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周国平把自己关在一间充当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本 18 万字的小册子——《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经过种种努力，这本书在一年后出版，成为畅销书。
“一年内畅销十万册，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其后成为不断重印的长销书。出版后若干年里，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书籍之榜首。香港 1992 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 33 本书》，把它列为其中之一本。它为我赢得了许多艺术家朋友，崔健告诉我，好些搞摇滚的都喜欢这本书，王广义告诉我，这本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不少人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向我断言，说这本书启蒙了一代人。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会遇见四五十岁的人向我谈起当年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一书中回忆道。
周国平自知这本书“充其量不过是一本比较有特色的介绍尼采思想的通俗小册子而已”，但是，任何一部作品的畅销都和时代与社会紧密相连。在他看来，《尼采》的畅销有三个原因：“其一，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哲学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这本书毕竟是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评价上的这种巨大逆转自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不同于一般哲学书，流畅而富于激情，因而能给人以新鲜感，也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
“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谈了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许多地方，简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说的，哪是我说的。我一面阐发尼采哲学，一面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样喷涌而出。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今日中国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
周国平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 1945 年生于上海， 1962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临近毕业时遇上“文革”，所以毕业后先去湖南农场劳动了一年半，再被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工作。“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也在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至退休。
作为学者，他的主要工作是译介、研究尼采，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等，译有《悲剧的诞生》《偶像的黄昏》等。作为作家，他以散文和纪实作品闻名，前者包括《灵魂只能独行》《爱与孤独》等，后者则有《妞妞》《宝贝，宝贝》等。
喜欢他文字的人觉得优美、抒情、充满哲思，讨厌他的人则觉得肤浅、自恋、心灵鸡汤。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顾影自怜”意义上的自恋，“表演欲不强”，只是“对自己的情感、感受、思考重视关注”，而这是“真正的精神财富”，“我要把它表达出来”。虽然他称自己尽量做到诚实书写，但也不否认存在自我美化的可能性，“我觉得人都有这样的弱点”。
“你的诚实和圣奥古斯丁相比呢？”
“我想我有他这样的诚实，但是如果我在他的地位上，我是不会这么诚实。他了不起的是这一点。”
不过，从作品销量来看，他长期受到读者欢迎。他称，如果加上盗版，自己作品销量肯定超过了 2000 万册。不加盗版，正版销量也超过了 1000 万册。而且他的书的销量总趋势是上升的，“从收到版税的情况看是这样”。“读者在变化，但是好像一代一代读者还都能接受。我想我便宜就占在我想的问题还真是大家都在想的问题。”
但是，对他来说，成为一个以写散文著称的畅销书作家完全是阴差阳错。“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作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周国平在自传《岁月与性情》中写道。
2019 年，周国平关于尼采翻译和研究的主要成果（五本译著和两本专著）将由新经典文化出版。在系列总序中，他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笼罩着一种氛围，我把它叫作精神浪漫，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都是激动人心的名字，谈论他们成了一种时尚。……三十多年过去，时代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以思潮为时尚的精神浪漫，已经被以财富为时尚的物质浪漫取代……不过，我相信，无论在什么时代，青年都是天然的理想主义者，内心都燃烧着精神浪漫的渴望。我今天建议你们读尼采，是怀着一个 70 岁的青年的心愿，希望你们不做 20 岁、 30 岁、 40 岁的老人。尼采是属于青年人的，我说的青年，不只是指年龄，更是指品格。青年的特点，一是强健的生命，二是高贵的灵魂，尼采是这样的人，我祝愿你们也成为这样的人。”
除了尼采的翻译和研究，周国平最近正在写一本有关哲学课的书，“会比较系统地来讲我所理解的哲学，打通哲学大问题和哲学史各个阶段”。“哲学历史的发展和逻辑的发展是有对应性的。像在古希腊的时候，核心就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到了古罗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去寻求生活意义？怎么样找到内心安宁？……再到中世纪，关注的是信仰问题。到近代，关注的重点是认识论。……然后到现在现代性批判。”
今年 74 岁的周国平未来还有可能写一本关于 1978 年到现在的书。“整个改革开放，但是怎么写我还不知道。我也许把它写成一个小说，虚构里面有真实。因为好多不好写呀，好多人还健在（笑）。”而回看这 40 多年的历史，他感慨道：“一个词，就是艰难，非常艰难。有比较快地往前走，大家都心情舒畅，各方面变化很大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是走不动，甚至倒退，非常艰难。这个东西很难办。道理其实很简单，改革开放就是体制转变。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定是有政治领域的法治配套，否则搞不下去，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必须的，但是就在这里卡住了。”
Q=Qdaily
周=周国平
Q：在《悲剧的诞生》的导言中，你说尼采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为本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创造出一种最有说服力的意义来。他的结论是，由酒神现象和希腊艺术所启示的那种悲剧世界观为我们树立了这一创造的楷模，而希腊悲剧灭亡于苏格拉底主义则表明理性主义世界观是与这一创造背道而驰的。
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你觉得尼采这套人生哲学对当代人思考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会有什么启示？比如有人会质疑，尼采所寻求的艺术拯救人生、赋予人生意义的想法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都是幻象和兴奋剂，人总有梦醒、酒醒的那一天。
周：这个质疑是很有道理的。我觉得尼采自己也有这样一个质疑，但是他寻求意义的愿望太强烈了。因为他的专业是古典语文学，对希腊文学非常熟悉，所以他先从希腊文学、希腊这样一个人们都向往的文化全盛时代里面找答案，写了这样一本书，对希腊悲剧做了重新解释，觉得希腊人本来是一个悲观的民族，也对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但是，他们生活得朝气蓬勃。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艺术。
但是，他在做这样的结论时，内心有疑问。这种疑问在《悲剧的诞生》里面也有所表现。他曾经讲过，人无论是从形而上学也好，艺术、宗教也好，去寻求一个答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漂浮在人生苦海上的浮云。其实是不可靠的。那么，后来在晚期的《权力意志》里面，他讲得更清楚。他说，真理，也就是人生的真相是可怕的。我们不能靠真理生活，只能靠谎言生活。那么，艺术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谎言。
所以，他实际上始终对人生的意义是怀疑的，并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安慰。但他后来有一个思想，说人生没有意义，但是人能够把无意义承担下来，在无神的荒原上跋涉，这本身证明了人的伟大。我找意义没找到，仍然过得好像有意义一样，仍然在那里坚持、寻找。这本身就是人的伟大。
我的体会是，其实人，说到底，就是无意义的。你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人类的存在，人生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但是，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人的生活有意义，动物的生活无意义。区别在于，人不能忍受无意义，一定要寻找意义。其它动物不知道生活无意义，但人知道，所以他要否定这个结论，一定要去找意义。反抗过程是有意义的，创造了意义。
所以，尼采哲学的主题是什么？是虚无主义和（对）虚无主义的反抗。一方面，他是虚无主义者，他自己也承认。所谓虚无主义者，就是没有信仰，看到了人生没有意义。但是，他要反抗这个东西。所以他是矛盾的。
Q：第二，你说，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必然反映到文化上，其表现是精神上的贫困和知识上的贪婪。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丧失了原创力，于是只好用知识来填充自身。用以填充的知识，首先是过去时代的文化，其次是当下的信息。
那你觉得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对当代人思考今天的文化状态有什么启示？比如有人会质疑尼采所批判的大众媒体支配现代文化的趋势。因为某种意义上，媒体只是个中介，对现代文化起着支配作用的是背后的资本或权力，而且尼采也几乎完全否定了传播或者普及的价值。
周：当然，你可以说媒体背后权力或者财富的逻辑在现代社会处于一种支配地位，造成了种种问题，可以把根源归到这里。但是，尼采认为不仅仅只是这样。媒体本身也是让文化走下坡路，变得平庸的一个根源。他的书里面，很多地方批判新闻主义。其实那时新闻主义还不太突出，也就几张报纸而已，但是他认为这是极大的危险。危险在什么地方？他说，原来都是天才来影响人们的思想，现在都是记者在影响人们的思想。新闻媒体的特点是什么？他说，第一个就是万金油，没有专长。第二，起一个粘合剂的作用。本来各个专业他都是一知半解，然后把各个专业连在一起。他的批判很深刻。
你说普及和传播，如果普及损害了思想本身的独特性、原创性，它的害处大还是好处大？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传播，可能这样的弊病不可避免。但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弊病有一个人给你指出来也有好处，敲响警钟。
Q：面对这种境况，尼采最后把希望寄托在悲剧世界观的复兴，不过很快他就失望了。其实我感觉他这种想法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不知道你怎么看？
周：是的，不可能。首先，我觉得他这套东西太深奥了，不可能被大众理解。因为他所谓的悲剧世界观，其实是一种思想设计。人生是个悲剧。悲剧的导演是谁？是宇宙，是神。但是，你想一想，人类在悲剧里面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这本身就是光荣的。如果你站在宇宙导演与艺术家立场上去看人生，不会觉得付出的这些代价有多么了不起。你是宇宙，也会这样导演一部剧。可是我不是啊！我是活生生的人啊！我不愿意在你的悲剧里面扮演这么一个可怜角色。我不觉得这有多伟大。所以，我觉得他这套东西细想真的无法接受，不可能推广开来。另外，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套。他就是找一个自我安慰而已。
Q：在《教育何为》的导言中，你提到尼采对教育中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批评，一个是扩大教育的倾向，也就是教育的普及化，使教育沦为谋生的手段；另一个是缩小教育的倾向，也就是教育的政治化和非学术化，使教育沦为国家利益的工具和学术分工的工厂。我觉得这两点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很适用。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周：对，这两点还是存在的。好像比当时德国的情况要严重。他当时认为，德国大学生毕业了以后，都和政府机关挂钩，去政府机关当官，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培养官员。我想他提出的这两点，教育的外延（教育规模扩大）和它的内涵（真正教育含量的缩小）现在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普及教育有一个矛盾。普及一定是扩大，扩大以后，它的内涵一定缩小，所以两全其美很难。但是，我觉得他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大学教育到底还要不要培养精英？我说的精英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化意义上，他是一个优秀者。我觉得我们教育中这方面很薄弱。随着教育规模扩大，各个院校纷纷升级，都变成综合性大学。结果，实际上是真正精英人才越来越少。
尼采批判德国，其实德国教育已经不错了。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职业教育和精英教育两头都很重视。德国工匠精神，德国制造那么牛 X ，是因为他们非常强调职业教育，从中学到高级职业学校，专门培养一大批这样的职业人才。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重视文化精英。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教育两头都弱，所以培养出来既缺职业人才，也缺文化精英，大量学生高不成低不就。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
Q：在《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的导言中，你说：“时代的弊病必然会反映在语言上，而我们通过语言的品质也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一个时代的品质。在建康的时代，人们往往朴实的说话，相反，社会上流行的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套话，还是广告式的大话，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断定这是一个病态的时代。”那按照语言品质的标准，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品质怎么样？
周：这个很明显嘛。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里面，这基本上成了一个传统，就是这种空洞的，表达和内涵不一致，高大上词汇满天飞，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难道没有反映这个时代生病了？
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东西非常严重，标语口号、空洞意识形态语言，那时其实是占统治地位。 1980 年代是一个突破，比较少这种东西。因为人的自然感情讨厌这种东西，对这种东西没感觉，起码是冷漠的。虽然你表示热烈拥护、支持，口头上也讲这些东西，但你内心没感觉、不喜欢。那种喜欢的，拼命讲这种语言的都有利益考虑。所以，一旦这种强迫性地要你用这些语言的压力没有以后，人们抛弃这种语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大家喜欢）真实的东西。
Q：在《偶像的黄昏》的导言中，你提到了尼采对时代的批判。他评判时代的两个主要标准是生命力和精神本能。按这一标准，他觉得他所处的 19 世纪在生命和精神两方面都患病了。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周：尼采的一个基本精神、基本思想，他对人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就是强健的生命力，另外一个就是一种高贵的精神追求。这两个东西是有联系的。高贵精神追求的动力、源头在于强健的生命力，所以这两个东西肯定是同时存在或同时缺乏。那么，他认为 19 世纪这两个东西同时缺乏，所以这个时代变得没有创造性。从道理上来讲，我觉得他是对的。你去看一个时代的时候，用这两个东西去看，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标准。至于具体评判的话，我想大家心里有数了（笑）。
Q：那你觉得如何具体衡量一个时代的生命力和精神本能？出了多少哲学家？
周：说起来有点抽象。当然也不是（出了多少哲学家），但是哲学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首先是有一个时代氛围，如果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追求、人们对精神事物的喜爱，这种土壤、氛围才能出现好的思想家。否则，一个是很难出现，一个是出现了，也出不来，被压住了。所以，我们看是不是出好的思想家、哲学家，这仅仅是一个容易看到的标准，但是它的原因还是在有没有这个基础。
Q：尼采说这话是面对德国的语境由感而发，他不满的是当时德国哲学太学院化和德国政治情况。
周：是的，当时他不满意的多了。但是，你说的基本上是他非常不满意的，一个是学院化的学术，另外就是强权政治。因为他处的时代是俾斯麦时代，是第一德国时期。另外，他认为从美国传来的财富至上（观念）对德国人已经有影响。德国以前不是这样，但他觉得现在德国人变得粗鄙化，把财富看得太重要，人们都在逐利。这几个东西都是他非常不满意的，认为这都是人的生命力减退的表现。
Q：相比西方，你觉得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我觉得最典型的是 20 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理解的尼采和 1980 年代包括你在内的那一代人理解的尼采，对比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周：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我觉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文学化，鲁迅是一个代表。鲁迅读尼采的书读得不多，可能就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早期鲁迅有三篇文章，叫《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里面都谈到了尼采。那几篇文章里面，我觉得他对尼采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晰。他强调尼采是“个人主义之雄桀者矣”，也就是个人主义的一个英雄。尼采思想他归结为两点，第一，（“任个人而排众数”），反对人的平均化、大众化，强调个人的独特和优秀；另外一点，（“掊物质而张灵明”），反对物质主义，提倡精神上的优秀。这两点归纳我觉得比较准确。后来鲁迅写杂文，就把尼采当作文学佐料，没有很深刻的研究。
另外就是政治化。政治化的表现，一个是在中国抗战时期，那时有一个文学上的流派叫“战国策派”。他们开始大谈尼采，但是那时强调的是一种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因为跟日本人斗嘛。民族主义这种东西还是很片面的。另一个就是 1949 年以后，把尼采看成政治狂人。
我想这是尼采接受史上两个主要问题。真正从哲学上，从文化批判上去理解他的，还是不多。
Q：刚提到把尼采看作个人主义英雄没有问题，但把他看作民族主义者和政治狂人都是误解吧？
周：都是误解。尼采最讨厌的是德国人。他最反对爱国主义，讨厌德国、英国，喜欢意大利、法国，喜欢他们那种生命和思想问题上的自由，充满活力。法国文学家很多他都非常喜欢，（比如）司汤达。像欧洲联盟的思想，他也很强烈，认为应该打破国界。他是个欧洲统一主义者，所以绝对不是民族主义者。《偶像的黄昏》里面专门有一章是“德国人缺少什么？”，全是对德国的批判。（不过）他对歌德的评价非常高，但他说歌德不是个德国人，属于世界。
Q：刚提到尼采写过“德国人缺少什么？”，我们知道你后来出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缺少什么？——西方哲学接受史上两个案例之研究》，讨论了严复和王国维。在你看来，严复试图让国人接受为法治社会奠基的自由主义，强调国民素质，提倡科学与爱国，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和寻求富强的强烈愿望，而演变为简单化实用化的社会进化论；王国维试图让国人接受为人生寻求和建立信仰的形而上学，却发现无人喝彩，最终一头扎进故纸堆。所以，中国人缺少的是法治和信仰，最需要的也是这两样东西。如果今天让你回看，你有什么感受？比如我觉得法治可能大家会有点共识，但关于信仰很多都是困惑。
周：首先，需要的肯定不是一个钦定的信仰，由政府来规定的信仰肯定不需要，这也不能说是信仰。其实中国人从来都缺少信仰，起码从近代以来（是这样）。当然，古代可能有儒家信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支柱（中国人长期缺乏）。
我的理解，信仰不仅仅是有一套规范的东西，或者一种道德、伦理的思想，如果仅仅是这样，层面太低了。信仰应该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个是个人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和重视。对个人来说，信仰是这个含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应该有一些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实际上就是“普世价值”，要去信仰这些东西。
但这两个东西我们都缺。所以我并不是说现在我们需要去营造一套信仰，而是要引导人们自觉追求一种对自己人生有意义的精神支柱。从社会来说，要引导人们共同承认、追求这些共同的精神价值。
当初严复和王国维，我觉得他们不是很清晰，但想解决这个问题。王国维从德国哲学强调的那种宇宙和人生的根本真理，我们要去追求，要去寻找。这是信仰。严复介绍英国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这个东西中国从来没有。西方政治是围绕自由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他也讲清楚了。什么叫法治？法治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其实我觉得法治是最重要的，有了法治，才有个人信仰自由，才会激发人们自觉寻找信仰。我反对把某一个东西宣布为是我们的信仰，比如说儒学。我觉得这都不现实，也是肤浅的。
Q：尼采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人生意义这个层面上，我想没有疑问，他是很看重的，他的著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这是个重点。社会共同价值层面上比较复杂，他特别讨厌民主，对民主大加批判。因为他有贵族主义倾向，认为人分等级。他说的等级不是说你生在贵族家庭，就世袭贵族。他的意思是，人精神上有优秀和平庸之分，应该让优秀者来统治平庸者。这也是后来我们批判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Q：包括他对天才的理解，如果你不是天才，那都应该为天才服务。
周：对。但是他强调一点，你为天才服务，成为天才的土壤，这本身也是你的光荣。他这话有一定道理。即使你成不了天才，但是你在精神上有高的追求，力争让自己优秀，成了天才的土壤，本身也优秀了。做到你最大限度的优秀，你最大的限度的优秀仍然不是天才，但是对于你来说，不是很好吗？
Q：你出过两本有关尼采的专著，一本是从人生哲学角度切入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另一本是从本体哲学角度切入的《尼采与形而上学》。一般读者知道的都是前一本书，对后一本书不太了解。看你能不能简单讲讲后一本书的思路和核心观点？
周：我对这一点一直非常不满意。我在哲学所的时候，当时还没有退休，他们那里评社科院的科研奖，要把《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推上去。我说，你们要推这本书就算了吧。如果你们真想推，就推《尼采与形而上学》。后来他们就推了这本书，得了奖。
从哲学、学术角度来说，这本书的分量要重得多。我真的是花了很大功夫来研究纯粹、本来意义哲学上的尼采思想，很认真地去梳理。这一点我觉得以前基本没人做这件事情。通过这个研究，我肯定了一点，在本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含义上，他也是个大哲学家。
这本书的内容有一定难度。整个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现在是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人们没有信仰。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从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已经种下虚无主义的根子。因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象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是虚假的。还有一个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那才是真实世界。尼采说，你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说成真实，把你天天生活的真实东西反而说成虚假，这本身就否定了我们的现实世界。那么，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否定，认为它没有意义，所以你已经种下根子。
根子在欧洲形而上学，然后他就分析欧洲形而上学是怎么样把不存在的理念世界虚构出来所谓真实世界？它是靠两个东西，一个是道德，一个是理性。欧洲的形而上学已经是一种价值判断，认为我们生活的现实，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没有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不变的世界。然后怎么样来虚构理念世界、本体世界？靠的是理性，概念推理。
确实是这样。柏拉图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概念，那个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靠了这个概念。那么，理念世界是概念所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概念，然后给现实世界模仿。他说，我们这世界是对概念的模仿，产生了这样一个虚假世界。所以，理念世界是用理性、逻辑推理推导出来的。他从这两个方面去分析它的原因，怎么建构起来。当然，他具体内容更多了。理性怎么虚构？理性这种虚构怎么样产生？对自己内心世界做了错误分析，等等。我觉得他的分析很深刻。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正是 20 世纪哲学最热门的问题。 一个是他提出了透视主义。你要去认识世界真相，一定会有自己一个角度，没有一个角度是认识不了的。他把这称之为透视原理。你摆脱不了透视原理，每个人看的世界都不一样。一种没有任何角度的认识是什么？谁也说不出来。当然，这样一个思想，也不光是他的，英国哲学也有这一点，从洛克到休谟，他们都强调这一点。
一个茶杯的本来面貌是什么？从物理角度说，它是瓷做的，形状是圆形。从生活用途角度说，它用来喝茶。反正必须有个角度，（但）你把所有这些角度都去掉以后，它是什么？它没有了。所以，不存在一个世界的本来面貌，对世界的一切认识都是一种解释。这也是康德的思想，但尼采讲得更加肯定。康德说，我们无法认识“自在之物”，但它存在，我们必须假定它存在，如果它不存在，你会觉得荒谬。但是尼采说，它根本就不存在，只要你去认识，你认识得到的东西都是现象，都是从某一角度得到的外观。透视主义应该说是当代哲学的一个普遍认识。事物不存在一个本来面貌，一切都是认识。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语言，语言在形而上学的形成中发生了重要作用。我们认为一个事物它有一个最终原因，比如上帝创造了世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说世界的本原是水或者火。这样一种观点受了语言支配。因为语言有语法，比如说一个句子总是有主语和谓语，谓语是一个现象、动作，主语是它的原因。那么我们受了语言支配以后，总是认为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主语崇拜、迷信。实际上存在的仅仅是现象，是各种各样的动作，跟各种各样的作用、事件。这和现代物理学很相像，它只有能量，能量背后没有基本物质、粒子。所以从语言上去寻找形而上学的错误根源，他也是最早的。 20 世纪的时候，语言哲学兴起了，非常兴旺。其实和他还是有关系的，传承下来了。
Q：你认为在尼采是法西斯主义思想渊源这个问题上，可以基本断定是误解。但误解的原因很复杂，你解释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尼采的妹妹在其中起到不好的作用。那除了妹妹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
周：另外就是法西斯的需要，他们需要在德国传统里面找到他们的根据。实际上，纳粹理论家们把很多哲学家看成他们的思想源头，包括黑格尔、费希特。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你要曲解，什么材料都可以拿来曲解。
另外一方面，尼采本身著作里面，有些概念为曲解提供了方便。比如“权力”很容易往政治强权方面去引。“超人”很容易从血统上去（引），一种更高级的人类。“种族”，他也用得很多。这些词很容易遭到曲解，做重新解释。我想他思想里面那种贵族主义，反对民主主义也是一个原因。贵族主义也可以从血统上去理解，但是对尼采本人，这些东西都不是生物学概念，不是血统概念，都是精神概念。《偶像的黄昏》里面有很多对德国强权政治的批判。
Q：你对尼采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
周：对尼采不满的地方都是可以原谅的。我觉得尼采很伟大，但他这一辈子过得太可怜了，那么孤独。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更正常一点，更健康一点。反正你让我去过他的生活，我是不干的。哪怕再伟大，我也不干。当然，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做出了牺牲。当然，不是有意的牺牲，但他的这种个性，这种思想追求，本身就造成了他的牺牲。
至于说他的观点有没有不同意的？当然，我也会有不同意的。比如说他的贵族主义，我觉得是个问题。作为个人的一种信念，你可以去这样做，但是如果把贵族主义用到政治上，那是很可怕的。包括《悲剧的诞生》，他给人生找的这种意义，其实我看的时候，觉得没有说服力，但是好在他自己也能反省。后来他说让一切形而上学的安慰都见鬼去吧！他自己原来是用形而上学来安慰自己，后来强调普通人的平常快乐。因为他得不到。
Q：除了尼采，还喜欢哪些哲学家？
周：因为我现在在写哲学课，我真的是比较系统地读了我以前做的笔记。我有做笔记的习惯，每一本哲学原著，我读了以后，都会做笔记。我觉得很多哲学家都非常精彩。
古代的话，就是柏拉图，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再往下的话，亚里士多德比较枯燥，相当枯燥。然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觉得太棒了。这个人特别诚实，真性情。他自己的那些困惑，都讲得非常清楚。作为一个大主教，他这样来写文章，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到了近代，我喜欢洛克、休谟。他们两个英国人写东西，写得非常明白。还有笛卡尔，笛卡尔是把自己困惑的过程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他怀疑一切？怎么得出他的结论？这些文风就是他在旁边跟你聊天，真的是这种感觉，看起来很舒服。
我喜欢蒙田，一般正规哲学史不写他，但是我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他对人性的理解非常到位。还有就是帕斯卡，帕斯卡的《思想录》也特别棒。卢梭有些东西不好，脾气太大，像《忏悔录》的第二部，写得脾气太大了。但是我觉得《爱弥儿》非常好，里面谈教育，但其实也谈他的哲学思想。叔本华的东西也非常好，写得通俗、明白、嬉笑怒骂，非常直率。而且他确实有很多精彩看法。
他们的文风真的不是一本正经地在写文章、写学术著作。他就是把自己最衷心、最喜欢的那些思想给你讲出来。一个哲学家，你去找他的结论，其实很无聊。他的叙述过程中，这种思想的闪光，那个最有意思。所以你读东西，最后去读简缩本，把好东西全漏掉了。
现代哲学家里面，总的来说不太喜欢。像萨特写的《存在与虚无》，完全就是天书。他自己也读不懂。他写的剧本、小说还可以。哈贝马斯关注的问题，我不喜欢。当时我们去跟哈贝马斯座谈，我问他，你的哲学在西方哲学脉络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他说，西方哲学三条脉络，一条是从亚里士多德下来，一直到学院派哲学；另外一条脉络是从尼采到海德格尔；（还有）一条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当代的代表就是我。他是这条脉络。然后我问他，你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怎么看？他说海德格前期还有点哲学，后期完全不是个哲学家。
题图为电影《当尼采哭泣》剧照，来自：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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