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作 本文节选自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莱特·米尔斯 著 周晓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内容概述 在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市场生产效率，还稳定住了社会秩序，成为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大多数人对白领阶层夸赞不已，认为这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时代。然而米尔斯却认为，白领阶层的一些特质，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衰落，代表了现代性对于人类天性的压抑。 米尔斯认为，这种压抑的根源就是“科层制”的建立，科层制将会成为社会精英操纵白领的工具。 《白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描述，认为科层制已经碾压了中产阶级工人，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将其变为近乎半自动化的、受压迫的但是又很快乐的人。米尔斯认为在工作场合有三种权力：强制或者说身体暴力、权威和操纵。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的思想与韦伯不谋而合，都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科层制理性的“铁笼”之中，这将导致社会更关注理性而不是合理（reason）。米尔斯担心中产阶级正在“政治上被阉割、文化上被愚弄”，这将导致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强大的社会精英的手中。中产阶级工人获得了足够的薪资，但是已经与世界异化，因为他们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年8月28日—1962年3月2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他以《权力精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著作而知名。米尔斯关注二战之后知识分子的责任，倡导公共和政治参与而不是冷漠的观察。米尔斯的传记作家丹尼尔·盖里（Daniel Geary）认为，米尔斯的著作在1960年代新左翼社会运动中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米尔斯1916年8月28日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大学先在德克萨斯州A&M大学就读了一年，随后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2年米尔斯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An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被评审后米尔斯拒绝修改，最后他的论文在没有获得评审的情况下被通过。当他得知自己获得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社会学教职后，就立即离开了威斯康星。 米尔斯强烈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乔治·贺伯特·米德、约翰·杜威、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米尔斯著作中社会结构的部分主要受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自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会学必须教授的内容。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米尔斯是一个哲学狂人，他激进的思想、平等主义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伦、乔治·贺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结果。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受到一位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汉斯·葛斯的巨大影响。通过葛斯，米尔斯了解到欧洲的社会理论。 劳动（以下翻译为“工作”）可能仅仅是一种生计来源，或是一个人内心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作可以被体验为一种赎罪，或体验为极其丰富的自我表达；它可以体验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或是人类共同本性的发展。对于工作无论爱憎，既不内在于人，也不内在于任何一种既定的工作中。工作本身并没有固有的含义。 有关工作的内在含义至今缺乏充分的历史描述。然而，我们可以追寻有关工作的各种哲理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人生哲理浸入到现代工人的心灵之中，并深深地塑造着他们的工作和闲暇。 虽然现代白领工人并没有任何清晰的工作哲学，但是他们对工作的感觉和体验却影响着他们的满足感和挫折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基调。不论其工作的结果是什么，也不论他是否了解，它们都是作为一种活动的工作加之他们赋予工作的意义，再加上其他人的观点交互作用的最终产物。 01 工作的意义 对古希腊人来说，他们社会里的机械劳动是由奴隶完成的，工作摧残了人的心灵，使其无法适应道德实践。工作曾是不可缺少的物质恶魔，精英们在追寻永恒不变的理想时，应该回避工作。希伯来人也将工作视为“痛苦的劳役”，他们认为人是因为有罪而被罚劳役。无论工作有怎样的价值，工作毕竟是为了赎罪，例如《圣经》就断言：“人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慰藉心灵。”后来，犹太法师的教义对工作有所推崇，将其视为有价值的操演，而不是对灵魂的鞭笞，但是他们仍然强调，即将来临的王国将是无所事事的王国。 在早期的基督教教义中，工作被视为对罪恶的惩罚，但也被视为服务于仁慈、陶冶身心以及摒弃无所事事思想这些远大目标的手段。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本身毫无价值。在受到来自教会的组织化问题的压力时，圣·奥古斯丁将这一论点进一步加以发挥：对修道士们来说，虽然要轮番完成工作和祷告，但工作本身是义务性的，并且只要足以满足修道院的真实需要，就要鼓励修道士们努力工作。教会神父把对上帝的苦思冥想看得比读写经文的智力工作更为重要。从11世纪到14世纪，在欧洲四处漂流的异教徒们要求人们工作，但是他们这样做同样有深远的用意：人们应该积极地从事那些痛苦而卑贱的工作，以作为“对傲视万物者的鞭挞”。 自路德开始，工作才第一次作为“人生的基础和关键”被确立在现代人的观念之中。路德援引保罗的话补充道，对堕落者来说工作是天赐自然，但他同时也认为所有能够劳作者都不应该闲着。无所事事是反自然的和罪恶的逃避。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是服务上帝的一种方式。由此，宗教虔诚和世俗活动之间的巨大沟壑得以弥合；职业成了“天职（calling）”，而工作则被珍视为通向救赎的宗教之途。 美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基督教新教的创立者 加尔文的新教思想，在实践中远离无所事事的冷漠情绪，它鼓励人们进一步适应现代工作节拍。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必须理性地、有条不紊地、不懈地努力工作，仿佛他就是人类的选民。人人都必须工作正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贪求工作成果，即便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这些成果必须再投入使用，以刺激人们更勤勉地劳作。只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那种意志顽强、自我克制、艰苦卓绝的工作，而不是默默地祷告，才能够减轻罪恶并通向良善和虔诚的生活。 早期新教的这种“现世苦行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鼓励并肯定现代资本主义要求其代理人具有的那种行为和感情模式。不同的新教派别都鼓励和肯定那种能够坚持不懈从事井然有序工作的人获得社会发展。就像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那样，宗教人和经济人的心理就这样获得了和谐，而严肃的资产阶级企业主们也以工作为生并经由工作达到了这种和谐的境地。 亚当·斯密精心阐释了洛克的观点，肯定劳动是个人所有制和所有经济价值的来源，并成了自由经济制度的奠基石：工作现在成了国家财富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是一项无情的事业，对于19世纪艰辛劳作的大众和那些为钱财所驱使而工作的经济人来说，它具有一种残酷的正当性。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不过，还有另一种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作观念；在这个非凡的时代里一些人意识到，工作能够促进而不是延缓人们作为人的发展。通过自己的活动，人可以实现一切；通过工作，人可以成为造物主。一个人如何能够更好地消磨自己的时光？利奥纳多·达·芬奇喜欢创造性的劳作；布鲁诺则颂扬工作是克服逆境的武器，是征服的工具。 在19世纪中，人们开始凭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反对古典经济学赋予工作的功利主义含义。像托尔斯泰、卡莱尔、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这类人在向后转；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目光远大。但是这两类人都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有关人是工具的使用者的观点。劳动分工及其产品的分配，以及工作作为有目的人类行动的内在意义，是19世纪人们思考的焦点。拉斯金对抗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理论观点，奠基于自由工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工作一度基于生活的需要，是那种能够带来内心平和的艺术活动。他美化自己所主张的理想存在于中世纪的工匠工作之中；他相信所有的工作产品都应归工人所有。资本的利润是非正义的，而且，为了利润本身的逐利行为还会玷污人的灵魂，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疯狂境地。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工作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发展如何受到扭曲的全面分析。在这里，人类的本质取决于他的工作：“他们（个人）……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接受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关于人格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人陷入异化状态，人经由专门化成了动物般的没有个性的行尸走肉。 从历史的角度说，绝大多数有关工作的观点都赋予其一个外在的涵义。R.H.托尼曾提及“由古希腊罗马经典哲学家在自由和奴隶职业间做出的区分，中世纪哲学家则坚持财富为人而不是人为财富而存在。拉斯金的著名断言'生命是唯一的财富’，以及那些提倡为服务而不是为利润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强调经济活动的工具性质，而这些活动与表达真实的人性理想有关。但是，也还有另外一些人曾赋予工作内在的价值。所有关于工作的哲学都可以归入这两类观点，虽然卡莱尔曾尝试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二者合而为一。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哲学家 Ⅰ 各种形式的新教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一起）都是当今时代最有影响的信条，它们将工作活动视为对宗教约束来说秘而不宣的东西；来自工作的满足感对活动和经验来说不是固有的，而是宗教性的酬赏。人们通过工作获得宗教地位，并确保自己在选民的行列之中。如果工作是被迫的，那就可以将其归咎于某人因好逸恶劳所引发的痛苦的罪恶感。 Ⅱ 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观认定工作具有内在的意义，它关注于工作过程本身的手工艺技能——体力和脑力的运用；它从工作本身而不是从其他不相干的领域或后果中寻找工作的原因。给人们带来满足的不是收入、不是解脱之途、不是地位、也不是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而是技术过程本身。 然而，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种——无论是将工作视为强制的世俗信条，还是将工作视为工艺活动的人文主义观点——都没有对当代人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大多数雇员来说，工作有一种普遍的不愉快特质。如果说，加尔文主义者对两手空空的工人和文职雇员没有产生什么强制性的影响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对保险业职员、货运员和百货公司女售货员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如果说鞋店的销售员或纺织业的经理很少会去思考其劳动的宗教意义的话，那么也不会有哪位电话接线员、接待员或学校的教师从他们的工作中体悟到拉斯金式的内心平静。创造性工作可能带来的这种享受越来越限于极少数人。对白领大众来说，就像对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一样，工作似乎既不是为上帝服务，也无法使他们体验到神圣的感觉。他们既没有严肃的工作愿望，也很少能够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获得积极的满足。 对工作的信奉一直就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它的自我形象以及外部世界有关美国形象的核心内容。这一信念遭遇的危机和衰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比如，我们到处可以听到韦德·肖特利夫的语言，“作为其他几代人之象征的进取精神和热情正在消退，我们发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获得或保有一份工作不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无奈的不幸。如果工作仅仅是工作，而与之相关的活动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话，那么使我们的民族成长为当今这般燎原之势的精神之火也就剩下最后这点灰烬了。这种不祥的冷漠感掩饰了未来的管理者心中淤积的不满和不安。 为了理解这种信念及其衰落的含义，我们必须理解20世纪真正的美国精神。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老式中产阶级企业家的工作道德并没有深深地感染新社会中的人，这是老式中产阶级结构性衰落的最为关键的心理含义。尽管新中产阶级的许多成员源自老中产阶级，但他们从未被深深地卷入老式的工作伦理，而在这一点上，他们从一开始在心理上便是非布尔乔亚的。 与此同时，手工艺这第二种在历史上重要的富有意义的工作和满足模式，无论在传统上还是工作的性质上，都从来没有为新中产阶级所有。然而，不管多么模糊，人们都能够在关于工人不满的诸多当代严肃研究中发现手工业模式；同样也能从拉斯金、托尔斯泰到柏格森和索雷尔有关工人满足的诸多正面描述中窥见一斑。因此，它值得详细地加以思考，以便我们能够公平地判定，对现代白领工人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是难以实现的。 尤金·索雷尔（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 02 手工艺人的理想 作为一种完全理想化的工作满足模式，手工艺包括6个主要的特点：除了制造的产品和其创作过程以外，其工作中没有什么深远的动机。日常工作的细节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在工人心中并没有和产品分离。工人自由地从事着自己的活动。这样手工艺人们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益；并在工作过程中运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艺。工作和消遣，或者说工作和文化之间天衣无缝。手工艺人的谋生方式决定并且充实了他的整个生活模式。 Ⅰ 威廉·莫里斯曾评论道，对良好工作的希望是对产品的希望，对工作本身乐趣的希望；高度关切、全神贯注和产品的质量及其制造技能交织在一起。从手工艺人最初形成的产品形象直到最终完成的产品，在他和他制造的产品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超越了财产的单纯法律关系，并使手工艺人产生了自愿的甚至是强烈的工作动机。 金钱、名誉和拯救，这其他的动机和结果都是次要的。对于手工艺实践的伦理来说，最为根本的就是人必须改善自己在宗教社区或普通社区中的地位。工作的满足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即一个人能够生活在一种“单单为自己工作”的宁静氛围之中。 Ⅱ 在大多数有关手工艺的论述中，常常会发生将工人及其产品的技术、审美状态与法律（财产）组织相混淆的现象。然而，对于以手工业为业的工作来说，真正需要的是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建立联系的心理可能性；如果生产者在法律上对某一产品没有拥有权，他就必须在心理上拥有它，这意味着他知道什么东西经过技术、汗水和材料进入了产品，同时他自己的技术和汗水对他来说是可视的。当然，如果法定条件使得工作和工人的物质优势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明朗的话，满意程度就会更高；但是，同即便没有报酬也要按自己的意志延续下去的工艺精神相比，这毕竟只是次要的。 手工艺人会对完成的产品有一个意象，即使他没有把它全部制成，他也能知道完成的部分在整个产品中的分量，并因此了解同整体相比其努力的意义。他对最终结果的满意体现在他完成产品时使用的各种手段中，这样，他的工作不仅对他有意义，而且本身也分享了他对产品的极度满意。如果在某些阶段的工作中出现了剧痛、烦恼或机械单调之感，手工艺人仍会怀着强烈的愿望冲过这些紧要关头。他甚至可能会从遭遇的抗性和征服抗性的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满足，在全力克服物质世界的抵抗和恶性事件的过程中感受自己的工作和意志。确实，如果没有遇到这些棘手之事，在最终克服这些一开始就顽强地抗拒他的意志的困难时，他获得的满足也会大打折扣。 乔治·米德将这种美学体验表述为一种“捕捉因完成某项任务并臻于完满而带来的乐趣，并将其赋予工作的对象和所使用的工具，赋予由充溢于任务的整个完成过程之中的愉悦和满足构成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力量。 Ⅲ 工匠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自由无拘地着手工作，而且在塑造产品的活动中，他可以自由地修改其形状和方式。亨利·德·曼注意到，从这两方面的意义上讲，“计划和操作是一回事”，而且工匠在这一过程中既是活动也是他自己的主人。计划和活动的持续结合带来了工作的完成和其制作活动间更为牢固的结合，完成工作的快乐充溢于制造产品的过程之中。这也意味着，对他来说有着既广泛又理性的独立行动的空间。他对工作的结果负责，而且也可以免于承担这种责任。就他期待的最终成果的形状来说，他必须自己去解决面对的问题和困难。 Ⅳ 如此，手工艺人的工作既是发展他自己的技能的一种手段，也是发展作为人的其自身的一种手段。虽然自我发展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目的，但是它是通过贡献和实践自己的技能获得的累进结果。因为他赋予其成果以心智和技能的品质，他也就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本性；从这样简单的意义上说，工作是他的生活附着和经由之地，而反过来又将他引渡和展现给了外部世界。 Ⅴ 在手工艺人的生活方式中，不存在工作和游戏、工作和文化间的隔阂。如果把游戏视为一种为了消遣而进行的活动，除了能使行动者满足外别无他求，那么工作就应被视为一种能够创造经济价值或实现某些其他更久远目的的活动。游戏是你确实乐意去从事的事情，但是如果工作能使你愉快，那么它也是游戏，虽然它也是严肃的，就像游戏对孩子的意义一样。马克思曾经论及傅立叶的工作和游戏的看法：“真正自由的工作，比如作曲家的工作，是非常严肃而又充满内心紧张的工作。”在像手工艺一类的工作中，游戏的质朴的自我表现和工作的未来价值的创造是融合在一起的。手工艺人或艺术家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以同一行动表现了自身。他的工作就像写作的诗人一样，那同一活动既是写作，又是游戏。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工作”和“文化”并不像金泰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前者涉及手段，后者涉及自身的目的；正如蒂尔弗、索雷尔及其他人指岀的那样，工作和文化都有可能有其自身的目的和手段，也可能既包含目的也包含手段的成分在内。在活动的手工艺模式中，“消费”和“生产”是融合在同一个行动之中的；那既是游戏也是工作的积极的工艺活动，是文化的媒介；手工艺人的文化和工作世界是没有裂隙的。 Ⅵ 手工艺人的工作是他了解的唯一生活的发条；他并不逃避工作以求进入单独的闲暇领域；他将工作时间里发展和运用的价值和才能带到了非工作时间之中。他的闲聊是铺子里的杂说；他的朋友圈子是由他的工作决定的，他们分享一种相似的情感和思想。威廉·莫尔斯提倡的那种闲暇，就是“想着我们的工作，想着那些忠实的生活伙伴的闲暇……” 为了赋予自己的工作以创造性的新鲜感，手工艺人必须时时使自己关注那些只有当我们的注意力松弛时才会对我们起作用的影响。因此，对手工艺人来说，除了单纯的肉体性休息以外，他的闲暇也可能出现在那种断断续续的工作间歇之中，这对其工作的个体性来说是必需的。正如他将自己的能力和工作中的问题带到闲暇中一样，他也将在连续性的高度紧张中（这对持续性的工作来说是必需的）无法获得的那种敏锐带到了工作中去。 保罗·布尔盖特谈及美国时写道：“艺术世界并不需要什么自我意识——它是一种忘却自身的生命冲动，是梦幻的闲适与激烈的迸发的相互交替。”亨利·詹姆斯在谈论巴尔扎克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评论说，我们在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注意的能力，即“生产或欣赏艺术作品时所需要的那种冷静和沉思的专注'。即使休息和那种作为创作之前提的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也会因为工作的完成而使人感到安全并摆脱焦虑——用蒂尔弗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通过安宁和满足的心境完成所有妥善安排的工作后喷涌而出的一种恬静之感”。 巴尔扎克雕像 在建立这一手工艺的生活模式时，我们并不是说真的存在过这样一个工作承载了所有这些意义的人群共同体。我们不知道，是否中世纪的匠人像有些作家似乎认为的那样，十分接近于这个模式；但我们对此抱有十分的怀疑，我们缺乏足够的有关中世纪人的心理学知识去做岀合适的判断。无论如何，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要知道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职业中，工匠们确实具有一种或数种手工艺工作的特点就足够了。 脑海里有了这样一个模式，再看一眼当代工人的职业领域便足以清楚地了解，上述各个方面现在实际上都与现代的工作经验无关。手工艺模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我们将这一模式作为一种确切的理想来使用，据此就能够总结出在现代工作世界里，特别是对白领人士来说，工作条件究竟如何，工作又具有哪些个人意义。 03 现代工作条件 就实践而言，手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降为一种“爱好”，是闲暇而不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是工作的话——一种可以出售的活动——则是手工艺行业中分散的机械工作，是仍然保持着自由的专业人员的工作。就伦理而言，手工艺现在只局限于由富有声望的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极小的群体中。 从小业主的乡土社会向独立雇员组成的都市社会的全面转变，已经形成了与产品和工作过程相疏离的财产条件。当然，独立性的职业对自主性的允许和要求程度各不相同，而许多自雇企业家既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具有独立性，也缺乏积极的进取精神。尽管如此，在几乎任何工作中，雇员都要出卖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工作生活处在他人的左右之中；他使用的技术的水准和他做出独立决策的领域都受制于他人的管理。1930年代，可能至少有1000万或1200万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技术上低于他们能够轻易达到的水平；而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和更多的工作已经惯例化，必须从事低于他们所能的工作的人数也增加了。 在工作中能够自由表达自我的人，是那些确实拥有自己的工作所使用的财产的人，或是那些不需要财产权便具有工作自由的人，这样说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查尔斯·佩吉写道：“那些没有钱的人消极怠工，懒洋洋地工作；而那些有钱的人同样懒洋洋地工作，只是以一种相反的、迥然不同的懒散，一种极尽奢华般的懒散。这样一来，文化便缺少了赖以渗透的介质。在所有的古代社会里，生产者和购买者都一样了解和热爱文化，而现在这种奇迹般的统一的真实性早已不复存在。” 人与产品和工作过程的客观的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构架和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决定的。工人不占有产品或其生产工具。在劳动合同中，他向其他权势者出卖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技术。为了理解自我异化，我们不必接受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工作活动是人的自我的最重要的表达。在所有涉及人格市场的工作中，一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个人素质成了生产手段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一个人使其个人的内在特点和性格倾向工具化和外在化了。在某些白领领域中，人格市场的兴起已经使自我和社会的异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9世纪中叶，为小企业家说话的索罗曾公开反对“劳动分工，因为它不单将工作区分开来，还将工人区分开来，把他们从人还原到操作工，它以大多数人为代价养肥了极少数人”。F.O.马西森写道：“它摧毁了他的（索洛的）农耕社会的潜在平衡，而农耕社会的主要理想之一就是劳动和文化的统一。” 当然，劳动的具体分工意味着个人不再担负着直到终端产品完成的整个工作过程；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许多现代条件下，这一过程本身对某个劳动者本身说来是不可见的。作为其工作目标的产品，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和他分离开来了，而且这一分离还切断了这一工作原本可能从其技术过程获得意义的神经。毋庸说雇佣劳动者和低级白领的工作了，即使在专业性白领工作的水平上，发展和运用个人理性的机会也常常被决策的集中化和科层制度需要的正规理性摧毁了。由此，现代工作组织所形成的剥夺远远超过了对所有权的剥夺，工作及其对工作过程的全面观察和了解中所具有的那种理性本身也难以幸免。个人不再能够自由地规划自己的工作，更遑论修改他所从属的规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是受制于他人的管理和操纵的。 世界市场，这种马克思所说的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化力量，在许多领域已经被科层化的企业所取代。不是这样的市场，而是集中化的行政决策决定着人们何时工作以及以何种速度工作。然而，人们工作得越多越努力，他们制造出来的作为异化力量支配其工作的商品也就越多；同理，白领人士工作得越多越努力，他建构的外在于他的企业就越多，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适当的时候，这企业就会成为一个偶像并由此间接地合法化。企业并不是大人物们的制度化的化身，就像在旧式的工业巨头支配下的那样；它也不是人们在工作中自我实现的工具，就像在小生产时代那样。企业是非人格化和异化的代名词，对企业的给予越多，对人的给予就越少。 随着人们劳动的工具为机器所取代，人也与自身的智力潜能和工作面貌日益疏离；因为单位生产率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每一个个人都惯例化了。总的时间单位和意义也发生了改变；马克思写道，人的“生命时间”转变成了“工作时间”。通过使每个人去适应专门的任务和工作，劳动分工“打下了使人专业化和分工化的无所不包制度的基础，在以牺牲一个人的其他能力为代价的前提下，使其某一单项能力获得了发展，以致亚当·斯密的老师A.弗格森惊呼，'我们缔造了一个赫洛特式的民族，同时失去了自由的公民’”。 办公机器和销售手段的应用，使办公室和卖场实现了机械化，这是白领工人工作的两个主要场所。自从1920年代以来，机械化促进了白领劳动者的分工和人事重组，并降低了技能水平。经过细致分工的组织中的常规操作已经取代了彼此相熟的小组中的工作乐趣。即使在管理和专业的层次，理性化的科层组织的成长也已使工作更像工厂里的生产了。管理官员在持续不断地推进这一切趋势：机械化，更细致的劳动分工，以及使用低技能的、便宜的工人等等。 在早期阶段，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可以使人以这样一种方式专业化，从而提高他的技术水平；但是到了后期，尤其当全部操作都实现了分工和机械化之后，这种分工促进了某些才能的发展，但它是以另一些才能的牺牲和全部才能的狭隘化为代价的。而当分工进一步处于机械化和集中化管理的控制之下时，它便再度使人像机器人一样均质化了。现在出现的是少数专家和大批机器人一样的人；这两者经权威的整合，使之互相依赖并各自恪守其本分。这样，在劳动分工中，开放性的发展和技术的自由发挥便受到了控制和扼杀。 当下，现代工作的异化状况不仅涉及雇佣劳动者，也包括了薪金雇员。除了重体力劳动者以外（它在雇佣劳动者中的分量也在不断减弱），很少有什么（如果有的话）雇佣劳动者的特征是与白领工作者毫不相干的。在这里，人类的个体才能，从体格特征到心理倾向，都成了管理者的职能化理性核算的单位。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卖场中，手工艺者的工作特点已经难觅踪迹；此外，同雇佣劳动的异化状况相比，白领工作所独有的某些特征——如人格市场等——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正如亨利·德·曼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假定，雇员们对手工艺的工作理想和他们自己的工作经验作过比较。我们无法将手工艺人的理想形象和自动生产线上工人的理想形象加以比较，也无法在此基础上概括自动生产线上工人的任何心理状况。我们无法将老式商铺帮工的心理状况和现代女售货员的心理状况加以成功的比较，同样也无法将老式簿记员的心理状况和IMB设备操作工的心理状况加以成功的比较。因为现代雇佣劳动者或白领雇员都没有思考过手工艺人和老式办公室的历史性毁灭；前者很少将后者的消失视为一种危机，如果在他们的上一代人的生涯中，即他们的父亲、母亲曾从事过手工业职业的话，这倒有可能形成危机——但是，统计表明，他们又很少这样。这是一个缓慢的历史事实，在它产生任何戏剧性的结果之前便已消逝，而且也没有给现今的一代留下什么心理影响。只有凭借历史学家的心理学想象才有可能做出这种比较，好像它们确实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现代雇员只有在其生命历程中体验过从一种条件向另一条件的转变，或者将手工艺生涯视为一种理想的工作模式，手工艺生涯才会立即成为他们意识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既没有经历过上述转变，也没有将手工艺生涯视为自己理想的工作模式。 但是，如果白领人士从事的工作和其最终的产品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如果工作和他们生活的其余部分也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那他们就必须接受他们的工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现实，多多少少带着某种怨气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工作，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那样，可以切实地用亨利·柏格森的话表述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生活在自身之外的，除了我们自己的幽灵、毫无色彩的身影外，很难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因此，我们是为外部世界而不是为自己活着的；我们说话，但没有思考；我们受人驱使而行动，但却缺少特立独行。自由自在地行动才能重新拥有自我……”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 如果白领人士不能自由地控制自己的工作行为，他们就会最终习惯于服从他人的指令，如果他们试图自由地行动，也只能在其他领域寻找这种机会。如果他们没有从工作中学会这一切，或者没有发展自己这样做的能力，他们就会最终放弃尝试，甚至在其他领域也往往不会有自我发展的兴趣。他们的工作和游戏、他们的工作和文化之间如果存在裂隙，他们就会将这种裂隙视为一种常识性的存在事实。如果他们的谋生手段还未侵入其生活模式之中，他们就会尝试着在工作之外建构真正的生活。工作就成了一种时间的牺牲，这对在工作之外建构生活是必需的。 04 接受的构架 实际上，当今所有的工作体验下面都潜藏着一种宿命的感觉，即工作本身是不愉快的。一种工作，或某种特定的工作，都是和当今工作世界的另一种或经验过的或想象的工作相比照的；但是很少有人将工作世界中目前的组织方式和某种其他组织方式进行过比较；同理，工作的满足也只能通过与从事其他工作获得的满足相比较而感受到。 美国的白领阶层究竟有多少人“满意”自己的工作尚不得而知；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对他们而言满意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有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推测。 虽然少不了有些粗糙，我们确实对某些与现今工作感受有关的问题有所了解。正像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一样，当在全国范围内从事跨阶层的调查时，文职和销售雇员等白领人士对那些弹性很大的问题的回答总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他们的观点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64%的人承认，他们的工作有意思，并且“总是”非常愉快），而专业人员和经理阶层认为工作有趣和愉快的较多（85%），但是工厂工人这样想的却较少（41%）。 在白领阶层中，工作满意度似乎是循着等级水平的不同而变化的；比如，在一项研究中，总体上感到满意的人依次为：专业人员86%，管理人员74%，以及商业雇员42%。它和雇佣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也有类似的关系：感到满意的技术工人为56%，半技术工人则为48%。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的东西极其有限，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对于回答问题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些问题对不同的阶层来说意义是否相同。但是，满意度和收入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进行测量的话，还可发现它和地位以及权力也有关联。这类问题所测量的可能是对与其他人有关的个人地位的消极判断。就这种比较而言，我们必须对工作的各个方面深入了解。 在现代条件下，工作的直接的技术过程对雇员大众的意义一直在下降，但包括收入、权力和地位等在内的工作的其他方面的意义却凸现出来。除了所涉及的技术性操作和技术之外，工作是收入的来源；报酬的数量、水平、可靠性以及一个人的收入历史从来就是工作意义的组成部分。工作也是获取一个人在工作场所和普通社区中地位的一种手段。不同种类的工作和不同的职业水准赋予人们不同的地位价值。这些同样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意义。工作还会带来各种操纵材料、工具和机器的权力，但最关键的还是操纵他人的权力。 Ⅰ 收入：就工作而言，经济动机现在是其唯一坚实的理性基础。虽然肯定存在与工作相关的其他满足与怨愤，但它现在却没有其他合法的象征。劳动分工和许多工作领域的惯例将工作还原为一种商品，金钱则成了其唯一的共同标准。对那些无法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技术满足的工人来说，其所有的一切只是工作的市场价值。在美国，工会这一唯一重要的职业运动，对异化的工作具有一种纯粹简单的观念：工作少之愈少，金钱多之愈多。当然，还会有其他要求，但它们可能只是一种“修饰”，以降低对金钱的进一步要求。对金钱的切实关注是工作逐渐缺乏内在意义的表现之一。 对工作的最为基本的现代态度似乎是某种模糊的感觉，即“一个人应该自食其力”，这是一种顺应世俗惯例的新教潜流。正如一位关于工作问题的心理学家H.A.奥弗斯特里特谈到萧条时所说，“当工作失去之时，我们就会明白其悲剧远远大于经济范畴，它是心理的，因为它击中了我们人格的要害之处。它剥夺了本应属于我们每个自尊的人所应有的一切”。但是，对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恐惧，也就是收入的安全性对人们说来则更为重要。对疾病、事故及年老的潜在忧虑一定会推动对工作的渴望，而满足则可能奠基于通过努力工作来释放忧虑的冲动之上。当焦灼不安的失业者随处可见之时，无所不在的失业或对失业的恐惧，甚至会使一名在职的雇员对任何工作都满怀谢意，并对从事任何工作都心满意足。如果满足有赖于相对的地位，那在这里就存在某个可以提高满意度的招人怨恨的因素。正是通过这种常规和恐惧的基调——它们是围绕着作为收入来源的工作形成的，其他工作动机和满意因素才能够存在。 Ⅱ 地位：收入和收入的安全性引发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地位就位于其间。随着技术满意度的下降，雇员常常会试图将这种意义视为在劳动中发现的工作的其他特征。工作的满意度常常有赖于来自工作关系的地位的满意度。作为一种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劳动在工作之中可以成为在同事、上级、下属、雇主以及其他人那里获得自尊的来源；在工作之外同样可以成为在朋友、家庭和整个社区中获得自尊的来源。从事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工作，以及敏捷而得心应手地完成一个人的工作也可能成为自尊的来源。对城市中孤独的男男女女来说，单单是在工作场合与人打交道这一事实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事件。甚至在大型企业中匿名的工作接触也可能会获得那些受到家庭和邻里过于紧密的纠缠的人们的高度评价。在大城市的市中心或小城镇的中心工作可以产生一种满足感；一种附属于某些企业的荣耀感。 满意或屈辱的最常见的主要来源正是与既定的技术和收入水平相关的地位。一种具体的劳动分工所具有的心理影响取决于这位工人是否会降级，也取决于他的同事是否也会降级。技术的自豪感与他过去使用的技术相关，也与其他人使用的技术相关；进一步它因此还和那些一言九鼎的人对其技术的评价相关。同样，他获得的金钱数量也可以被雇员和其他人视为其价值的最好量度。 当这些关系日益“客观化”从而不需要密切的了解时，情况更可能是这样。因为那时可能会担忧要保密挣钱的数量，甚至还会暗示别人某人挣的钱更多。埃里克·恩格尔哈德问道：“谁挣的钱最多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是一切差别的标尺，也是有产阶级的标准。我们不希望表明我们是怎样工作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别人都会很快识破我们的伎俩。这就解释了所有的夸耀。当一个雇员只有三封信要写时，他会大声嚷嚷：'这是我必须干的活！’……可以认为这种夸耀受到了这样一种动力的驱使，它使某些人将自己的工作和其智力水平相比时，往往会低估前者；但将自己的工作和他人的工作相比时，又会高估前者。” Ⅲ 权力：个人对工作的技术层面的权力首先受到了市场的发展的剥夺；其次受到了工作领域的科层化的剥夺。前者决定了一个人如何及何时工作，后者则使工作过程服从于规范。由于这样两种异化力量，使得个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加以技术运作的权力。 但是，对他人的控制权力的行使却十分精到。就现代工作组织来说，其规模是巨大的，它们是一个权力的等级体系，林林总总的职业对应其间。一个人既发布命令同时也接受命令这一事实，并不必然会降低他通过在工作中行使权力而获得的积极满足。 作为工作满意的特征，地位和权力常常会被混淆；自尊可能奠基于工作过程中行使的社会权力之上；战胜他人的意志可能会大大地扩展一个人的自我评价。但是完全相反的现象也是可能的：在工作中屈人之下也可能给有些人带来满足，这几乎是一种受虐狂式的满足。我们已经看到，在权力体系中地位较低的女办公室人员是怎样希望认同于身居高位的男人的，她们从先前的家庭关系或规划中转移到未来的家庭关系中去。 为了理解工作的意义及其满足的来源，必须考虑到职业的所有四个方面——技术、权力、收入和地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它们的林林总总的组合中，每一种因素通常都会在雇员的意识中获得反映。为了获取和行使高收入所需要的权力和地位，可能就要充分界定工作中的满足，不过这种满足可能与作为人类活动的内在需要和充分发展的手工艺经验是毫不相干的。 05 愉悦的机器人士气 组织现代工作的各种制度既是潮流使然——许多小的计划累加在一起造成了不可预见的结果，也是计划使然——按照预期付出了诸多努力。首先，个人与其产品和工作过程的疏离是现代资本主义大潮的自然结果。接着，弗雷德里克·泰勒和其他科学管理人员又将劳动分工提高到了计划管理的层面。通过集中计划，以及导入进一步的技术分工，他们使工作更加常规化；通过在工厂和办公室中有意识地顺应这一潮流，他们进一步推进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效率特征。 “泰勒制”是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F.W.泰勒在传统管理基础上首创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能够使作业标准化、规范化，提高生产效率 20年前，一位考察美国工业的名叫H.杜布吕尔的外国观察家写道，当泰勒逐步接近“蕴含在工人灵魂之中的内在力量”时，他的“不足”便暴露无遗。现在，早已今非昔比。新的（社会）科学管理恰恰始于泰勒止步或不完善之处；“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的研究者们关心的并不是窗明几净的盥洗室，而是社会群体和良好的士气。就高效平稳的生产所涉及的人的因素来说，管理官员必须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在工厂和办公室中，逐步受到管理的这一世界包括了社会环境、人事和工人的人格。 管理人员努力去提高工作的热情，反映了雇员们并不情愿自发地去从事那些日复一日的工作；它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工人们缺乏为了遥遥无期的目的去工作的自发性；它也表明，当获得技术和社会等级的机会十分鲜见时，你就无法使雇员们感到幸福。这就是新教的工作伦理被人事部门创造士气的有意识努力所替代的主要原因。但是，除了诸多现代工作的无意义特性外，目前对雇员士气和工作热情的关注还有其他原因。它也是对美国社会尤其是高层商业圈子里的若干决定性变化的某种反应：这些变化包括现代商业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它的十分广泛而集中的权力；在过去十多年里成功地赢得工人忠诚的机构——工会——的兴起，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对与工作相关的权力高度关注；在政治上成功的新政掌控之下的自由的行政政府权力的扩大；以及大萧条时期工商界中弥漫的敌对气氛。 上述发展导致了部分实业界人士的观点转变，在《新权贵》（The New Men of Power）一书中，我将其称之为从实际的保守主义向成熟的保守主义的转变。寻求新的正当性的需要，加之扩大了的权力还未获得广泛的认可的事实，在见多识广的实业界发言人中引发了寻求更具说服力的正当性象征的需求，他们感到自己待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四周是由没有财产的雇员的政治敌视所组成的汪洋大海。有关“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的研究就是这一寻求的一种意识形态组成。经理们所以会对这一研究感兴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降低生产成本，冲淡他们所在工厂的紧张，并找到新的象征以证明他们在现代社会中行使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是正当的。 C.莱特·米尔斯著：The New Men of Power 为了确保和提高人们的工作愿望，就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它能够赋予工作的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激励。战时，经理们求助于民族主义；他们的求助借助的是企业、办公室或工厂的名义，欲图使工人对工作地点和工具产生灵性的认同，从而加强他们与公司的认同。他们一遍遍写道：“工作热情是好事”；“工作热情是美国之路的标志”。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找到一种真正健全的意识形态。 他们追求的是“蕴藏于雇员之中的某种东西”，它体现在一种“必须准确投递信件”的态度中，体现在“这是'我们’的态度”中，体现在“自律的原则”中，也体现在“雇员的微笑和欢乐”中。例如，他们希望向银行雇员挑明，“他们之于银行的重要性，以及银行之于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在管理协会的会议上（1947年）能够听到：“人体还有这样一种奇妙之处。将小玻璃瓶中的化学物质稍稍改变一下，你就有了一个忠诚之士。他喜欢你，而当不幸发生时他会为你和公司担当很多，因为你一直对他很好；你已经改变了他的血液结构。你必须向他的工作和环境投入某种能够改变激发行动的化学成分的东西，以致他变得既忠诚又能干……我手下的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他们被问及在那里工作以及为什么在那里工作时，他们会说，'我在这家公司工作。我喜欢在这里工作，我的老板确实是一个可以共事的人’。” “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的全新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总体设想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效果：要使工人愉快、有效率并善于合作，你就必须使经理们聪明、明理、知识广博。这是在工程师们伪装客观的语言掩饰下道出的一位管理精英的观点。它建议人事经理放下他们的权威身架，通过更好地理解雇员来拓宽对他们的操控，消解他们为反对管理而组成的非正式团结，并利用这种团结实现更加平稳和更少麻烦的管理目标。 目前为了激发工作热情、为了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而进行的种种管理尝试，都是在工作异化的范围里克服工作异化的尝试。与此同时，异化的人不论从工作中获得怎样的满足，它也总是发生在异化的前提下；而他们不论从生活中获得怎样的满足，它却发生在工作的范围之外；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是截然分开的。 马克思与蒲鲁东 06 巨大的裂隙 仅仅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闲暇才成为大城市里劳累不堪的芸芸众生得以普遍享受的东西。在此之前，闲暇仅仅属于那些经过社会训练来利用和享用它的少数人；其他人则被置于感觉、趣味和情感的较为低劣的层面上。随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赢得了闲暇，就像原先在工作领域中一样，大规模生产技术也被引进到娱乐领域之中。当代美国社会生活最为显著也最为疯狂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大规模闲暇活动。所有这些活动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们使人惊奇、兴奋、疯狂，但是它们并不能培育人的理性和感情，也不会允许自发的情绪获得创造性的宣泄。 向大规模闲暇转变的心理重要性在于，老式中产阶级的工作伦理——工作主义——已经被雇员社会的闲暇伦理所取代了，这一取代涉及工作和闲暇间明显的几乎是彻底的分裂。现在，连工作本身也要依据闲暇的价值来判定。闲暇的范围提供了评判工作的标准；它导致工作具有了一些似乎其原本就具有的意义。 工作中出现的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生命中最活跃的时光被贡献给了挣钱“生活”。异化意味着无趣，意味着在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人格的生产性层面上的挫折。它意味着，人们必须在工作之外寻找对他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在工作中又必须十分严肃：不能欢笑，不能唱歌，甚至不能交谈，他们必须循规蹈矩，不能冒犯“企业”这个偶像。简言之，他们必须严肃地和始终如一地对待那些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还是在他们的一天中甚至生命中的最好时光里如此行事。如此，闲暇时光便因此具有了从工作的专制性严肃中解脱出来的轻松的自由感。 工作和闲暇的分离，以及闲暇在现代人的奋斗意识中具有的较强的重要性，贯穿于20世纪美国的全部经纬之中，它影响到人们对工作的有意义的体验，并确立了大众的目标和幻想。正如利奥·洛温塔尔所说，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工作偶像”的衰落，“闲暇偶像”已经升起。今天，出现在大众杂志通俗传记榜上的英雄已经从实业、专业和政治人物——生产领域的成功人士——转向了娱乐、闲暇和消费领域中的佼佼者。工业巨头和政治人物已经被电影明星和棒球手取而代之。如今，公众偶像所展示出的特点“完全可以概括为消费者这样一个概念”。而反思、想象、梦想和希冀的能力，就其现实而言，现在已经无法落入具体和实际的工作经验之中了。 工作和生活的其他部分相脱节，尤其和有意识的享受相脱节；然而不论如何，大多数的男人和许多女人却必须工作。如此，工作成了通往闲暇领域中遥远目标的令人不满的手段。工作的必要性及其异化使其变得枯燥乏味，越是枯燥乏味，就越需要在现代闲暇所赋予的欢乐和梦幻模式中找到解脱。闲暇包括了梦想着并实际追逐着的所有美好事物和目标。R.H.托尼说得好，生活中最让人心烦的是在哪工作和何时工作，而最令人兴奋的则是在哪消费和何时消费。 为了用钱买回每夜和周末的“快乐”，人们每一天都在一小块一小块地出售自己。凭借娱乐、爱情、电影，以及替代性的亲切感，人们可以使自己再度成为某种形式的完人，但现在他们已经面目全非。这样，工作和闲暇的循环便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自我形象：以工作为基础的日常形象，以及以闲暇为基础的假日形象。假日形象常常具有浓郁的渴望和梦想特征，而且毫无疑问是通过大众媒介的人物和故事塑造出来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道：“周末的节律，它的开场，它的策划周密的欢乐场景，以及众所周知的谢幕，与生活的节律相呼应，并成为它的一种替代。”和忙碌的一周迥然不同的周末，使男男女女们能够摆脱日常工作生活中那种灰暗的基调，并形成了一种能够与工作生活相对照的标准。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是美国著名作家，与海明威齐名的“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随着工作领域意义的丧失，它对生活已经无法给予内在的指导并决定其节律，社区和亲属圈子作为“定位人们于社会之中”的手段的作用也同样降低了。在旧有的手工艺模式中，工作领域和家庭是相互契合的；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就是工作坊。今天，仅仅在某些小资产阶级家庭中还能见到这种模式，而且它也常常被年轻人视为一种压抑。劳动分工的成就之一就是它将养家糊口的人拖出了家庭，使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一分为二。这通常意味着工作成了维持家庭的手段，而家庭则成了使劳动者获得调整重返工作岗位的手段。但是，随着家作为心理生活中心的地位下降，以及工时的缩短，闲暇与娱乐领域取代了家的职能。 人们生活的框架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制度。作为一种生活框架，大众传播取代了传统。如此随波逐流，大城市的人在竞技体育、大众媒介的偶像以及其他娱乐机器中找到了新的寄托。 就这样，闲暇领域——以及现时组建起来的那架娱乐机器——就成了影响性格塑造和认同模式的核心因素：这就是人们相互间的共性所在；这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兴趣。亨利·杜兰特评论道，这架娱乐机器将人们的注意力和欲望集中到了“我们生活中与工作不沾边的那些方面，集中到了那些不是凭借成就而是凭借金钱和闲暇而闻名遐迩的人身上”。 空虚者的娱乐奠基于他们自身的空虚和无法填补空虚；这种娱乐并不能够像老式中产阶级的娱乐和欢宴那样，使人们趋于平静和放松；它也不能像手工艺者的生活模式那样，重新孕育出人们的工作自觉性。他们通过闲暇来摆脱工作中永无休止的折磨，凭借消极的奢侈享受和尖叫销蚀生活的枯燥。对现代人而言，闲暇是花钱的手段，一如工作则是挣钱的手段。当二者狭路相逢之时，闲暇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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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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