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亚民
编者/陈路
编者按： 回顾历史，似乎自秦汉以来，大中华从不缺乏建立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心，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罗马人一般，坚信自己有着领导世界的天选之民资格。
然而，“唯中华而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做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非一人之天。”故中华有中华之雄心，夷狄虽小，也有夷狄之意气。
隋唐帝国要建构由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但东北亚的诸小国，也不会因为隋唐帝国代表着先进的文明，便自愿放弃自己的独立，而接受隋唐帝国的支配。但是因各种因素，他们为维持自身独立而做出的选择，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高句丽自持兵强，与隋唐帝国搏戏于贺兰山前，虽屡挫隋唐天兵，但终因实力过于悬殊，在内外交困之下灭亡。甚至整个族群都被强制移居江南，彻底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百济则凭借传统的历史因缘，援引倭国及高句丽以自图，虽最终也难免灭亡之途，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在东瀛孤岛存续下来，构成日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倭国则凭借优越的地缘条件，继续维持他那个珍贵的闭锁空间。唯有新罗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不仅借唐帝国之手消灭了劲敌高句丽，更为日后的高丽王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推行积极政策，来建立辉煌的世界秩序的隋唐帝国又如何呢？隋帝国三征高句丽，导致自身的败亡。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二人，励精图治数十年，终于得偿所愿，一举消灭百济、高句丽，确立其对东北亚的支配地位。然而高句丽灭亡仅八年，公元676年新罗叛唐，将唐军逐出朝鲜半岛。二十年后，乞乞仲象父子叛唐，与高句丽残党合流，进出高句丽在东北的故地，建立震国，即日后雄踞东北数百年的渤海国。隋唐帝国五代雄主，耗时数十载，花费无数财力，军力建立的霸业，仅仅只维持二十八载便烟消云散，真可谓是世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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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与东北亚古代史专题文章：
大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十二月的朝鲜半岛寒风刺骨，安东都护府大都护薛仁贵站在平壤城头，极目望去，远处战场上的硝烟依旧弥漫，累累白骨默默述说着战争的残酷。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薛仁贵望着脚下这座城市，他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个白袍小将，驻跸山大战时，只见这名白袍小将“跃马横戟，冲突辽阵，如入无人之境”（《薛仁贵征辽事略》），《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道：“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唐太宗赞许的目光至今令薛仁贵难以忘怀，“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这一番话经常回响在薛仁贵耳边，激励着他在辽东战场上拼杀战斗。
斯人已逝，活下去的也都到了半百之年，故事的结尾总会带有这样的伤感，如一曲悲歌，在最慷慨激昂的地方，戛然而止，故事的开头则有一个漫长的前奏。
夷狄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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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解决了北方草原匈奴问题的汉武帝，果断出兵消灭了卫氏朝鲜，在其旧址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实现了汉帝国对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
“朝鲜”这一称呼最早可见于战国末年编撰的《管子》一书，涵盖了古代的檀君、箕子、卫氏三个时期。
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至今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是朝鲜的神话传说时代，有史料记载的是卫氏朝鲜，卫氏朝鲜的首领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亡命者卫满，族群主要由当时东北地区的獩貊和朝鲜半岛南部的韩种的结合体构成。这种统治时断时续，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的一系列事件，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４００年之久的分裂时代，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中国由上古迈入中古，余波所及，也将这一命运传递到东北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东北亚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指以汉字为纽带联结起来的文化圈，包括现在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汉字文化圈大致范围
以秦皇汉武为标志的秦汉帝国是一个标准的农耕帝国，帝国的凝聚依托于“内中华而外夷狄”这一理念，“中华”和“夷狄”截然有别。
理念上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却是生活在秦汉帝国边缘的异域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原因除了自身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汉地优越条件对比所产生的吸引力外，也有秦汉帝国不断向四周扩张领土，将边地化为郡县的缘故，其中包括西北被称之为“羌”的古代族群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随着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西南夷”在帝国境内的存在越发重要。如何妥善处理“中华”和“夷狄”的关系是秦汉帝国的重要任务，然而受困于政治理念资源的限制，秦汉帝国一直未能找到处理这种危机的合理方案。
经过西晋王朝短暂的统一，这一矛盾在晋末八王之乱中激烈的爆发出来，原本隶属成都王司马颖的匈奴首领刘渊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五胡指匈奴、鲜卑、氐、羯、羌，他们陆续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彼此征战不断，现在已经没有以这些名号为民族的族群存在了（虽然５６个民族中有羌族，但内涵和外延皆与中古时期的羌不同，详情请参考王明珂的研究），他们早已融入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汉”之中。
汉末魏晋之际，时人谈玄论道，从汉朝开始实行的察举制此时已变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状况，奢侈之风蔚为大观，“五胡乱华”则开启了“胡”与“汉”的融合，融合进程充满了血腥和曲折。
结果是中国从秦汉帝国的“小华夏”一跃而成为囊括万千气象的隋唐世界帝国“大中华”。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一见解今天看来依然高明。
隋唐帝国与三韩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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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也在酝酿着巨变，东汉的崩溃，使得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出现了权力真空。中国的三国鼎立时期，辽东的公孙家族几代人持续经营辽东地区，朝鲜三国中最先登场的高句丽也在这时候走上了历史舞台。
公孙氏和高句丽对曹魏与孙吴采取了首鼠两端的政策，慢慢积蓄力量，这种态度激怒了曹魏，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后，曹魏西部防区的压力骤然减轻，于是将精锐部队调往东边，司马懿一举击破公孙氏政权，随后毌丘俭又击败高句丽。
从现有的史料和考古学发现可知，高句丽建立于公元前３７年，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末年，第一个都城是辽宁桓仁县，不久迁到了丸都（吉林省集安市），最初高句丽只是玄菟郡内的小国，后来经过对周边部落的长期兼并，东汉末年时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权。
五胡十六国的混乱状况给了高句丽重新崛起的机会，这时高句丽的敌人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政权，面对强大的前燕政权，高句丽向西北扩张的态势受到阻挡，于是采取了南下朝鲜半岛的策略，南下进程中，朝鲜三国时代的另外两个国家百济和新罗，也逐渐登场。
《三国志·东夷传》记载百济原是马韩五十四国之一，后来发展壮大，掩有马韩之地。新罗的开发在朝鲜三国中最晚，核心地带是月城郡，在今天韩国庆尚北道庆州。
战争首先在前燕和高句丽之间爆发，随后开始的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之间的“朝鲜三国”混战，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五胡十六国”。
朝鲜三国中，高句丽领土最广，占有中国东北的东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实力最强；新罗虽然国家形成最晚，但实力上升最快；百济则和倭国（日本）结成了盟友关系。
中国北方地区的乱世，迎来了北魏短暂的秩序，孝文帝拓跋宏迈开了胡汉合流的第一步，他力排众议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接着禁胡服，说汉语，“定姓族诏”——将胡族的姓氏改成汉族姓氏，纳入汉族的门第体系中。
激进的变革引起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弹，年轻的孝文帝病逝后，不久便发生了以鲜卑军人和融入胡族的北方汉人为主体的“六镇之乱”。
历史总是以曲折的方式前进，让我们把焦点聚集在六镇之一的武川镇，武川镇位于黄河倒Ｕ型大拐弯的东北方，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武川县，年平均气温只有３℃，严酷的气候磨炼了武川军士的坚强意志，在恶劣的环境中，武川军士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关陇集团”，这一集团提供了北周、隋、唐整整三代皇室。
当六镇军士将自己的不满、愤怒和怨恨释放出来时，北魏一分为东魏和西魏，随后东魏被北齐替代，西魏让位于北周。历史的脚步无法停止，胡汉合流的趋势在缓慢中前行，正是在北周，孕育出了下一个伟大时代——“世界帝国”——大唐帝国的种子。
隋唐帝国与高句丽的地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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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汉末４００年纷争的隋王朝，第一代帝王是隋文帝杨坚，隋王朝建立后面临的主要外患是北方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突厥原本附属柔然，后来联合北魏消灭了柔然，一举成为草原霸主，“控弦数十万”。
面对突厥的强大压力，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离间计，离间“大可汗”沙钵略和“西方可汗”达头，突厥在内讧中分裂为东西突厥，隋王朝拉拢东突厥，打压西突厥，暂时解决了北方问题。
这时候隋朝的东北边疆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契丹内附隋朝，隋朝在东北亚的声望到达巅峰，周围国家皆遣使来朝，这里面就有高句丽。
契丹的内附导致高句丽与隋朝直接接壤，高句丽渐渐感到了隋王朝在边境地区给予的强大压力，古代使者有时也兼有间谍任务，高句丽的这次朝贡很有可能是为了刺探隋朝的信息。
此前高句丽通过黄海水道同南朝的关系更为亲密，并且与北亚草原的柔然和突厥都有联系，甚至远在中亚的粟特人也与高句丽有交往。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高句丽联合靺鞨诸部落入侵隋朝辽西边境，这次进攻被营州总管韦冲所击退。
这正好给了意欲征服高句丽的隋文帝一个借口，于是隋唐两代四位君主与高句丽之间长达七十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战争期间百济、新罗和倭国卷入其中，战后高句丽和百济被灭国，新罗领有朝鲜半岛，倭国开始学习唐朝，整个东北亚格局为之一变。
隋文帝为什么要征服高句丽呢？其实不仅隋文帝，之后的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继承了这一对外政策。隋唐立国以汉朝为榜样，对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四郡重新进行郡县化统治，是当时隋唐帝国的政治理念，随着隋王朝的建立，东北亚由原来多极间的势力均衡转变成以隋王朝为主导的一元化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调整以往的对外政策。
在隋朝还没有征服南朝陈时，高句丽向陈国朝贡，拉拢突厥，同时感受到隋朝强大压力的陈朝、突厥和高句丽结成了微弱的同盟关系。朝鲜三国中，高句丽最强，不断向半岛南部扩张，隋朝建立后，百济和新罗迅速向隋朝进贡称臣，接受册封，高句丽的南下相当程度上挑战了隋王朝在东北亚的权威，对隋王朝建立的国际关系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对高句丽来说，趁着中国内乱向西北扩张，经过与曹魏和鲜卑慕容几致灭国的殊死拼杀，方控制了辽河流域。控制住辽河流域，就可以同其他国家争夺对东胡部落的控制，这里土壤肥沃，极大加速了高句丽的经济发展，辽东作为桥梁，很方便中原地区先进科技和文化的引入。
对隋王朝而言，且不论东北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利益，从政治地缘的角度考量，东北也是中原王朝必须控制的地方，东北对掌控东胡等部落国家意义重大，在与突厥的抗衡中也相当于断其右臂，汉武帝当年经营东北，设立四郡就有这种考量。且当时中国正经历经济文化中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华北平原，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战争一促即发，隋王朝没有退路，高句丽也没有退路，东北注定会成为此后东北亚历史上的主角，契丹和女真先后从这里崛起，明朝倾覆一国之力在此处构筑抗击满洲人的前沿阵地，二十世纪时，这里又成为日本和沙俄角逐霸权的场所。
隋唐帝国的征伐与高句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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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八年，隋文帝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高颖为行军长史，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高句丽，然而却遇到了夏秋雨季，军队未能东征，惊恐万分的高句丽连忙遣使上表谢罪：“辽东粪土臣元”。
六年后，隋文帝驾崩，继位的是晋王杨广，大业三年（公元６０７年），隋炀帝出巡突厥，这次出巡的主要目的是“出塞耀兵”，传统史观一般认为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但单论这次巡游不全是为了个人舒坦，其主要目的是震慑突厥，隋炀帝深知突厥的臣服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心悦诚服，借耀兵突厥之际，同时也可以压服周围其他国家，使之不敢反叛。
这次出巡途中，隋炀帝发现高句丽潜通突厥，回国后，隋朝君臣就高句丽问题进行讨论，大臣裴矩力主讨伐，理由有两条，一是高句丽是中国领土，二是高句丽不臣。
大业七年（公元６１１年），隋炀帝下诏讨伐高句丽，翌年，１１３万隋军分２４路军，“每天遣发一军，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
这次出兵高句丽继承了“出塞耀兵”的策略，意不在战，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隋军专门设有“受降使者”团队，等待高句丽投降。高句丽这边则死战不降，边打边退，最终在平壤城展开反攻，隋军因指挥失当，一败涂地，最后回到辽西时只剩两千余人。
惨败令自比秦皇汉武的隋炀帝大为恼怒，他立刻下令准备第二次征讨，这一次隋军攻势甚猛，连败高句丽军队，高句丽依然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在黎阳造反，一时间辽东前线人心惶惶，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句丽，将隋军的战略计划和盘托出，隋炀帝不得不班师回朝。
此时的隋王朝身陷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隋炀帝不顾国内局势的恶化，仍然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这一次水陆两军并进，来护儿的水军成功在辽东半岛登陆，迅速逼近平壤，经过前两次战争，高句丽国力耗尽，民众疲惫不堪，再也消耗不起了，高句丽王高元上表乞降，隋炀帝下令班师。
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的三次战争，不仅未能起到重建东北亚政治秩序的作用，反而导致了自身的覆灭，公元６１７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手下部将缢杀。继隋王朝而起的是陇西李氏，同为关陇集团的李氏家族起兵于太原，经过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多年奋战，重新统一中国并建立大唐帝国。
在唐高祖和唐太宗两代人的经营下，唐帝国消灭了隋末动荡中重新强盛的东突厥，在东突厥旧地设置都护府。接着帝国开始对西域用兵。
公元６４０年，唐将侯君集攻破高昌城，焉耆、龟兹、疏勒诸城邦国家皆降，唐帝国在此地设立安西都护府。此时，北方诸民族和各国使者皆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帝国声望直逼当年强盛时期的隋王朝。
北方和西方稳定后，唐王朝将目光望向了东方，望向了高句丽，这个让隋王朝灭国的海东大国，也是唐王朝走向世界帝国的最后一个屏障。
贞观十五年（公元６４１年），唐太宗派遣陈大德为使者赶赴高句丽，陈大德此行有一个隐秘任务，他一路上偷偷记录了高句丽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回国后递交给唐太宗一份军情情报《高丽记》。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就开始被写为“高丽”，到隋唐时，史书对高句丽的称呼大部分用“高丽”，国家还是原来那个国家，只是称呼变了。
贞观十六年（公元６４２年），朝鲜半岛发生了一件大事，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高句丽王，另立新王。泉盖苏文是通俗小说《薛仁贵征东》中盖苏文的原型，反派角色的出场，意味着主角薛仁贵终于要登上历史舞台了。
渊盖苏文
契机发生在贞观十七年（公元６４３年），新罗遣使入唐求救，上表称受到高句丽和百济联合入侵。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的唐太宗先派遣使者至高句丽，要求高句丽停止侵略新罗，高句丽对唐王朝的警告置若罔闻。贞观十八年十月，唐太宗下达《讨高丽诏》，因隋亡而短暂和平的辽东又一次响起了战争的号角。
唐军的主帅是初唐名将李勣，李勣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绕过了高句丽修筑的长城，成功渡过辽水后，唐军对高句丽的重镇辽东城展开猛烈进攻，机动的骑兵负责击退前来救援的高句丽军队，攻城部队使用了抛石机等攻城器械，七日后，唐军攻克辽东城。
在城险兵精的安市，唐军遇到了几倍于自己的高句丽和靺鞨联军，这一仗就是故事开头薛仁贵回忆的驻跸山大战，唐太宗以自己为诱饵，在高处诱惑高句丽军队强攻，长孙无忌和李勣的部队前后夹击高句丽军队，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
白袍小将薛仁贵在这场战争中横空出世，日后成了大唐帝国第二代军事将领中的翘楚。野战虽然获得胜利，安市却久攻不下，一直拖到阴历九月，凛寒已至，唐太宗不得不下令班师回朝。
力挫唐太宗的安市守将杨万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征辽东的时机有过分析：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冬之时期。
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而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餱粮之运输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
此时，北方草原代替突厥而崛起的薛延陀部成了唐帝国的劲敌，唐太宗第一次征高句丽时，泉盖苏文就试图拉拢薛延陀部夹击唐朝军队。
唐王朝的注意力这段时间一直停留在北方草原，贞观二十一年（公元６４７），唐太宗以铁勒部为先锋，动员边境州县军队，一举击溃薛延陀部，在薛延陀故地设立燕然都护府。北方问题解决后，征讨高句丽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程，唐太宗接受谋臣建议，采用隋王朝平定陈朝时的战术，以小股部队不断骚扰高句丽，趁机烧毁其粮草储备。
高句丽面对唐军新战术，疲于应付，高句丽王遣质子入长安谢罪，唐军的行动告一段落。贞观二十二年（公元６４８年），唐军继续采用这一战术骚扰高句丽。同年，太宗计划明年（公元６４９年）发兵三十万，解决高句丽问题。
然而，上天并没有给唐太宗充足的时间，去完成他征服辽东的夙愿，贞观二十三（公元６５０年）年五月，唐太宗病故，征讨高句丽的重担，落在了太宗的继承人唐高宗李治身上。
李治登基时，唐太宗给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高效的行政机构，战斗力极强的胡汉混合部队，以及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
永徽五年（公元６５４年），作为使者从唐朝归国的金春秋继承新罗王位，是为新罗武烈王，亲唐的金春秋即位，引发了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合报复，新罗在随后的战争中丢失３０余座城市，唐帝国果断做出回应，“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
显庆五年（公元６６０年）春，山东半岛此时还有些许寒意，从扬州建造的战船陆续到达了山东莱州，三月初十这天，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水陆联军１３万实施登陆作战，与新罗军队约定会师百济都城。战争以百济灭亡而告终，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平定百济后，唐军以百济为基地设立都督府，对高句丽形成了南北合围之势。形势再一次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乾丰元年（公元６６６年），泉盖苏文去世，他的三个儿子因争夺权力发生内讧，长子泉男生遣子向唐帝国求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唐帝国当机立断，７０多岁的老将军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契苾何力、薛仁贵等名将皆受其节制，刘仁愿从百济故地联合新罗军队北上与唐军主力会师。
唐军这次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由北向南，步步推进，逢城必攻，围城打援，薛仁贵表现相当出色，以３０００人先锋军大破高句丽主力部队。总章元年（公元６６８年），契苾何力的胡族骑兵兵临平壤城，这是高句丽的都城，唐军将平壤团团围住，九月二十日，高句丽王高藏投降，立国７００年之久的高句丽消失了。
半岛从此进入了新罗时代，在唐罗联军攻灭百济的战争中发生了一个插曲，至少对我们要讲的故事而言是个插曲，唐王朝的水军在白江口大胜百济和倭国联军。这场战争后，倭国开始学习唐王朝的制度和文化，慢慢迈入了中古社会，整个东北亚的局势重新趋于稳定，交流和融合代替了敌对和仇杀。
薛仁贵舒了一口气，他开始回忆经历过的大小战争，回忆同生共死的兄弟，还有九泉之下的恩主唐太宗，辽东的故事暂时结束了，薛仁贵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这时候，一封诏书从长安而来，总章三年（公元６７０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崛起于藏南地区的吐蕃帝国攻陷了唐帝国在西域的安西四镇。
唐王朝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两个新兴帝国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那是一个唐、吐蕃、南诏和大食都被牵扯其中的大事件，天山脚下的绿洲沙漠代替了辽东的沼泽平原。对薛仁贵和唐朝而言，下一场战争在等着他们。
而东西两线作战，最终是唐朝失去大片高句丽故地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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