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毛主席向聚集观礼的数十万人民群众庄重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确立为新中国的唯一国号。
但鲜为人知的是，新中国国号确立背后却存在诸多分歧。
先是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民主”二字是否保留引起争议。后多次召开政协会议，又围绕是否将“中华民国”作为简称使用，展开激烈讨论。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是毛主席支持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那么毛主席为何支持蒋介石在位时期的国号，这一提议最终又为何被否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的携手共进下，历时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全面胜利。
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驱逐日寇的喜悦之时，却有一个首要问题急待解决，那就是新中国到底该由谁来领导，又该走怎样的道路，是和平解决还是再一次的流血斗争？
当时的国情以及世界局势较为复杂，国共两党在和平统一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只得各自开展行动战略，划分自己的统治区域。
其中东北、华北两区，成了双方竞争的“香饽饽”，这自然少不了美国和苏联背后的推波助澜。
1945年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第二天，苏联出兵东三省，对日军发起了猛烈进攻。截止到八月底，在东北境内的日军基本被全面歼灭。
事实上，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前两天——8月6日早晨8:15分，型号为b-29的美国战机，飞抵日本广岛上空投掷了一颗原子弹。
“小男孩”仅用短短45秒的时间，便足足杀死8万余日本人！
美苏两国的举动，堪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诏书。
尽管美苏两国出兵日本有道义上的考虑，但其背后也有利益的纠缠。
美苏两国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可他们却把各自的算盘打得高明：
当年美国为了能在战后接手日本（战败国）的多方利益，在未告知中国的情况下，慷他人之慨，直接拿中国当做部分利益，和苏联秘密谈判，之后才有苏联出兵的举动。
由于蒋介石的软弱无能，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美苏所提的有偿援助。
我国不仅丢了外蒙古，还险些失了东北。
眼看美苏两国沆瀣一气，招架不住的国民党这才想起昔日“盟友”来，随后蒋介石亲自致电毛泽东，邀其赴重庆共议战后建国事宜。
为期43天的重庆会谈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达成“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一致协议。
1946年1月，国民党于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便是和平建国，史称“旧政协”。
尽管《双十协定》公示不久，蒋介石就单方面毁约，发动内战，但这次政协会议的召开，却让共产党的主张得以宣传，并赢得了广泛民心。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
会后，周恩来表示：“许多团体都冠以人民两字，政协何不采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此诞生。
1948年4月底，解放战争形势一片大好，中共中央决定趁热打铁，筹备召开“新政协”。
8月1日，毛泽东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并电邮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开幕式，由毛泽东致开幕词，致词结束时，毛泽东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此时，“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俨然已是新中国的预备国号了。
毕竟，自1911年起，孙中山先生所提的“民主共和”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而真正实现其理想的，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国号带“民主共和”也有其深意所在！
但国号关乎国体，意义重大，6月19日，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负责国号拟订的第四小组，对毛泽东所提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号，进行了一次专项研讨。
比如有人建议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等到以后迈入社会主义，也可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从人民民主到社会主义，正是当前的奋斗方向。
而另一方则认为原定国号太长，不如去掉“民主”，有人民就已经有民主了，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眼见双方各执一词，且都是为了新中国的长足发展，毛泽东提出了新的看法，不如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这也并非一时起意，而是有其深远的考虑。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蒋不反孙。”
孙中山一生追求共和与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国号的确立，就寓意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也持同样的理念，人民当家做主，才是真正的国！
孙中山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终由共产党人接棒。不仅实现了他生前“民主”、“共和”的理想，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路。
毛泽东此言肯定是发自心底敬佩孙中山先生的，所以他支持沿用孙中山所创立的国号。
此时，三种意见一时各有道理，难下最终定夺，直至开国大典前一个月，最终组织定下初步草案，新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既然是草案，自然需要进一步研讨，而此后的讨论重点，便是是否要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正如某些代表所言，“民国”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当时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也习惯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称谓。
基于此，黄炎培等人提议，将“中华民国”放置在国号后的括号里，这样，既能表明我们新中国之“新”、之“发展”、之“改革”，也能照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习惯。而且，还需要写进《共同纲领》中，让这一简称得到合法地位。
但反对的声音也层出不穷：“中华民国”代表的是已经被推翻的旧中国的落后统治，新中国都快成立了，为何还要将二者相提并论，如此混淆，可谓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难道共产党想走国民党的老路子？
双方意见始终僵持不下，本待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再另行商议，可在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即1949年9月25日，周恩来却突然致信20多位政协代表，并邀约前往六国饭店会合。
原来，周恩来眼看建国在即，国号一事却迟迟没能达成统一，心里也十分焦急。
此时中国国情复杂，国号的争议也牵扯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周恩来特意请来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前辈，提前兜兜底，大家年龄相仿，地位相若，说话也没那么多顾忌，往往能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9月26日上午11时许，20多位老前辈齐聚六国饭店包厢里，其中黄炎培、张志让、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林伯渠等赫然在列，甚至连司徒美堂都一同前来。
周恩来一进入包厢，便向在座众人鞠躬致谢：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支持，其余的话我们留待商议过后再说，今天邀请众前辈，就是想听听各位对于国号简称，到底是怎么想的？”
黄炎培第一个站起来陈述：
“作为提议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的倡导者，我就先说说自己的看法。中国的老百姓过去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大多数都是个白丁，他们不懂什么政治背后的意义，只知道习惯成自然。倘若一朝突然改变，我想百姓难免会生抵触情绪，只是个简称，方便日常称谓，也不成大碍。就算实在要改，也可缓一缓。”
不少中间党派也附和道：中华民国，虽只简单的四个字，却是孙中山先生奋斗一生的革命成果，从私心来讲，能继续沿用也觉得无碍；但也要看最终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不采用那也赞成。
图 | 司徒美堂
这时，持反对意见的声音终于响起，年过八旬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愤然站起身来：
“我是没读过什么书的，更没什么大学问，但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也曾和孙中山先生朝夕相处过。
先生常和我谈革命，可后来革命的味儿变了，对于“中华民国”我是丝毫不怀念。因为它早已背离先生的初衷。
在蒋介石领导下，陈立夫两兄弟把持党内走向，弄得乌烟瘴气。那我得在此先问问大家，共产党是否和国民党有质的不同，所走道路是否也不同，发起的革命是否更是和辛亥不同？
若是大家心里都一清二楚，那么新中国的国号有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要坚决抵制简称在后，更要果断抛弃这块“烂招牌”。
国号是什么？它不是小孩过家家，凭个人喜好想改便改，想留便留，否则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会在此争得面红耳赤。
习惯皆由人为，循序渐进对于其他方面来说尚可行，但对于国之根本，必须立马昭告全国人民，倘自己都不认同国家的国号，那还谈什么新中国！”
司徒美堂正义凛然的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就连刚才赞同简称的代表，也纷纷起身表示敬佩。
图 | 沈钧儒（左四）
但心细的周恩来却注意到，一旁沉默的法学大佬沈钧儒还未表态，于是向他问道：
“沈老前辈，您是法学泰斗，今天可得提出一些专业意见啊！”
沈钧儒清了清嗓子，悠然回道：
“既然问到老朽了，我便说说，司徒先生的一番豪言，简称一事是于情难许、于理难合，但还少了一个于法不容。
如果群众私下一时实在改不了'中华民国’，我们也用不着明令禁止。
但要将其堂而皇之地写进《共同纲领》中，承认其合法地位，那可就违背法律条令了。纵观全世界各国国号，尚只有字母的缩写，还没有哪国将简称记于文件之中。
更重要的是，未来我们在外交行文上，多一个简称，恐怕会给不安好心之人钻文字的空子，所以我也不赞成用'中华民国’作为简称。”
此话一出，反方意见可谓有理有据，于情、于理、于法三方面占全。
最后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举行。
会议否决了“中华民国”作为国号简称的使用，从此新中国有了唯一的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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