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历史的观念》是影响世界的历史哲学著作，被西方思想界誉为“英国人对现代历史哲学的唯一贡献”。笔者大一就曾阅读，现在又集中一个月的时间进行研读。然而笔者只能承认：我从一点都不明白进步到了明白一点点。柯林伍德思想之深邃，本书论述史学思想之庞杂，历史哲学思辨之复杂，都远远超过诸多同类著作。笔者所能做的只能是竭力思考，一点点地将柯林伍德的思想在我的心灵世界进行复活。鉴于文章较长，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柯林伍德对从希腊罗马的（伪）历史学到19世纪历史学的介绍批判，下篇则介绍他对19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思考与他个人的历史观念。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这句话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史学名言了。不过正如诸多名人名言总是容易被人误读一样，柯林伍德这句话同样被许多人误认为历史研究只是局限在狭义的思想领域。其实，柯林伍德在书中首次完整论述时是这样的：“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狭义的思想史，而是一切历史行为内在的思想，这个范围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历史学家需要关注的正是这些历史行为内部的历史思想，只有思想才能构成历史行为。
在本书的开端，科林伍德首先针对历史学自问自答了四个问题，他认为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应当是：“（1）一门科学，或者说回答问题；（2）与人类过去的活动有关；（3）通过解释证据来进行；（4）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但是历史学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成熟的，实际上历史学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为此柯林伍德首先花费了四个章节回顾了从希腊罗马直到20世纪的西方史学。在对这些阶段历史学或准历史学的分析批判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了西方史学思想的概况，而且能够从中大致总结出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特点。在后论的七篇文章中，柯林伍德又集中分析了他对历史学的诸多看法。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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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在柯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实际是一个发明，是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发明。在此之前，统治近东的是神权历史学和神话这两种形式构成的准历史学。而古希腊的思想本质上带有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色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点，那是因为“他们（希腊人）生活在一个历史以特别的速度运动着的时代里，生活在一个地震和侵蚀并以在其他地方罕见的暴力改变着大地面貌的国度里。他们看到的整个自然就是一场不断变化的场面，而人类生活又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变得更为激烈。”正因如此，他们特别强调永恒性，只有具有永恒性的事物才算知识，“它本身不能包含有使它自己消失的种子”，如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自然规律天生就具有永恒性。生活总是瞬时性的，永远在变化，无从捕捉与证明，历史因此便无法存在了，“是企图知道由于瞬息即逝而成为不可知的一切”。
但希罗多德大大地超越了时代主流思想，使得他成为了历史学之父。除了讲究证据这一点外，希罗多德的《历史》几乎全部包含了上述历史学的四点要求。与之相对的是，柯林伍德对修昔底德的批评就大大降低了，他认为修昔底德非但不是希罗多德的继承人，反倒是“一个把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但修昔底德的著作却讲究证据。不过截至到亚历山大大帝大扩张之前，希腊的历史学仍是一种特殊主义：“历史在本质上始终都是一个特殊社会单位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的历史。”这就使得历史学的视野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时空。到了希腊化时代，庞大的帝国使得历史学者的视野大大扩展开了。他们意识到了野蛮人可以希腊化，世界空前扩大；“世界”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整个帝国共享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世界史不能仅凭目击者的证词，需要权威材料的编纂，即柯林伍德反复提及的“剪刀加浆糊”的史学方法。这一时段的代表作者就是波里比乌斯、李维与塔西佗，他们都是“剪刀加浆糊”史学的代表。比如罗马史大家李维，“李维的全部任务就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纪录并把它们熔成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即罗马史”。“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在柯林伍德看来其实不算真正的历史学，因此他称之为“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这种史学的优点是人文主义，将过往的神意从中剥离出来，全力解决人类问题，“都是作为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而发生的”。但这种史学也有一个重大缺点——实质主义。实质主义被柯林伍德归结为“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体系的主要范畴就是实质这一范畴”。这种主义的导向就是“历史学不能解释一个行动者是怎样产生的或经历过任何行为上的变化；因为行动者既然是一种实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形而上学的公理。”简而言之，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只能表明事情是什么，并不能探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从来不能深入事情的内在，更不可能达到将过去的历史在自我心灵中实现复活这样的高度。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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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第四、第五世纪，基督教兴起，历史观念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希腊罗马历史学的两大优缺点因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文主义变成了相信人类行动天然就是盲目性，实质主义则遇到了创世说的挑战，即“除上帝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并且其他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的加入使得人们在设想历史学时出现三大倾向：历史过程是上帝目的的时间，承认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无须任何人的主观设想；开始注重历史人物本身的存在和性质，从实在转向了过程；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使得历史学超出了希腊史、罗马史的范畴，开始要求一部世界史，即上帝对人生目的的普遍展开的通史。而根据这些要求写成的任何历史，“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中世纪的史学仍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编纂学，然而上述的这些特点却让历史学获得了飞跃，诸多近代史学的核心成分有意识地为基督徒所创造出来了。当然这一时代的史学也存在重大问题，强调上帝与神意，历史叙述中有太多的非历史成分；天然存在一种末世学，即历史的结局早已为上帝所注定，这一点是柯林伍德最为反感的，因为柯林伍德从来不相信历史学能够预测未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又回到了“一种基于古人看法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面来”了，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就这样变成了人类激情的历史，被看作是人性的必然体现”。在这一时代，历史学获得了人性、批判性以及战胜实质主义的胜利。培根意识到了历史学家不可能预测未来，笛卡尔虽不相信历史学是一种知识，却从反面提出了历史学需要怀疑与批判的原则。17世纪下半叶，笛卡尔派的历史编纂学提出了对权威著作的三大批判要求：没有任何权威能必然诱导我们去相信，我们所知道的事物是不可能发生过的；不同权威必须相对校对并协调一致；权威著作必须用非文献的证据加以核定。换言之，笛卡尔派开始真正批判权威。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著名学者一方面继承了笛卡尔派史学的批判色彩，又对笛卡尔派史学诸多原则进行进攻。尤其是历史的事实和观念问题，笛卡尔派竭力区别二者，但反笛卡尔派却认为观念与事实是难以区分的。其中维柯走在时代前面最远，“充分使用了17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在批判方法上所做出的进步，并且把这一进程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要求给知识论以一种更广阔的基础，并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哲学信条的狭隘性和抽象性”。迨至启蒙运动时期，史学似乎走上了歧路。由于启蒙运动对宗教以及中世纪的绝对否定，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客观的产物，它的历史观念便从一开始就是战斗的、不宽容的。柯林伍德对此总结为“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便不是真正历史的；在它的主要动机上，它是论战的和反历史的”。一方面启蒙学家在对一切迷信和不宽容开战，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就是迷信的和不宽容的，迷信现在与科学，对中世纪和宗教毫不宽容。不过他们的理性精神自身却有超越自我的特点，因此到了浪漫主义时代，历史的观念又有了很大变化。—
截止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历史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瓶颈。要想突破，史学家们必须要在两大方面做出进步：第一，历史学家的视野要更加开阔，“以一种更同情去研究被启蒙运动看作是未启蒙的或野蛮的并听任其默默无闻的那些过去的时代”；第二，18世纪前的人性观是不变的，因为他们将人性比作自然，这一点同样要转变。卢梭和赫德尔做出了实质性的进步。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倡导人民史观，而浪漫主义则“要在和它自己大为不同的各种文明中看出一种积极的价值和趣味来”。启蒙时代狭隘的历史观因此大大扩大，历史同情应运而生。赫德尔则是第一个思想家，“以系统的方式承认在不同人种之间存在差别，而且承认人性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分歧的”。但遗憾的是，赫德尔虽然摆脱了人性固定论的窠臼，但是他却认为各人种之间的人性是固定的，而非是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使得他的观点导向了种族主义而为纳粹等极端势力采用。除此之外，赫德尔认为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自然和人类缺乏区别，甚至认为人是完美的动物，动物是完美的植物，这种思想就陷入了机械性的自然主义了。康德是赫德尔的老师，他对赫德尔的史学思想存在不同意见。他将浪漫主义与启蒙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进步的普遍历史的观念。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推动进步的是人类的知识与道德即理性，与之相对的源动力则是非理性，进步的终点是千年王国。席勒和费希特是康德的弟子，均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史学思想。席勒将未来的千年王国放在当下，声称“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并且将艺术史、宗教史、经济史都纳入史学之内；费希特则将康德的自然计划与人性激情等两大先验概念的单纯叠加加以发展，认为“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概念的具体体现”。在这里费希特的概念就是历史的推动力，“一个时间序列的各种事件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从而一个事件便必然导致另一个事件，于是我们就能够从第二个事件回头去论证第一个事件”。很明显，事情发展具有逻辑性以及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已经在此得到了强烈的暗示，这种线性史观随后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极为充分的描述。黑格尔充分总结了前人的各项成果，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区分了自然与历史，认为自然过程并不是历史过程。其次，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这一点柯林伍德是深感钦佩的，“不是要知道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都想了些什么，这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所做的确切的规定”。第三则是黑格尔强调人的理性与热情，历史是展现理性的自我发展，但是非理性的因素却是理性的重要构成，这意味着他摆脱了18世纪那种抽象和静态的人性论。第四，“历史包括经验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思想外在的表现，事件背后的那些思想——而不是事件的本身——就形成了逻辑上相联系着的概念的一条锁链”第五，历史不结束于未来，而结束于现在。这五点在诸多学者看来或多或少存在疑问的，甚至为包括克罗齐在内的史学大家所批判。但这五点意见却是柯林伍德极为肯定的，遗憾的是黑格尔的历史研究仅仅局限于政治史，而不能将放宽历史学的视野。 马克思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在柯林伍德看来，马克思的史观是一种倒退，又将历史学纳入了自然科学之中。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欧洲未对史学潮流产生太大影响，他的影响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层面。19世纪是实证主义的时代。这些学者认为黑格尔以及之前的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历史哲学统统都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历史研究要像科学一样。以法国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学派崛起，客观主义史学大行其道。“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这就是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核心特点。他们将历史考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一系列伟大史学作品，其考证之精确性、史料之丰富性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实证主义自身存在两大弊病，其一是过于注重细节反而导致对大局的视而不见，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之中。如蒙森是实证主义最伟大的史学家，终身致力于罗马帝国研究，但他的《罗马史》却结束于罗马帝国建立之前，柯林伍德对此形容为“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可谓一针见血。其二是实证主义主张绝对客观，反对进行事实判断，这就导致了史学家无法理解历史，“拒绝判断事实也就意味着，历史只能是外界事件的历史，而不是产生这些事件的思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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