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对“正义”的 规定及其实践原则
臧峰宇◆文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围绕马克思正义论展开的争鸣可见，当论及马克思正义论的内在逻辑时，人们时常以恩格斯关于正义的阐述作为佐证。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论住宅问题》《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和 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等文本中，对“正义”作出了历史性规定，充分阐述了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论证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实践原则。归纳这些思想的内在逻辑，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要义及其时 代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生产方式的公平正义及其历史性规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正义性时指出，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中，交易的正义性体现为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晚年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基于生产方式的公平正义，驳斥了关于永恒公平的怪想。正如他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指出的，现实的正义是对经济关系的真实反映，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不应当是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规定，而是实际地体现为一种历史性规定。
公平正义观念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它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脱离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空洞地讨论什么是公平的报酬或什么是正义的分配，与问题的解决毫无关系。解决具体的公平正义问题，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制度和现实语境中探寻答案，否则，人们只能陷于对违背自己道德感的事件的伦理谴责，却不能从根本上走出非正义的困境。因而，问题的关键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角度把握正义的现实存在及其超越现存的必然性，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确认何谓正义与谁之正义。
这种对正义的历史性规定是唯物史观的要求。一定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总是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总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在恩格斯看来，是否以这种思路衡量社会事件正义与否，表明相关判断是否来自于 “科学研究”。公平正义并非社会生活中的“燃素”，或来自纯粹道德意识的 “术语”，而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产物，是从实际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形成的代表人们的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观念。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恩格斯认为正义观念不是一种超历史的意识，这种代表其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一种实践原则。
正义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们在实践探索中追寻的。任何从凭空想象或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永恒正义的做法，只能停留于道义上的愤怒，而不能汇聚科学证据，因而不能实现政治哲学的证成，也没有政治经济学结论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恩格斯在历史语境中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变迁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以及分配观念的影响，认为进步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总是为人们所欢迎，而确立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虽然要经过很长时间，但总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分配观念和社会心理。恩格斯对“正义”的规定不仅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事实判断，而且是一种基于事实判断的道德评价。正如他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群众关于某 一经济事实不公正的道德意识，来自于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事实判断，来自于对自己实际生活处境的感受，表明其已经不能忍受和维持原来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时为追求正义而付诸的行动在世界历史上就是正确的。
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是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实现实质正义的障碍，在一个缺乏实质平等的社会环境里讨论正义与否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内容可言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所得低于其所应得，这并非主要因其能力和才智而导致的结果，而主要是资本逻辑使然。因而，在一种形式平等的背后，隐藏着若干不平等的现实内容，这正是工人在资本逻辑面前不能实际感到交易的正义性并因而产生“了不起的觉悟”的原因。富人在投资决策时面临的风险与穷人在从事艰辛工作时面临的风险在道德价值上并不一致，因而必须形成一种现实而规范的实现平等的思路，实际地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蕴的贫困的社会问题。
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编“道德和法。平等”中批判杜林“对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时深刻阐述了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他认为平等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不仅因为其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因为任何历史条件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平等观念总是带有时代的特征，绝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或者说从来不存在永恒正义或永恒平等，平等观念总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历史的剧中人所理解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的平等观念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或者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平等观念，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为观念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来自于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法权观念， 是自然而然的。
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阐明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是历史 的产物，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并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的政治观念。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观念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是在1789—1796年的法国大革 命中得到提倡的，但也体现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作为历史产物的平等和正义 观念，不是永恒真理或最高的原则，而是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呈现的。因而，既不能一概地否定过去，更不能使现代平等观念成为一种新的 固步自封的体系，而应随着历史发展增添新的积极的内容，并在现实语境中确 认其实质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深入分析了“现代的平等要求”，这种要求是古人所难以理解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关于作为人的共同点的平等的自然观念。在现代社会，作为正义的表现的平等观念是一种政治观念，是为在封建的中世纪孕育的市民等级所倡导的，体现了市民等级摆脱封建桎梏，以消除封建不平等的方式确立现代权利平等的愿望。在恩格斯看来，在世界贸易中的交换和更广泛的交往中，平等就成为现代人自然的要求，获得普遍规定，成为一种现代权利范畴。
这种现代权利观念否定一切特权，要求当然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是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演进而来的，不是永恒真理的表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 不同的人们对平等的要求固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平等的具体内容与具体实现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因而必须以历史的方式理解现代平等观念。在恩格斯看来，在资产阶级诉求现代平等的同时，无产阶级也提出了平等要求。现代平等要求所具有的双重意义及其体现的两种情况表明，无产阶级要求实现的平等以消灭阶级作为实际内容，这种平等观念是正义的表现，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观念都将流于荒谬。
无产阶级固然指责资本家个体的骄奢淫逸或鄙吝刻薄，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所反对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主要体现为反对单个资本家的道德情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以新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种平等和正义的要求也反映了他们的伦理观念，这当然是在恩格斯看来，在现代社会，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各自特殊的道德，这种特殊性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所以，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其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确认其所认同的平等观念与正义观念。因而，着眼于人类解放的“现实的运动”，要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满足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或者 说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观念应当是批判的、革命的。这种批判的、革命的平等观念旨在变革旧的经济关系，从中实现符合新的经济关系的正义主张，而非泛泛而谈地谴责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正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晚年恩格斯强调了平等要求的现实性内涵。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实践原则
任何时代的正义观念固然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但正义的诉求具有现实的反作用，因而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自觉。在晚年恩格斯看来，关于公平的理解，要从经济现实出发，而不是求助于永恒公平，问题的实质是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正义的诉求不能停留于意识层面，而应成为一种现实的运动，成为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在发展新的经济关系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探究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不能从所谓“永恒公平”出发，而应以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晚年恩格斯阐述了“正义”的一种实践逻辑，它既非永恒与普适的美德或真理，也并非纯然的法权观念或道义主张，而是一种旨在解决不平等与不正义的社会现实的实践原则。这种对正义的实践原则的阐发与马克思的正义论异曲同工，都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提供的事实出发揭示它的理论矛盾，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再进而说明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和社会主义的正义性”，体现了明确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
这种阐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正义论的 “颠倒”，即不将正义作为绝对善或纯粹的应得，而将其作为一种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法权观念和道义主张。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既强调 “正义由生产方式所决定”，又强调“正义同样由阶级利益所决定”。在这种双重决定的语境中，正义在超越旧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辩证的转化”，以一种彰显社会发展趋势的道义力量召唤人们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进而建构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正义论。
正是循着实践的路向，我们可以在一种“新正义论”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而不必将其削足适履地论证为一种与传统正义论的核心观念相似的理论主张。
晚年恩格斯对“正义”规定的两种进路并非自相矛盾，而恰恰体现了新正义论的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且具有道德合理性的内在结构。研究社会公平或实质正义，需要将公平正义观念运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环境中来考虑具体问题，这不是一种悖论，而是将正义观念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现实化的必须，是分析各种不正义的社会现实的前提。
（原载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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