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当今学术界,“现代性”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并被反复辩难的话题。这一现象表明,“现代性”这个抽象的概念包含着纷繁芜杂的内涵,研究者因为学术视野、立场的不同而所见有异、态度有别,权衡和取舍更是各有分岐。对于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公共学术话题,面对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认为应该本着思想与历史、思想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深入讨论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各种言说。本期“学海观潮”邀请邹诗鹏、陈嘉明、张亮、张盾四位学者,围绕“现代性”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对话人
邹诗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嘉明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 亮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 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如何探究被各种纷繁芜杂的“现代性”所遮蔽的真问题?如何剥离“现代性”话语的迷雾,探明现代化的清晰理路,廓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可以此为“镜”,避免一些西方在现代性上所犯的错误和所走过的弯路。
张盾:现代性从18世纪后期就开始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最开始在欧洲是个贬义词,比如法国夏多布里昂用“现代性”指称日常生活的平淡乏味,用它来与自然的永恒崇高和中古的非凡传奇构成对比。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指出,19世纪有两种现代性概念: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崇尚理性、进步、自由、科学,推崇奋斗和成功,肯定实利主义、商业和财富的价值等;另一种是“美学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艺术的崇高对抗新兴资产阶级的那种功利主义价值观、中庸随俗的性格、乏味的市侩趣味等。
在现代性成为理论课题之后,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很多,比如波德莱尔说,现代性是“当代生活中的瞬间美”;沃勒斯坦说,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吉登斯则认为沃勒斯坦的定义不全面,只强调了现代性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对信息和行为的监督、战争的工业化等四个维度。
张亮:仅就当下而言,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四个维度确实难分伯仲,具有同等重要性。不过,长时段地看,当下这个结构不但是生成的,而且依旧处于生成之中,生成的主要力量源泉还是在于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这意味着,如果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最具创造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建构中的中国现代性。
邹诗鹏:现代性是一个特定的问题域,因此,诸多实践问题一旦纳入现代性视域,都有理由成为现代性问题。从更大意义上说,所有与现时代关切的问题都有理由成为现代性问题,并值得在现代性视域中进行探究,获得深入切实的把握。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研究带有总体的方法论意义,应该为诸多人文社会科学所分享。
陈嘉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有一个“目的性”问题。现实社会乃是人类依据所选择的思想对其进行建构的结果,正是“思想”引领人类社会前行。我们所探讨的“现代性”,首先意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包括目的与价值。这种思想表现为一种“想象”,展现为一种“应当”,也就是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应当为之努力的目标与价值,这是现代性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
讨论现代性问题还有一个意义,即它是一个与“后现代性”相对的概念。通过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可以此为“镜”,避免一些西方在现代性上所犯的错误和所走过的弯路。
中国现代性研究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在理论上对现代性仍缺乏实质性的清晰理路及界定;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摆置于前的诸多现代性问题缺乏足够观察力、想象力与反思力。
邹诗鹏:现代性研究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近40年的快速现代化历程,中国实际上已经积累起了诸多现代性问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现代性问题概指与传统脱域,进而构成分化、分离及其紧张关系的那些社会矛盾现象及问题,因而诸如人与自然的疏离、社会关系的持续分化以及人与自身的分离等,都属于现代性问题。今天所面对的诸多重大问题,诸如生态环境、资本扩张、群体分化、社会团结、民族国家及其族群认同、消费异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科层制、理性化、时空压缩、都市化、网络化、风险社会、精神信仰危机等,都应当从现代性上去把握。
陈嘉明: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研究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西方以及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进行了梳理、研究;二是对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与性质进行了研究,如它的起源是“内源性”的或“外发性”的;对中西现代性的性质与特点进行比较,对中国现代性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等等;三是对现代性中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重建、更新等进行研究;四是对中国现代性所体现的“中国道路”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关注和探讨。
邹诗鹏:然而,中国现代性研究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在理论上对现代性仍缺乏实质性的清晰理路及界定,或使其泛化为无所不包的话语,或使之成为不关社会现实的抽象概念,或纠结于某种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线性时间逻辑。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摆置于前的诸多现代性问题不够敏感,缺乏足够观察力、想象力与反思力,这一突出问题造成了国内现代性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现代性既是现代化的精神气质,也是对现代化本身的反思。近些年来,一些对现代性十分敏感的域外哲学家对“盛期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反观我们自己,似乎对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尚未进行深层反思。
陈嘉明:中国的现代性研究比较零碎,未能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系统,未能提炼出深刻刻画中国现代性的性质与特征的概念,对现代性的理解缺乏想象,囿于西方的框架而不能有明显的超越。这反映了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性的贫乏。
张亮: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现状颇为尴尬:从学习译介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到自觉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我们“厚积”了20多年,但“薄发”却似遥遥无期。这当然表征了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能力不足。原因何在呢?过度的学术引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高强度的学术引进固然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知识的需要,让我们“曾经沧海”,但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浅尝辄止、手足无措,不知道究竟选用哪种理论工具来促进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建构。
如果我们基于20世纪俄国的历史进程重温晚年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就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只有一种,不过它的存在形态却是复数的。
邹诗鹏:国内学者对现代性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现代性总是蕴含着与传统的脱域与断裂,因而其最直接的对立面就是传统。但经过对单一的启蒙逻辑的反思之后,人们发现,作为不断流变和转化的传统,本身就蕴含甚至讲述着现代性。经过近两百年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之后,今日中国思想对于总是纠缠于“古今二分”的西式现代性逻辑,已经形成了较为自觉的反思,并且开始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来讲述传统与现代的互生关系。从长时段的历史逻辑而言,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是传统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作为必要参考资源的西方现代性的中国转化的有机统一。
张亮:现代性究竟是一还是多?如果我们基于20世纪俄国的历史进程重温晚年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就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只有一种,不过它的存在形态却是复数的。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不是中国的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在中国;不是传统让现代性得以展开,而是现代性使传统得以延续。
陈嘉明:如何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延续、更新传统文化?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而后者是以“义务”为本位。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忠孝仁义”之类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不是拥有什么“权利”。在儒家伦理规范那里,“权利”的意识、价值与规范是缺失的。
今天,对于儒家文化的更新来说,一项根本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儒家伦理原本的“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使之能够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现代转型,奠立一个正当的伦理基础。儒家伦理应当发展出一种引导人们追求与德性相一致的幸福生活的伦理,走出原先本质上是“服从”的伦理,比如“三纲五常”等。“以人为本”首先体现在人所具有的权利上,而不是体现在他们的义务上;体现在尊重与维护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上,而不是将道德与幸福对立起来,误导社会发展的目的与方向。这一在儒家文化中长期被倒置的、在后来的研究中又长期被忽视的本末关系,应当被重新颠倒过来,这样中国的现代性才能有自己的伦理之“根”。
不断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有利于人们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对“现实”或本质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在不断前进过程中不会迷失前进的大方向。
张盾: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态度是赞同和赞美,这是自由主义的观点;另一种态度就是批判和反对。而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保守主义,较早的比如伯克,痛斥法国大革命破坏了旧秩序,后来有韦伯和舍勒,晚近有麦金泰尔和海德格尔,等等;另一条批判路径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基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进入现代性讨论的是沃勒斯坦。沃勒斯坦指出,现代性问题的中心就是如何看待主宰今日世界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有三种立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中,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则是两种影响最大的反资本主义理论。其中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理论,采取“向后看”的学术立场和生活态度,他们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向往“被法国大革命破坏的那些作为中世纪基础的机构、制度以及思想观念”。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但在以何种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却选择了与保守主义完全相反的“向前看”的立场,要求加快历史进程,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十分丰富甚至复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反现代性。就马克思推崇启蒙规划,坚持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推崇进步、理性、科学,赞美生产力和大工业来讲,马克思倒更接近于一个现代性理论家。但是,马克思思想的最主要特征是反资本主义,这又使马克思学说成为最重要的反现代性理论。
张亮:在很多人眼中,马克思是反现代性的。因为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反对者,不仅预言了这一制度的必然灭亡,而且毕生致力于推翻这一制度的革命事业。不过,仔细研读《共产党宣言》,我们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存在,因为“现代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不仅如此,他还热情颂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对于现代性,赞美还是反对,主要取决于现代性自身的发展状态:当它还具有存在合理性时,就应当赞美;而当它的合理性逐渐丧失时,就应当反对。
邹诗鹏:如果说现代性是基于启蒙之上的主体自我意识与世界(包括主体自身)之间矛盾关系的本质反映,那么,马克思哲学正是凭借其注重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及其唯物史观,从而特别显示出现代性的气质与特质,本身就是卓越的现代性理论。当然,在可比较的意义上,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特点还是在于批判,主要表现为相互贯通的实践批判、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及其拜物教批判等。
张亮: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具有“19世纪时期的思想特征”,有其无法超越的“优势”。马克思的理论说到底是关于“原生”现代社会的“原生”理论。较之“次生”理论,“原生”理论无疑是简单的,不过,这种简单性恰恰源于社会“现实”或者说本质的朴素呈现。因此,不断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有利于人们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对“现实”或本质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在不断前进过程中不会迷失前进的大方向。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的“优势”所在。
较之于理论,马克思的方法和道路更容易被当代人继承。借助于同时代人的成果,吉登斯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时期所确立的那些哲学主题,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人类渐进性的“自我创造”观念。从一个令人振奋的观念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理论体系,他注意到,马克思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从而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英、法、德三国的不同经验和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为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吉登斯认识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是马克思理论研究最具魅力和当代价值的地方。
作为马克思的当代“继承人”,吉登斯通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使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建构获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他理论视野非常开阔,广泛涉猎并汲取了当代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成果。这使得他能游刃有余地发现并言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很多新变化,有效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不过,由于最初的学术路径依赖,他显然更关注并愿意吸收那些与个体、心理、微观有关的理论成果,而对某些宏观的社会科学成果特别是经济学成果关注不够。正是这种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他在事实上未能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变革及其社会效应形成完整准确的理解,容易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仅仅在当下才具有重要性的社会因素所吸引,从而忽略被这些因素所覆盖、遮蔽起来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之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以降的思想史表明,经济学在研究、把握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基础性地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经济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如果不弄清楚现实在经济层面所发生的变化,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楚现实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个体心理等其他层面的变化。
在目前情况下,不应停留于抽象的概念辨析,而应多研究具体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路径上,不要只从抽象到具体,而应从具体到抽象。
邹诗鹏: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学界一直在引进和消化西方有关现代性的研究资源,从近代政治哲学到现代社会理论及政治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后批判理论家等,涉及一大批人物,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涂尔干、韦伯、西美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福柯、列斐伏尔、齐泽克等。与此同时,对诸多现代性问题也在展开很多有价值的研究。
确实,如全球化一样,现代性依其自身的逻辑是拒斥本土性与民族性的,但是中国现代性又必须有中国的特征及其价值诉求。因此,学界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转化运用现代性研究资源的过程中,形成自主和开放的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这要求学界同仁激发理论想象力。中国的现代性状况或许已经激起了域外一批现代性理论家的想象,但那仍然是“隔”着的,关键是首先应当激起中国理论家的想象,并立足于中国道路展开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构建。
邹诗鹏:现代性是一个总论域,现代性问题也是一个总的问题域,对现代性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大多数研究者虽然有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但恐怕依然缺乏经验与感性,而这种状况决定着我们对现代性的研究其实是难以真正“上手”。在目前情况下,不应停留于抽象的概念辨析,而应多研究具体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路径上,不要只从抽象到具体,而应从具体到抽象。
现代性问题的学科综合化研究十分必要。学科综合化研究亦可称为“跨学科”,但“跨学科”还是过于将就“学科”,而现实问题尤其是现代性问题早已超越学科界限。依社会理论的观察,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分工,不过对现代性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越来越取决于一种综合性的学科研究。正如现代性本身是活的有机体一样,现代性问题因其复杂性,显然不能囿于某一个学科,而必须展开诸多学科的综合与协同研究。对于现代性研究来说,学科综合化研究则是根本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学习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并打通各人文社会学科的前沿,包括察知相关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陈嘉明: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目前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上”不能从概念上提炼出中国现代性的概括特征,如韦伯所概括的西方现代性那样(理性化、世俗化),“下”不能对中国现代性的具体问题作出深入的解释。
要从“上”与“下”两个层面着手,将现代性问题课题化。从“上”的、哲学的层面,可就中国现代性道路、现代性形成过程所展现出的中国特有的精神、理性、智慧、价值、思想与行为方式等,分别作为课题进行研究,提炼出一些哲学命题。从“下”的、社会科学的层面,可就中国现代性过程的起源、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断裂与更新、中西现代性的比较等,作一些专题研究。更具体的话,还可从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与乡村的转变、教育与科学的变化、环境观念与行为的变化、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多学科层面进行,从而使现代性这一问题域的研究得到深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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