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儿子与朋友做生意，被骗了。老王的儿子很懊恼。他说，我没想到“他”是那种人，我们曾相处得那么好。老王安慰了儿子，并告诫儿子，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呀，当外在的诱惑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他就会颠覆传统的道德准则。
儿子听后，仍一脸迷惑。
老王说，我们不妨做个实验吧。儿子点点头。
老王领着儿子找到了商人老赵。老赵的门面房不大，老赵正悠闲地喝着茶。老王取得了老赵的初步信任，老王说，我有一批货物想和你合作，你卖不卖？商人老赵骨碌碌转了转眼珠子，一脸狐疑。老王说，你卖了货再给我钱，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王装作放心的样子，瞥了一眼老赵租来的这套门面房。
生意谈成了。老王放了1万元钱的货在老赵的店里。
随后，老王又领着儿子找到门面稍大的商人老李，和门面更大的商人老张，都放了1万元的货在他们店里。
一个月后，商人老张率先来找老王，老张的铺子大，周转得快。老张偿还了货款，并提出要从老王这儿进更多的货。不久，商人老李、商人老赵都来还了货款，无一例外都要求从老王这儿进更多的货。老王给了3万元的货。儿子说，他们还是蛮讲信用的，应该多给他们货呀。老王依然只是笑笑。
又一个月后，商人老张率先来还钱了，提出要进更多的货。随后，商人老李也来了，也提出要进更多的货。商人老赵却没来。老王领着儿子到了老赵的店铺，却已是人去屋空。儿子说，他真不讲信用。老王没说什么。
这回，老王给了商人老张和商人老李各5万元的货。儿子说，他们还是蛮讲信用的，应该多给。老王依旧笑而不语。
再过了一个月，商人老张率先来还钱了。还提出要进更多的货。商人老李却没有来。老王领着儿子到了商人老李的铺子，却已是人去屋空。儿子很惊讶，说，他怎么这么不讲诚信呢？看来，只有商人老张到底是做大买卖的，可靠！老王赊给商人老张8万元的货。一月后，老张按时还钱。
老王赊给商人老张15万元的货。一月后，老张按时还钱。
老王赊给商人老张30万元的货。一月后，老张却没来还钱。
儿子说，老张一定有特殊原因，他这么讲诚信的人怎会不来呢？老王不声不响，领着儿子到了商人老张的铺子，却已是人去屋空。儿子更惊讶了，说，人怎么都是这样的呢？
老王说，我把人的道德底线都量化成了数字，你该明白了吧？——商人老赵的道德底线是3万元；商人老李的道德底线是5万元；商人老张相对还是诚信的，但他也有道德底线，是30万元。这就是人性。但不用担心，我早料到了他们这一手，现在他们正准备受审呢，人性的龌龊自有法律和道德来约束。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学是其主干，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至今仍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推崇朱子学，强调忠孝节义、修身养性。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融发展，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同外来文化碰撞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至今，普通百姓的待人处事仍然是以儒学的伦理道德为基本准则，凡事依循伦理道德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依然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展。
在具体生活中完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一点是“化礼成俗”，即让道德回归生活，将道德的基本要求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方式，也就是道德生活化。当道德成为生活方式，道德行为成为理所当然，道德建设也就在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地得到了实现。
通过现象学分析方法分析中西两种思维哲理，我们不难得出了西方思想属于普遍主义，中国思想属于非普遍主义的结论。在西方哲学思想中，普遍主义与唯理论相连。在他们的语境中，认为存在绝对普适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应当被普遍化无差别推广，而不考虑空间时间造成的差异，犹如做一道道数学题一样。数学、逻辑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数学是西方哲学之灵魂，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西方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学等充满了普遍主义的信念。而一百多年的西风东渐使当代中国人深受这种思维影响，思考问题和寻找办法时，似乎总带有一种“普遍化”倾向。
中国古老的哲理思维对无差别的普适性抱有深刻怀疑。儒家思想是非普遍主义的典型。在非普遍主义看来，人类存在“终极价值”，但“终极价值”离不开实际生活情境，总是和具体的变化过程有内在关联，必须放到具体情境下才能还原。“终极价值”可以被表达，但不能被充分表达。例如，“孝慈”是终极价值，但很难以标准化普遍定义方式说明“孝慈”的含义和实现方式，只有在具体情境中，“孝慈”才能得到生活化的体现。
道德生活化的具体运作，首先是规定基本做法，以规则促使人们从小养成习惯，进而习惯成自然。在保存至今的许多家训中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康熙年间订立的《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族中敦伦，尊卑有序。少年每日见尊长，拱手致敬，坐则起立，行则让道，虽宴饮合欢，不许戏谑”。司马光为其家族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居家杂仪》明确规定，孩子牙牙学语时期，就要教他恭敬尊长，“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在孝敬老人方面，《居家杂仪》规定，每天儿子媳妇起床后要先问候父母，“父母姑舅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到了晚上，“父母姑舅将寝，则安置而退”。平时服侍父母，出必告知、返必面见，出入起居，谨慎扶卫。父母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将长幼有序、孝敬老人等道德要求融入到拱手、起立、让道、就餐等生活起居琐事中，每天这样生活，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
我们今天为何还要再提道德生活化的意义何在？
因为，这种路径使道德教化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润物细无声地促进了道德建设，并且这一过程是不间断的、持续终身的；而且，它可以使遵守道德要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书本上生硬的教条，从而使道德建设成为人人参与的主动行为；同时，这样的道德建设带着温情和亲情，充分考虑了每个个体的感受，易于让人感同身受，进而由衷接受。这就是中国古人道德建设的智慧所在。真正的道德行为，本身就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自然生活。
道德的力量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水平高低更是衡量一个民族强弱的重要尺度。它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它融和在民族精神之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一个没有高尚品德的人，不可能得到其他任何人的尊重和信任，也不可能得到人生发展旅途中所需要的社会帮助。国家的富强，需要国民的力量；民族的繁荣，更需要高尚品德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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