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苏轼诗歌的自注（2019年）

也说苏轼诗歌的自注

褚宝增 

苏轼人品耿正、心胸豁达、才学博大。面对新党，反对新法之遽变，并明其所失，面对旧党，反对全盘否定新法，主张参用所长，置个人得失于不顾，人品耿正也。因夹在党争之间，受两党轮番排挤，一贬再贬，终至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仍积极工作，心胸豁达也。诗、词、文、书、画皆有极高成就，才学博大也。对于最后的才学博大，苏轼也有些尴尬，于两宋，诗不及陆游，词不及辛弃疾，文难超越王安石，书比不过米芾，画大逊于李公麟，然就五项综合能力而言，在中国历史中绝对第一。

文史的自注较早，诗歌的自注应自唐代始。以唐代四大诗人“李杜元白”为例。李白存诗九百九十余首，自注的绝对数量近十首，自注相对数量不足1%，且多为题下注。杜甫存诗一千四百四十余首，自注的绝对数量一百三十九首，自注相对数量未到10%。元稹存诗八百三十余首，自注的绝对数量一百七十四首，自注相对数量接近21%。白居易存诗二千九百一十余首，自注的绝对数量五百二十七首，自注相对数量稍过18%。“元白”自注，许多都是诗人成诗一段时间后所加，相当于自己编订诗集时，提前干了后来的出版者的笺注工作。并不是唐代的诗人们皆喜欢自注，韩愈的诗就无一首有自注。

到了宋代，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为自己的诗歌作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自注的内容已不仅限于本事与僻事、借用或引申，成为了诗歌的附属文本。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皆热衷诗歌自注，急剧增多、蔚然成风，大有“流行病”的泛滥趋势，此间尤以苏轼为甚。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轼诗中，自注现存近五百首、约七百条，自注相对数量相当20%左右。

从积极的方面论，诗人通过自注，添加特殊信息，引导读者理解，有利于更加细致地考查作者的行迹、思想、交游、地理、风物、典故等情况，显现作者的创作初衷，打通作者与读者间的可能隔膜，无疑能提高读者的接收效果，为作者的作品传播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

苏轼在创作的同时进行自注数量之多，古所未有。“元白”自注相对比例虽与苏轼相当，但未与创作同时进行，多为结集整理时所加。这些不构成本质问题，关键是苏轼自注随手而为，往往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有不少失误的地方。例如《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肯来杯酒作儿嬉，流芳不待龟巢叶”句下自注为：“唐人以荷叶为酒杯，谓之碧筒酒。”苏轼所注有误，“碧筒”非始于唐，纪昀说“事出《酉阳杂俎》，虽唐人书，乃魏人事”，可见苏轼在自注时并没有核实原书。再如《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蓝尾忽惊新火后”句下自注为：“白乐天《寒食》诗：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非出自白居易的《寒食》，乃出自白居易的《七年元日对酒》。又如《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子由复至齐安未至以诗迎之》“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句下自注为：“柳子厚《别刘梦得》诗云：皇恩若许归田去，黄发相看万事休。”实际是柳宗元《重别梦得》“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与刘禹锡《重答柳柳州》“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混合体。

苏轼自注的不严谨，是和苏轼思维与行为的草率有关。难怪台湾的李敖象我一样评价苏轼：“他的思想水平只是超级文人式的，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写个七绝《花影》有装傻、卖萌甚至有虐待童工之嫌，写个《范增论》推理不清致使结论不可信，写个《赤壁赋》还没找对地方，在徐州因新建黄楼材料短缺便拆了全国重点文物项羽的西楚故宫，苏轼确实无法和王安石的简约与严谨相提并论。杨万里《诚斋诗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应礼部试，所作文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内中一段文字为：“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皋陶本是舜帝任用的法官，后来曾被大禹举荐为继承人，但在苏轼的笔下便成了尧帝的法官。主考官欧阳修问苏轼典出何书，苏轼顺口答曰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回到家中，将《三国志》孔融传遍阅，也没有见到原文出处。他日再问苏轼，苏轼不敢再加隐瞒，实说道：“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用猜想代替证据，虽欧阳修不责反喜，然终非学问之正途。由此可见，苏轼一生政治上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欧阳修的诗歌虽然也使用自注，但在其《唐元稹修桐柏宫碑跋》一文中却说“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认为文本之外添加自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创作才华的缺失。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过“唐人近体诗，不用生典；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 袁枚说这不是写诗。他记载了自己的一个“删诗”故事，以表达自己对于用生僻典故的鲜明态度：余《过马嵬吊杨妃》诗曰：“金舄锦袍何处去，只留罗袜与人看。”用《新唐书·李石传》中语，非僻书也，而读者人人问出处。余厌而删之，故此诗不存集中。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声聪先生在《兼于阁诗话》中言：“至于引用经典史籍，大体不注”。北京大学的孟二冬教授是坚决反对诗歌自注的，他在《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中批评自注说：“本来一篇情景兼备、韵味深厚的诗歌，加上这一段枯燥乏味的说理议论和史事，从而变成了核实、浅切、质径的报道和奏章，也割裂了性情，破坏了全诗的意境，成为了全诗的蛇足。”列举上边论述，至少说明对诗歌自注的行为和效果是应该商榷的。

被认为必须的自注，其实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是可以避免的。对于典故史籍，熟典人多知之，僻典应不用之，故无需自注。对于音韵格律，善创作者自知，赏读者可不知，故无需自注。对于引用古语，实非创作正途，诗歌创作用时语、时音是最基本的原则，不引何注需有。对于借用俗谚，应在创作时用诗歌前后句子的照应与引导帮助读者理解，虽然增加了创作难度，也不应一注了之。对于地理方位，熟知的当然不用自注，不熟知的建议用固定的意象词代替，如长亭代表送别之地，如蓬莱代表爱情之地、如关山代表遥远之地，如此可免自注。对于时间气候，诗中如不愿明言，花、木、雨、雪、风、云、日、月等皆能显现，何需自注乎。对于作者创作的目的，更不可用自注表达，靠自注才能领略其义的诗，一定不是好诗，同时也暴露作者的创作能力低下。若一定要出现且解释僻典、生地、时间、人物、背景、缘由等，可加入诗歌的题目中，虽然诗歌题目过长也是一种病，总比自注的病轻些。

我们谁也无法否认苏轼是诗歌大家，但大家并不等于没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