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拒绝快乐、自由与仁爱呢？

修订一篇旧稿。

说一说圣诞节的历史。

圣诞节并不是耶稣的生日。按照玛丽安妮·梅林（Mehling Marianne）的考据，公元3世纪初，教皇将耶稣的生日强行定在了12月25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望以此来排除其他所有（在这一天举行的）祭礼”，也就是打败其他的“非官方节日”。

公元4世纪，圣诞日成了官方节日，官方在这一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来向民众彰显权威、灌输理念。但民众更喜欢那些传统的“非官方节日”，在那些节日里，民众可以堂而皇之地向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索要礼物，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一种快乐——尽管主教们将这种快乐斥责为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官方发出了抵制的呼吁，甚至实施了查禁措施。

民众要的是快乐，而不是权威的彰显和理念的灌输。所以，整个中世纪，礼物，而非官方活动，才是圣诞日最受欢迎的主题。

12世纪，一位已去世近700年的主教，圣·尼古拉斯，成了圣诞节礼物赠送活动的代言人。传说中，这位主教帮助了一位穷困潦倒的父亲，在三个夜晚，他向这位父亲的窗户扔进去三袋金子，使其不必将三个女儿卖身为奴隶和妓女。

这是个快乐的民间故事。遗憾的是，官方注意到了这个故事，觉得它是彰显权威和灌输理念的好载体，他们接管了故事的发展，给圣·尼古拉斯追加了设定，他不再仅仅负责在圣诞节给人们赠送礼物，还负责拿鞭子和棍棒抽打“异教徒”和“为恶者”，包括所谓的“行为不端的孩子”。圣·尼古拉斯不再只是一个使人快乐的赠礼者，同时也是一个威严的监管者和惩戒者。

16世纪的宗教革命，也对“圣诞节索要礼物”这一古老快乐造成了冲击。新教改革者认为圣·尼古拉斯不属于自己阵营，很难容忍他继续担任“圣诞礼物赠送者”；一些加尔文派地区，则干脆废除了圣诞节，严禁孩子摆出鞋子或者袜子来接收礼物，庆祝圣诞将被收监。

权力场上的游戏者，翻来覆去想在圣诞节上做文章，但民众想要的，不过是礼物与快乐。所以，在圣·尼古拉斯的“圣诞礼物赠送者”身份遭到污染、排斥乃至禁绝的那段时期，妖怪、女巫与羊皮男们，成了流行于民间的“新圣诞礼物赠送者”。

历史进入19世纪，时代发生了剧变。北美民众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喜好，通过出版物，来自由塑造心中的“圣诞礼物赠送者”。他不再是威严的圣·尼古拉斯，也不是天使、圣人、妖怪这些不得已的替代品。他是一个驾驶着驯鹿雪橇的慈祥老者，不再有宗教官员的权威；他从头到脚裹着厚厚的毛皮衣服，不再身着主教长袍；他不再拿鞭子和棍棒监督受赠者的信仰，他愉快地钻烟囱，身上沾满煤灰，只为让受赠者开心，不求取任何回报。

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圣诞老人。

他脱离了权力的控制，浑身洋溢着一种自由自在的快乐。

图：1848年北美出版物中，早期的圣诞老人形象

“圣诞老人”不是凭空而来的。

宗教改革曾一度让圣诞节在许多新教地区濒临灭亡。没有人会喜欢一种节日——仅供权力彰显存在感、却不允许民众享受赠收礼物这种简单的快乐。所以，英国的《泰晤士报》，“在1790年至1835年间从来没有提及过圣诞节！人们觉得这个节日是一种又傻又落后的传统，不想为此花费精力。”

是作家狄更斯，重塑了“圣诞精神”。

图：英国作家狄更斯

1843年12月，狄更斯出版《圣诞颂歌》，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富商斯科鲁奇冷酷无情，自私至极，乞丐都不上门。圣诞夜，三个圣诞精灵来访，带他的灵魂游历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他回到过去，重温了姐姐和老板的关爱；他亲历现在，去到一个雇员家中参观圣诞聚会，雇员的薪水少得可怜，聚会上没有礼物，也没有火鸡，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流淌着幸福；他去到未来，见到了自己衰老后卧病在床，圣诞节时无人闻问。灵魂游历归来，斯科鲁奇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体会到真正的圣诞精神，是同情、仁慈与爱心，变成了一个好人。他做出改变，对雇员与亲戚释放出爱的善意，众人也以善意回报，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快乐。

按狄更斯自己的说法，他写这本小说，原本有“一个小小的图谋”，就是将之出版，来改善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但在写作过程中，作品对作家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控制”，狄更斯经常“一会痛哭流涕，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转喜为悲”。最后出版时，狄更斯放弃了经济利益，亲自动手设计了精美的装帧，且将价格定得极低，以便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买得起这本书。于是，《圣诞颂歌》深受读者欢迎，成了畅销书，狄更斯却没能没能挣到多少钱。

此后连续四年，狄更斯均在圣诞节推出中篇圣诞故事。小说中的圣诞树、桷寄生、赞美诗与火鸡等元素，永久地成为了节日风俗；小说中的博爱、仁慈、宽容与善意，也成了新的圣诞精神。时人评价，《圣诞颂歌》“所培育的仁爱，所激发的善举，比1842年圣诞以来，基督教世界所有的讲道坛和忏悔室所做到的，还要多”。

再后来，狄更斯重塑的“圣诞精神”，在北美大陆具化为了一位不再身着主教长袍、不再手拿鞭子和棍棒、不再有宗教官员权威、不再与任何权力沾边、单纯坐着驯鹿雪橇钻烟囱送礼物的慈祥老者。

1870年，狄更斯去世。法国作家莫洛亚在《英国名人研究》之“狄更斯篇”中如此写道：

“当狄更斯的死讯传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家庭中时，人们就像死掉了亲人一样。一个小孩问道：如果狄更斯先生死了，圣诞爷爷是不是也会死呢?”

狄更斯撰写《圣诞颂歌》的思想底色是“人道主义”。20世纪，“人道主义”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激烈批判。在乔治·奥威尔看来，这恰是狄更斯和他重塑的“圣诞精神”最伟大的地方：

“一想到圣诞节，往往不由自主地想到查尔斯·狄更斯，这种情况有两个非常合理的原因。首先，狄更斯属于少数几位真正描写过圣诞节的作家。虽然圣诞节是英国最重要的节日，然而描写这个节日的文学作品却少得令人吃惊。……其次，狄更斯描述……的幸福感令人信服，因为圣诞节每年只有一次。他们的幸福感令人信服，也因为这个节日可以用不完美来形容。凡是试图描述永久幸福的努力，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人道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仁爱与宽容，它确实不完美，但它也确实比“永久幸福”更为令人信服。狄更斯去世44年后，也就是1914年，发生的“圣诞停战”，正是这种不完美中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

没有人知道1914年圣诞节停战的起点，也无法确定停战是在一个地方先开始，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还是在许多地方同时爆发。唯一可知的是，在西线战场，1914年的12月25日前后，数以千计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与他们的敌人德国士兵，自发地度过了一个寒冷而美好的圣诞节。那一天，对峙的前线没有战事，只有歌声往来与食物交换。

19岁的亨利.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当时是伦敦步枪旅的一名士兵，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如此描写圣诞停战：

“亲爱的妈妈，我在战壕给你写信。现在是早上11点。……我的烟斗里装着德国烟草。哈哈，你肯定会说是来自俘虏，是在敌军的壕沟中发现的。亲爱的妈妈，烟草确实来自德国士兵，但不是俘虏。昨天，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战壕之间的地区见面并握手，交换了纪念品。圣诞节那天，整天如此。很奇妙，不是吗？”

罗伯特·帕特里克·迈尔斯（Robert Patrick Miles），是爱尔兰皇家步枪队的一名上尉，他记忆中的圣诞停战是这样子的：

“星期五（圣诞节）。我们正在度过一个难以想象的最特别的圣诞节。我们和对面的朋友（指敌对的德军）之间，存在着一种缺乏约束、缺乏授权但却被理解并严格遵守的休战。有趣的是，这种休战只存在于我们这部分战线，可以听见左右两侧还在正常交火。事情发生在昨晚，一个寒冷的夜晚。黄昏后不久，德国人开始向我们喊‘圣诞快乐，英国人’，我们也对他们喊‘圣诞快乐’。……部分人在战线中间的地区相遇，然后交换香烟……”

英国老兵Bertie Felstead也记得，德国士兵曾在不到100码远的地方唱着平安夜之歌，与英国士兵隔空互动。第二天，他们还在战壕中间的空地上，以罐头之类的物品充当足球，即兴来了一场足球赛。球赛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直到一名愤怒的英国军官突然出现，他勒令英军士兵回到战壕，要求他们“杀死那些匈奴人，不要与他们交朋友”。

权力场上的游戏者们不惜诉诸战争，但普通士兵们更喜欢在圣诞节联谊、互赠礼物。各国权力场对停战事件下达了新闻禁令，谴责参与其事的士兵，并威胁要将他们送上军法审判。但当年的英国媒体称赞此事为“战争中的最大惊喜之一”，历史学者Modris Eksteins也歌颂这些士兵，说他们“显露出来的人性，简直难以想象”。

人性是什么呢？人性不外乎是追求快乐、自由与仁爱——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明，它们发端于不同地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宗教或者国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外观，但追求自由、主张仁爱、享受快乐，却是所有文明共同的内核。

如果一个节日的文化内涵是快乐、自由与仁爱，谁会拒绝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