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在面对真正的异类时，人们通常会建立起认同感。18世纪的不列颠亦是如此。当时的不列颠人把一切不属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兰西王国的东西定义成自身的文化属性。欧洲大陆人颓废、专制、谄媚、迷信又无知；相反，英语国家的人民坦诚、爽快、独立、敢想又敢为。
难能可贵的是，美利坚、苏格兰、威尔士以及爱尔兰新教地区，将这种自我形象发扬光大。在赢得对詹姆斯党的最终胜利后，上述地区的民众觉得他们自己是忠诚于辉格党和自由原则的最坚定、最无条件以及最热忱的信徒。
如果说英国全境属于新教文化，则还有更“新教”的地方：新英格兰有公理会，苏格兰、阿尔斯特和宾夕法尼亚有长老会，威尔士有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他们不都更“英国”吗？！
那为何今天见到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为何我们会认为是英格兰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而不是“非主流”的周边地区主导了新国家的方向？
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绝对数量。1750年，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口比为五比一；一代代移民之后，比例上升到八比一。《联合法案》通过之时，伦敦成为一个超级城市，远比当时其他的欧洲城市庞大。史学家至今仍找不到很好的解释。大都市吸引周边的贵族和专业技术人员，造就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盎格鲁爱尔兰家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英国统治阶级。在很多英格兰人看来，这似乎是凯尔特人咄咄逼人的胜利。但从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佃农们看来，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主人得以进入英格兰，并成为了英国人。
人口比例和社会地位的双重不平衡，有助于理解盎格鲁圈内民族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左派所推崇的爱国主义的抵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是最容易笼络民心的做法。但是在盎格鲁圈，民族主义和支持弱势一方、构建一级级的受害者等级关系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很难算作弱势群体吧，英格兰尤其不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将他们的事业重新定义为保存各自小国自身的独立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联合更有利于小国——这样的理念尽管在十八、十九世纪广泛传播，却并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偏见。
比如常见的错误：把“联合王国”说成“英格兰”。这种随意的叫法遍及欧洲，甚至在盎格鲁圈内部也不少见。20世纪末之前，联合王国自己也普遍使用“英格兰”。直到伦敦放权给爱丁堡、加的夫和贝尔法斯特后，英国人才开始注意他们的用词。
不过，人们对此的反应却相当有意思。在我小时候，哪怕强烈拥护统一的人都觉得用“英格兰”指代联合王国的所有四个国家是对英格兰以外的其他三国居民的挑衅。当某人指出说话人的错误时，通常会得到一句随随便便的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落伍啦”、“都差不多啦”或者“哦，没有别的意思”一类，而这只会令听者更加恼怒。
然而，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反倒常常是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文字工作者作这样含糊的省略。他们明知道两者不同，却辩称刻意区分是迂腐之举。比如苏格兰人麦考莱或者约翰·布肯、爱尔兰人巴麦尊勋爵或奥斯卡·王尔德……几乎所有的公众人物都下意识地自称“英格兰人”。
尼尔森中将在1805年特拉法加战役前对舰队下达的命令恐怕是海军历史上最著名的命令：“英格兰希望人人各司其职。”（副将柯灵伍德的回答不甚为人知，但却更符合民族性格：“尼尔森别再发号施令了，我们知道该干什么。”）那时候没人觉得这是对联合王国的另三个国家的冒犯。正如一个苏格兰议员在众议院所称：“我们习惯把不列颠的臣民称为‘英格兰人’，无论他们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因此，我希望，今后用‘英格兰人’这个词称呼国王陛下的任何臣属都不算冒犯，也不要误以为这是针对联合王国任一地区的影射。“
人们何时开始觉得这是冒犯呢？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当大英帝国日暮西山、不列颠品牌备受嘲弄之后。权力和受害者的等级体制再次起作用。尤其苏格兰和威尔士，受重工业衰落的打击最大，故把“英国特色”和那些遥不可及的精英——保守党政客、圣公会地产主、伦敦官僚们捆绑在一起。
到1990年代，联合王国四个组成部分的人们重新拾起了以前的爱国热情。1996年，恰逢英格兰主办欧洲杯，英格兰和苏格兰队在决赛相遇，整个体育馆内扬起了圣乔治的红白十字旗。在此之前，英格兰球迷在赛事中一直使用联合王国的米字旗，这面英格兰国旗已基本废弃不用了。从那以后风气大转，英格兰国旗成了主流。
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民调结果。显然，两方面都牢骚满腹。苏格兰有人抱怨他们力挺左中派政党时，老被英格兰的多数票搞成了保守党执政。而英格兰人反过来抱怨他们缴纳的税款流到北方，除了换回来几个社会主义议员，啥都没干成。
然而，这些问题不像车臣和科索沃等地的国家分裂问题那么严重。无论苏格兰是否从联合王国独立，都不可能导致动武。原因很简单，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并没有车臣人或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他们的母国之间的种族和宗教信仰差异。联合王国不仅仅是亲近民族间形成的联盟，更有共同的英吉利认同感作纽带。
应当承认，和每个成员国内部的认同感相比，不列颠更偏向于一个法理概念。它很难敌得过诗词、歌曲中的英格兰情结、苏格兰情结或威尔士情结。当联合王国的民众想起各自家乡的风景、田园诗中出现的地名、热闹的传统赛事，那些古老的爱国主义情结便自动复活了。与之相反，不列颠唤起的，则是对政治和宪法制度的认同，它们主要来自于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事实就是如此。《联合法案》通过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融合进程加快，新国家的公民产生了不容置疑的自豪感。18世纪以后，这种“不列颠自古以来是一家”的自豪感在所有阶层和两性中都得到了广泛认可，苏格兰和威尔士尤甚。对此，琳达·柯莉曾有过详尽的描述。
不能不说，这种超越了血缘和土地的爱国热情是多么难能可贵。不列颠人将自己视为拥有独特制度的群体，包括议会主权、普通法系、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独立司法、受国家行政控制的军队、新教，以及最重要的，个人自由。
我们经常说，美国作为一个“成功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切并非凭空出现。宣言以前，共同的信仰而非种族身份，就令大西洋两岸的不列颠人引以为豪。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长久相互独立甚至彼此敌对的王国的联合，多多少少是顺应了两国民众认同他们的新政治身份而非种族身份的需要。
英国正是以全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姿态建立起了帝国事业。某种意义上，美利坚也被英国人拉入了这个联盟。后来建成的殖民地无疑都是英国式的。这里有一点很关键：没有人把“大英帝国”称作“英国”。
从一开始，在帝国的管理者中苏格兰人的比例就高得出奇，而殖民地驻军中不光苏格兰人比例高，爱尔兰人的比例甚至更高（相较于他们的总人口）。到十九世纪初，不列颠群岛内，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人口比约为6∶1∶3。然而，在孟加拉驻军，这支大英帝国最庞大的军队中，英格兰人占了34%，苏格兰人占了18%，爱尔兰人占了48%。
尤其是苏格兰人，早早就看到了大洋对岸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抓在了手里。苏格兰人口占到了大英帝国澳大利亚殖民人口的15%，加拿大的21%，新西兰的23%（爱尔兰人的比例分别是27%、21%和21%）。
由于英国人的国家认同来源于政治信仰，殖民者也必然把这种认同传递给被殖民者。如果说法律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政府、财产权和其他种种定义了英国人，那牙买加人、马耳他人和马来人在成为帝国的一部分之后，他们自然也变成了英国人。
这正是大英帝国最终会自发解体的关键。成为英国人不问出身，无论你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英国人代表的是一系列政治权利。只要接受这些价值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国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因为这些价值观中包括了代议制议会，那么，就只能发展出两种可能性：要么帝国议会被人口占压倒性多数的印度人占领，要么每个殖民地最终独立为国家。
帝国的建立，乃是混乱之中、意料之外的产物。按维多利亚时期作家J.R.西莱的说法，它是“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
尽管如此，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19世纪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角色与管家无异。一旦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水平，英国就应当帮助他们成为享有独立主权的同盟者。
激进派议员J.A.罗巴克在1849年说：“每一个殖民地都应当被我们视为注定要独立的国家。假以时日，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的观点在1856年得到托利党人亚瑟·米尔斯的响应：“现在我们公认的殖民目标和政策，应当是帮助这些殖民地尽早在社会、政治和商业方面成熟起来。母邦应最大限度地提供一切帮助，授权他们自我管理，并最终帮助他们独立。”
现在仍有很多前殖民地的人更愿相信他们的独立是自我抗争的结果，而非帝国给予的权利。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事实上，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不愉快的例子，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都发生过战争，而肯尼亚的战争尤为惨烈。
但是，兵戎相见只是例外。大多数殖民地的独立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和平实现的，而新独立的国家也乐意继续保持与英联邦和盎格鲁圈的联系。只有一个被伦敦视为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什么未来的主权国家的地方，反倒拒绝如此。那就是爱尔兰。爱尔兰没能通过和平协商，而是由一场血腥的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场内战完成了独立。南部一役短暂而激烈，而北部的战事则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很久。
爱尔兰共和国本是盎格鲁圈最不舍的部分，但它的早期领导者一心想同其他英语国家断绝联系，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市场，并且复兴爱尔兰语，使得爱尔兰在名义上脱离盎格鲁圈。
现在回首，这一切不过是上世纪的事！如威廉·巴特勒·叶慈所说：“一切都变了，全变了。”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
[英] 丹尼尔·汉南 著
徐爽 译
自由是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已经成为现代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视它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记了这一价值正是繁荣与有序的基础。本书带领我们快速回顾这段历史，启迪我们思考应如何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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