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个“网红”人物，他的一生功业和“奸雄”面孔，在《三国演义》的放大之下，让他在古今权臣的“最后一步”——“称帝”事业的戛然而止，衍生出了无数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大汉”的忠臣、纯臣，为了自己的千古名声，没有走出最后一步。
这种略显“浪漫主义”的理解之外，还有“现实主义”的解释，比如曹操的“称帝”大业，在建立魏国之后，就遭遇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挫折，外有刘备夺去汉中、关羽水淹七军，内有耿纪、魏讽、侯音等人在许都、邺城、宛城的反叛，让曹操一直到死都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无从完成“最后一步”。
这些理由未必没有道理，但还有一个2000年来一直被史家忽略的“突发事件”，非常重要。
对于曹操的“称帝之心”，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他对夏侯惇说的一段话，见裴注《三国志·武帝纪》引《魏氏春秋》：
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段话，一般的解史者，常常关注的是夏侯惇说的“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和“应天顺民，复何疑哉！”也就是强力地“劝进”，以及曹操的回复：“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也就是“推脱”，如果天命在我，则我可以当“周文王”，潜台词我的儿子为“周武王”，也就是由儿子完成“汤武革命”。
但是，需要注意曹操的话的前半段，“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为政》：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里曹操借用了“或谓孔子”的典故，也就是将夏侯惇比作问话人，而自己则比作答话的孔子，但是，他谈话的重点不是“孝道”和“兄友弟恭”，而是说，自己的执政方式，就是真正的“为政”，主掌国柄，至于最后一步，决定权不在自己的“治道”，而在于“天命”谕示。
说得直白点，曹操认为自己“为政”则有余，“为帝”则不足。
这两个典故的叠加，都表现出曹操对自己的“怀疑”，也就是给夏侯惇解释自己“何疑”之有的原因。
当代很多人读曹操，都认为行“操莽之举”只是类似于今天公司CEO“夺产”成为董事长，殊不知，对于自汉武帝之后以“天人感应”、“谶纬之说”浇灌起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世界观而言，“天命”虽然虚无缥缈，却是不得不敬畏的现实存在。
尤其是对于曹操这样的人而言，他的前半生充斥着机遇与冒险，仿佛被命运眷顾一样，比如击败青州黄巾、官渡战败袁绍，袁本初早死致三子分裂，很难不自认为“天选之人”，所以，他在34年的征战之间，虽然自诩为“又性不信天命之事”，后来却每每以官爵对自己的“功业”予以“奖赏”。
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废三公、任丞相；（平定河北、东征乌桓胜利后）
建安十七年（212年），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破马超，平定关中之后）
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汉帝册封魏公，加九锡、都邺城、建魏国、设百官；七月建魏国宗庙、社稷；（南征孙权胜利之后）
建安十九年（214年），魏公曹操位在诸侯王之上；（平定陇右凉州之后）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进爵魏王、行天子舆服、仪仗；（抢先夺占汉中之后）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十月，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立曹丕为魏国太子。（征孙权胜利之后）
几乎每一次大的“征伐”，曹操都距离至尊之位更进一步，但是这一系列的举措，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戛然而止。
曹操与夏侯惇所表现出的“自疑”，也应该在这之后，根本原因就是他所说的“天命”，按照“天人感应”学说，“天命”以“灾异”对人事进行示警，而恰恰就在建安二十二年冬，发生了让曹操不得不质疑自己的突发事件——大疫。
其实曹操对“大疫”并不陌生，早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操进攻荆州，发动“赤壁之战”时，已经遭遇过，见《三国志·武帝纪》：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配套的还有一道第二年下达的“令”：
十四年……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
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特别在“令”中强调“或遇疫气”，“死亡不归”，可见当时的瘟疫规模绝对不小。
这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曹操虽然击退了孙权，却遭遇了又一次疫病的袭击，见《三国志·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司马朗）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另见《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
（王粲）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司马朗和王粲都死于这次南征，曹操刚刚回返，本来乐乐呵呵地用天子车驾，却紧随其后发生了更大的疫情，《后汉书·献帝纪》的记载很简单：
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
在《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二收录的曹植《说疫气》一文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等于是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流行，以至于家家有人死去，甚至全家、举族病亡，对此，曹植的解释是，得病受害的往往是穷人，而那些钟鸣鼎食之家，则往往情况很少，所以，这是因为天时不调导致的“疫情”，而“愚民”百姓竟然挂符以“厌胜”，实在是可笑。
问题是，曹植的言论，与他哥哥曹丕写于建安二十四年的《与吴质书》大相径庭：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也就是说，在瘟疫之中，曹丕的亲朋故友多有损伤，比如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四位建安七子中人，也几乎同时逝世，让他无比痛心。
加上之前的王粲，五位与曹魏政权亲近的“文学之士”死于大疫，而司马朗也是曹操霸府中走出的地方之才，也未能幸免于难。
则所谓的“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完全是在说瞎话，曹植此文，极有可能是为精神受到极大冲击的父亲曹操在“宽心”，只不过根本没什么效果，因为损失实在太大。
见裴注《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
《魏书》载“王令”（即魏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於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建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间瘟疫的流散，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以至于“垦田损少，吾甚忧之”，也就是说，人口减少到了伤害农耕垦田的地步，曹操不可能置若罔闻。
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建安二十三年发生在许都的“汉太医令吉本谋反”事件，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以“太医令”为首的反叛，见《三国志·武帝纪》：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汉太医令”吉本竟然在“反贼”中排名第一，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参与反叛的有金祎、耿纪、韦晃、吉本、吉本之子吉邈、吉邈之弟吉穆，尤其是金祎、耿纪、韦晃各个都比吉本地位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排名，唯一的原因应该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冬的这场大瘟疫蔓延至许都，让“汉太医令”吉本在“防疫”的大背景下掌握了一定的人力、兵力资源，所以，才能让他的儿子“文然（即吉邈的表字）等率杂人及家僮千馀人夜烧门攻必”。
要知道，“家僮”谋反史不绝书，因为属于私人的奴婢部曲，而“杂人”，实在无法说明其来源，极有可能是“许都”的市民或是“医”、“卜”之类的地位低下的人群，连这样的群体，以及金祎、耿纪、韦晃这类与曹操集团关系良好的士大夫，都参与了“反叛”，也就意味着，“民心”与“曹操”真的无缘。
至于说“天命”，曹植《说疫气》的反面，就是当时舆论中的“天命”，依旧是“反曹”的，否则曹植也不必去嘲笑民间之说了。
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后，曹操的军政大业，都进入了内忧外患的“瓶颈期”，争夺汉中的战败，宛城的反叛，关羽的北伐连胜，乃至于魏讽的叛乱等等，都不可能不对暮年的曹操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和冲击，说得直白点：
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他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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