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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的想象，是我醉心已久的心理课题。不论在艺术上或科学上，推动男男女女倾注时间和精力去创新、去发明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动力呢？”
安东尼·斯托尔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也是一个闻名的精神科医生，他写过十几本心理学大众读物，包括牛津通识读本《弗洛伊德》。
《丘吉尔的黑狗》是他最畅销的一本书，探讨的是抑郁症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收集了他的十四篇文章，不仅仅写了丘吉尔，还写了卡夫卡、牛顿，以及与创造动力相关的一些随笔，其中论述丘吉尔的篇幅最大，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丘吉尔以“勇气”和“强悍”闻名，但也深受抑郁症的折磨。丘吉尔称抑郁为“黑狗”，一生追咬着他不放。这么一个人，在特殊时刻成为了英雄，而此前，他几乎是个失败者。如果这个老头在1939年死去，大概没有人会记得他。
在1940年，外在现实正好与他的内在世界合而为一。在那段黑暗的时日里，英国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精明、冷静、稳健的领袖，而是一个有英雄式的先觉、一个在绝望之际还能怀有（不切实际的）胜利梦想的人。
“1940年，任何政治领袖内心已经彻底绝望，只有一个人，了解并面对过自己内在的绝望，反而能够在那一刻接受残酷的现实，也只有这个人，知道如何在绝望中抓住一线希望，在敌人团团的围困中，斗志反而燃烧得旺到了极点，能够将悲情的现实转化成大无畏的话语。丘吉尔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绝望战斗，只有他才能够告诉别人，绝望是可以战胜的。”
去年的奥斯卡热门电影《至暗时刻》
呈现了1940年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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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人物中，托尔斯泰、马丁路德、伍尔夫、歌德、雨果……不少人都饱受忧郁症的困扰。非凡成就与忧郁性格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但几乎可以肯定，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如同一条鞭子——
当忧郁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他们整个人都会陷入幽暗的谷底，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因此，为了避免掉入这种悲惨的状态，他们非得强迫自己去活动，不让自己有片刻休息或放松，如此一来，反而成就了大部分人无法完成的大事。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一停下来也就完了。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厘清忧郁症的病发缘由，他认为，遗传和成长环境是共同原因，至于哪一个才是更突出的因素，现在并无定论。
在丘吉尔身上，首先，丘吉尔的父亲和祖先就有类似的症状；其次，丘吉尔的童年缺乏父母的正常照顾。
作者说：“一个人的先天遗传有可能使他具有忧郁症的倾向，但是否会发作，早年的家庭生活却居于关键。每个人天生各异，对于环境影响的响应也不尽相同。理想的抚育是没有固定蓝图的，因为天下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精神分析强调，心理失衡与抚育过程中的情绪氛围大有关系。环境之无法满足需求，特别是需求最强烈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成年之后的神经官能失调和精神疾病。”
丘吉尔出身贵族，是个早产儿，母亲年轻貌美，穿梭于多段婚外恋，而他的父亲热衷于政治，几乎不和儿子见面。丘吉尔是由奶妈带大的，这个奶妈是他20岁以前最大的依靠。
丘吉尔在自己的小说中曾如此赞美奶妈：“……一个奶妈的爱，似乎是完全说不出理由、完全非理性的，由此也可以证明，人性是超越功利的，而人的命运是崇高的。”
对于此，斯托尔犀利地点评：“来自于母亲或其他人的爱，一个快乐的孩子，通常是不会去问为什么的，他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只有幼年缺乏足够爱的人，当他发现居然有人深深关爱着他时，才会觉得惊讶。”
丘吉尔就是后者的心态：居然还有人爱着我，这是人性的奇迹！
（这或许也是上帝的把戏？人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所亏欠反而能体会到一种别样的更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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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还告诉我们，一个人（比如丘吉尔）性格里“黑白分明”的酷烈二分法，大多也源自同父母的疏远关系：
“真实的父母就是真性情的父母：有时慈祥，有时不耐烦，有时善解人意，有时漠不关心。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孩子能够在近身接触中长大，很快就会将‘好’印象与‘坏’印象整合，并以己推人，了解到爱与恨、善与恶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但如果孩子对父母的真性情所知越少，或难得近身体验，就会有强烈的分裂情绪：一方面对父母抱有敌意，一方面对父母保留一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理性的画像。理想中的父母，一律都是慈祥、温柔、善解人意，借以平衡负面的形象：冷漠、凶狠、漠不关心。
将父母理想化，这种心态具有某种防卫和保护的作用。年幼的孩子弱小而无助，如果相信确实没有大人在爱他、支持他、引导他，那将会是无法承受的重负，如果情形果真如此，他就会自己去想象出这样的大人来。
在忧郁与敌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斯托尔写道：“感情上匮乏的孩子，后来之所以会饱受忧郁之苦，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敌意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于那些造成自己匮乏的人，他虽然讨厌，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有求于他们，何况就算表达出来了，往往只会遭到更严重的剥夺。忧郁症发作时，转而跟自己作对的敌意，会使患者贬低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正如丘吉尔取得无数成就，却仍然对家人沮丧地说：“我是个一事无成的人。”
丘吉尔常有某种摧毁自己的冲动。他不敢靠近月台站立，也不敢睡在在阳台旁边，他承认：“那种一跃而下的念头会钻进脑子里。”
所以丘吉尔不能闲着，除非睡着了或瘫痪了。他一停下来，就会坠入焦虑与挫折的深渊。写作之于丘吉尔，是他在不由自主陷入低潮时用来对抗忧郁的利器（丘吉尔曾获得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在四十岁政途不顺时，爱上了画画。丘吉尔绘画时偏爱暖色的高彩色语言，也是在以浪漫色彩的形象，照亮自己动辄坠入的幽暗。作为人类，面对无可逃避的失望时，艺术家与哲学家所创造的世界有时候确能产生替代的效果。
斯托尔揭示了“野心”背后所隐藏的一些东西：“野心这种性格特质，单独来看或许只是尽情发挥自己能力的一种欲望，但是，却也可能是一种着了魔似的力量迫使当事人身不由己地去追求更大的成就，而且不论成就多大，都无法带来平静与满足。这一类的人，在精神治疗的个案中启示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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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精神科医生，对很多心灵现象的成因，有着敏锐的洞察。
作家卡夫卡
在分析卡夫卡的心理世界时，斯托尔描述了人的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他（她）与外界的联系稳定度：
“婴儿虽然事事依赖照顾他的人，却也自有方法传达自己的需求；需要如果得到满足，合理而充分，长大之后，在他的心目中，世界就是合理的，充分的。换句话说，饥时得饱，倦时得眠，精神好时有的玩，湿了脏了有的换洗，那么，在外在世界的种种事态与婴儿的内在感受之间，就会有着一种稳定的联系。
“但是，婴儿的感受如果遭到了忽略，大人想到时才有得吃，想睡时却被弄醒，想玩时又被丢去睡，全凭大人摆弄，又丝毫不顾他的抗议。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世界既不可理解又不可预料；对他而言，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能与他的感受相呼应，世界操之于反复无常的巨人之手，而对这些巨人，他又束手无策。他既不了解这个世界，又不能从这个世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那就注定了会被逼到自我的角落里去。”
卡夫卡订过三次婚，都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卡夫卡体现了一种分裂的进退两难情绪：极端地需要爱情，却又同样极端地恐惧共同生活，而后者把前者给抵消掉了。
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卡夫卡经常自责，说自己难以相处，不会料理生活，是个一无是处的人。斯托尔也看穿了其中的心理机制：
“有的人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似乎是要寻求某种自己极端缺乏的东西：无条件的爱，能够对自己最不堪的部分，毫无保留地接纳。”
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是一个软弱的人，一辈子玩世不恭、低声下气、自我否定，但在他的内在世界中，却又是个勇往直前、从不妥协、诚实得不讲情面的人。在斯托尔看来，正是因为写作，才使得卡夫卡免于退缩到精神病的幻想世界中去。
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借此可以与他人保持接触（尽管是远距离的接触）。对卡夫卡这种人来说，写作或其他的想象活动其实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否则，他们会陷入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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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认为，艺术与科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创造力，但都是在追求秩序的创造。科学家的目标是要发现外在世界的秩序，艺术家则是要创造自己的内在秩序，即从自己的主观经验与感受中发掘意义。
在《真正的天才不是疯子》一文中，斯托尔说：“从事创造的人一旦疯掉发作，作品的质与量统统都会下降，这说明发疯与创作是不相容的。”
比如一些作家一旦酗酒，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所以，斯托尔强调，将灵感与心理疾病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严格地说，灵感无非是我们内心一种运作的过程，只不过用极端地方式涌出来而已。
灵感不是发疯，而是人能主宰某种狂热的创作冲动。
创造力非常强的人，特色之一就是对自己所做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热情。极端聪明却没有创造力，这种人绝不在少数。推动创造的冲动，正是天才之所以为天才不可或缺的。
这股冲动从而来？斯托尔认为，名利的追求，当然是动机之一，但并不是唯一，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动机。
一些艺术家和科学家，奋斗多年，一旦成功了，名利双收固不待言，但一无所获的也是大有人在，因创新而遭到标新立异之骂名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孟德尔，他的实验为遗传学奠定了基石，但等到其成就广为世人看重时，却早已做了16年的古人。斯托尔说：“创造活动所得到的自我补偿，是任何世俗的成功无法取代的。”
天才并不是疯子，斯托尔继续写道：“天生具有创造力的男女，罹患心理疾病的禀赋或许高于常人，但却未必会导致发病，因为某种程度上说，创造力可以抵挡心理疾病的发作。”这也是为什么有才华的人会倾其才智献身于创造，而一般人却做不到：是他们内在的失衡在扮演幕后推手，投身于创造活动，这正是使他们免于坠入深渊的手段。
创造性的活动，是一种统整，使对立得以统一，分歧得到协调。至少对那些想要创造自己自主性的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忘我地创造，正是基于一种强烈的需要：免于自我的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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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说，真正的天才不是疯子：尽管他们的内在世界可能是混乱的、分裂的、失衡的、失控的，但他们有强烈的欲望，去追求秩序，去获得自主权。他们的作品，正是这种追求秩序和自主权的过程及结果。
倘若他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倘若他们被混乱和分裂所主宰，他们的创造也就暂停或终止了，甚至连生命也会结束（他们的强烈敌意会转向自己，会自杀）。
斯托尔的这本书，并没有提到心理特别健康的创作天才，很可能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心理完全健康”的人。任何人都经不起严格的审视。知名人士在人格上的变化不定，之所以很难掩饰得住，是因为传记作家绝不肯轻易放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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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普通人（所谓“正常人”）的心理问题更容易被掩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暴力。
斯托尔在《奥赛罗与性嫉妒心理学》和《人类为何如此暴力》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绝大多数凶杀案都是家庭犯罪——不是男人杀害妻子和情人，就是妈妈杀害自己的孩子。人往往是被最亲近的人所折磨和羞辱。而加害者也曾经受到过他人的折磨和羞辱，如此循环不断。
人生在世，都有伤痛，
人要么采取整合和上升（创造性活动）的手段来疗愈伤痛；
要么麻木不仁，得过且过；
要么诉诸毁灭性的暴力。
“对于痛苦，像我们一般人，大多都会用不同的防护手段加以掩盖，我们戴上面具，假装无所谓；我们欺骗自己，因此也欺骗别人；我们扭而曲之，掩而饰之，用酒用性，无非就是要忘记。但也正因为如此，到头来徒然落得庸庸碌碌，毫无创意。”
斯托尔在其中也看到了暴力的隐患：“在工业社会的都市中，个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齿轮，是大机器中的一个消耗品，轻易就可以被人抛弃。有太多的人，觉得自己屈辱、无能、匮乏，又毫无价值。给这些人一些价值感，让他们觉得活得有意义，实在是我们最该努力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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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爱，能工作，是弗洛伊德为心理健康下的定义。斯托尔的所长正在于审视为什么有的人特别“能工作”，他们的澎湃的创造力从而而来。
《丘吉尔的黑狗》这本书初版于1970年代，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提供不了什么新的研究结果，但斯托尔对人心的洞察与解析、对人世的关怀与慈悲，仍然让我受益颇多。有人觉得他不严谨，但我却喜欢这样的“一家之言”，毕竟，任何真知灼见，都有主观的成分。我宁可多看几个有胆识的“一家之言”，也不愿看四平八稳的“面面俱到”之辞。
斯托尔于2001年去世，英国媒体给他的讣告标题是：一位剖析人心阴暗面，又相信从中蕴含着人类创造力的心理治疗师。
人心的阴暗面中蕴藏着创造力——这正是许多创作者的共同独白及实践：将心碎、绝望与黑暗，转化为新的秩序和创造。
无论我们是不是天才，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当我们陷入痛苦和黑暗时，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用创造性的工作来整合自己、与外界对话，无疑是比用暴力来毁灭自己和他人，更好也更终极的方式。
除了工作，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的话也振聋发聩，可作为一种补充：“通过创造性的工作达到的统一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统一；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
相比起来，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是比独自创作更难的功课。《丘吉尔的黑狗》这本书中谈到的天才们，都很擅长于创造，但却不擅长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通过智慧与才华，与他人建立的是一种遥远的心智共鸣）。近身的亲密的爱，的确是另一种天赋、能力和艺术。
在整个2月，我们的阅读主题是“爱和工作”。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它们的共同点是：发现和培育我们的生命力（喜悦、兴趣、智慧、知识、幽默、勇气、希望……），并与外界共享与相连。
理想的好生活，就是可以：好好地做事，好好地爱人。这是我们要花上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和实践的。也许大多数人只能做好其中一件，那也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我们的时代，太强调才华的成就，却顺带贬低了爱的成就。一个温柔敦厚的普通人，纵使没有惊世才能，也是可爱的、可贵的。
* 本文我在“一周一书”读书会的分享，介绍的是《丘吉尔的黑狗》这本书。
一年50本文学、哲学、心理学书籍。
了解自我，观照众生，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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