况应该不差。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六一诗话》中的记事成分未必就明显多于赏评成分；（二）印证了郭绍虞所说“论辞论事两难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兼有“辞中及事，事中及辞”的表现，不仅是“宋人诗话与唐人论诗之著之分别”，同时也是诗话之为诗话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现在问题在于，宋初诗话此种特征的形成，究竟是综合了《诗品》、《本事诗》所致，还是另有渊源？其实，《世说新语》中的某些内容已然显示出“辞中及事，事中及辞”的特征，如前述张海鸥、梁穗雅文提到的《文学》篇谢公论《毛诗》何句有“雅人深致”则、《文学》篇王孝伯咏“所遇无故物”则、《言语》篇谢太傅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则。这种相似决非偶然，它们实际上都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即都是有关诗的闲谈。类似的还可以举出《颜氏家训》中的若干片断，如：齐世有辛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翫，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十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断当为独）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咏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琊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34)
    南北朝之时，晋人雅谈风气犹有遗存，故颜之推所记与《世说新语》不无相似。上引第一则显然与《世说新语·排调》所记相类，而余下三条则依稀可见《六一诗话》之特征，如叙述主体的介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等。比之钟嵘《诗品》或唐人本事诗，其与宋初诗话的关系孰远孰近，应该不难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文人雅谈可以看作是人物品评由人而及物的泛化形式，既可以“谈名理”、“论史汉”、言“土地人物之美”(35)，也可以“作了语”、“作危语”，更可以聚而谈诗论文，内容极为驳杂。而与此同时，人物品评之品第意识、言说方式又有形无形地影响、制约着文人雅谈，使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世说新语》所记晋人谈诗，与汉儒解诗有明显不同，其所重不在章句，不在微言大义，而更富于赏评意味。由于是闲谈，初无既定之模式、目的，故得以随意而发，信口而道，自不同于皇皇巨著之用心细密，摛文属辞，亦不同于诗格、诗法之居高临下，示人规矩。谈者固无拘束，谑而不虐，高手更可以举重若轻，化深为浅，是以其话语形式轻松灵便，饶有风趣。所以，宋初诗话之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为特色，与其产生之温床——由魏晋人物品评发展而来的雅谈、闲谈不无关联。可以说，宋初诗话所具有的重要特征，都与人物品评及闲谈相关，其成因也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比如说摘句批评。—般认为，摘句批评最早见于《世说新语》，如谢安谓《毛诗》“谟定命，远猷辰告”有“雅人深致”，王孝伯称《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为最佳。这不错，但为什么摘句批评会始见于《世说新语》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是闲谈，是口头话语，一方面受制于谈者的记忆力，另一方面受制于口头表达，所以不可能也没必要全文征引，只需将最精彩、最关键之部分道出即可。换个角度说，口头话语在传播和转化成书面形式的过程中，也难免会略去一些可有可无的枝节，只保留印象最深、效果最佳的部分。宋初诗话之所以大量存在摘句批评，虽然不无唐以来注重“秀句”传统的影响，但闲谈仍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因素。我们看欧阳修记九僧诗一则：“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即可见其一斑。
    再比如说意象批评。意象批评，或者叫象征批评、象喻批评，指用形象化的语言、比喻的方式来评论诗人诗作，这也是后代诗话中大量存在的批评话语方式。此种方式，《诗经》已肇其端，章学诚所举“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即为一例，但其大量进入文人话语，仍是魏晋以后的事，仍与人物品评相关。《世说新语》所记品评人物多用象喻，自不待言，就是论文论学也不例外，如“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晋人雅谈，于诗尤重赏会，赏会得于心而难达于言，故多以形象出之。《六一诗话》亦不乏意象批评，如形容韩愈诗善用韵：“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是亦会心之语，非唐人诗格、诗法所能道者。
    又比如说比较批评。诗话论诗人诗作多有对举，或于近似中辨其差异，或于反差中彰显特色。《六一诗话》中两种类型皆有，前者如：“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后者如：“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比较虽难分优劣，然比较之初衷还是试图加以评判，因此比较之为方法，仍与魏晋人物品评意识相关。《世说新语·品藻》所记最为典型，而延伸到论文，就有孙绰评语：“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至钟嵘《诗品》，更是无比不评，随处可见，不仅品第高下，而且追溯流别。后人所以将其看作诗话之祖，此或为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就时间而言，钟嵘《诗品》、孟棨《本事诗》无疑较魏晋人物品评距《六一诗话》更近；就文类而言，《诗品》、《本事诗》同属集部诗文评类，而《世说新语》则被归入子部小说家类，这自然容易导致人们将《诗品》、《本事诗》视为诗话的前身。然而，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下来看，着眼于魏晋人物品评、文人雅谈与宋初诗话的内在关联，那我们是否可以说，《诗品》、《本事诗》与宋初诗话的关系，似近而实远；而魏晋人物品评、文人雅谈与宋初诗话之因缘，反倒似远而实近呢？
    注释：
    ①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岳麓书社1993版，第186页。
    ③何文焕：《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④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⑤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二，第244页。
    ⑥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⑦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页，第35页。
    ⑧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⑨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1页。
    (11)也有提及者，如清人方世举《兰丛诗话序》引《世说新语·文学》记谢安叔侄论诗事，谓其“已开诗话之端”（参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69页）。
    (12)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13)该书收入《世说新语》所记22则，然入选标准过宽，如《言语》篇“简文入华林园”则，《文学》篇“乐令善于清言”则，“庾子嵩作《意赋》成”则，“孙兴公作《天台赋》成”则，以及《巧艺》篇“顾长康画人”则等，皆不属诗话。大概编选者的用意在于理论价值，故凡论及文艺事均在入选之列。
    (14)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页。
    (15)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3页，第16页。
    (16)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17)张海鸥、梁穗雅：《北宋“话”体诗学论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凡引《世说新语》皆据此书，随文注明序号，不再单独出注。
    (19)魏晋人只分文、笔，所说“文”实包含“诗”在内，《文学》篇第72则王武子言“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第76则阮孚语“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可证。
    (20)引文据《欧阳修全集》第5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51页。下引《六一诗话》语皆据此书，不再出注。
    (21)引文据何文焕《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4页。
    (22)《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是宇文所安为美国大学研究生编写的教材，初版于1992年，2002年由王柏华、陶庆梅译成中文，更名为《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此书对中国诗话尤其是欧体诗话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不仅在书中单列一章，而且多处提及，评价颇高。若干见解，如指出诗话与笔记之别仅在于对象的宽窄，认为诗话一体与《论语》关系密切，以及称严羽《沧浪诗话》失去了太多的本色，很难配得上“诗话”这一名称等，都与国内学人持论不尽相同而启人思考。
    (23)(24)(25)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396页，第407页，第9页，第398页。
    (26)张伯伟1989年发表于《文学遗产》第4期的《宋代诗话产生背景的考察》一文指出：《六一诗话》的内容“多半是游宴聚会时评论诗文的事情或言论，如欧阳修《诗话》中多引梅圣俞语，有些乃是闲谈记录，所谓‘圣俞尝语余曰’云云。”所说极是，然认为此种闲谈活动均在文人致仕之后，则犹可商榷。
    (27)其实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当推《归田录》。欧阳修《归田录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可见其与文人雅谈关系。《诗话》之作与此相类，只是范围较窄，限于谈诗而已。
    (28)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29)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6页。
    (30)引文据《欧阳修全集》，第5册，第2056-2057页。
    (31)四库馆臣所作《世说新语》提要，便称其所记“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2页）。
    (32)原载《日本诗话丛书》，转引自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8页。
    (33)张伯伟认为《六一诗话》凡28则，其中有21则“都是关于诗或诗人的故事”，这或许是因为将辞中及事、事中及辞两类也归入“故事”的缘故（参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463页）。
    (34)刘石、刘彦捷注评《颜氏家训注评》，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25-126页。
    (35)《世说新语·言语》第23则：“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第24则：“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