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于结尾处
夏代被视为中华历史的初始封建社会，自这时起政权交替从“禅让制”转为“家天下”的模式。
但是在史学界，对于夏代是否真实存在的辩论持续不断，部分西方学者主张将华夏文明从“四大文明”中移除。
他们缺乏实证质疑夏代是否确有其事，觉得中国自诩五千年历史不过是夸夸其谈。
而不仅是西方学者心存疑虑，中国学者也对此期史实迷惑不解，史书明明白白记述了夏代，却为何始终不见夏代遗物现身？
有一种传说，叙述大禹不畏艰难，毅然放弃家庭的温暖，全心投入到黄河流域的洪水治理工作，终使泛滥的河水归服，得以安澜。
禹的丰功伟绩得到了领袖舜的重用，并被指定为继承人。
在舜的辞世之后，禹登上了领袖的宝座，汇聚各方部落，缔造了传说中的首个王朝——夏，生活在夏时代的人们，自豪地以“夏人”自称。
历史的记载透露，大禹之死，并非如同尧舜两位贤帝那样挑选贤能者继位，而是将王位传递给了亲生子嗣启，这一行为，标志着“禅让制”的结束，同时开辟了王位世袭的先例。
但当代的考古学家却有不同的论调，他们质疑大禹所创立的并非夏朝，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大禹被封为治水英雄，果真就此奠定了一统江山的基石？
大禹治水的伟业，或许对提升夏后氏在四方诸国中的影响力、将其推向领导者位置有所帮助，但不能就此顺理成章地为夏后氏获取诸部落国的统治权，进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夏王朝。
夏朝的建立年份基于商朝的确立年份结合《竹书纪年》记载的夏朝471年历史推算得出。
但此建立时间缺乏考古学的实质性支持，夏朝建立前后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是：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
另外古环境科学研究表明，公元前三千纪，全球发生了两次环境转折，第一次是在公元前2500至前2300年间，全球海平面达到新高；第二次是在公元前2000至前1800年间，气候突然变得干冷，造成旱涝交替。
第一次气候异变对于夏朝年代来说为时尚早，并未在夏纪年中体现；而第二次气候剧变，则无疑是古人记忆中深烙的洪水浩劫。
中国学者在研究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期间黄河流域的人类聚落时发现，公元前19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人类定居点急剧减少，表现在遗址规模缩减、人口数量骤降，这与史前大洪水的记载不谋而合。
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向夏朝建立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也大致吻合。
王湾三期文化在空间范围的早期阶段，仅仅延伸至两万平方公里，大致与现今河南省信阳市的边界吻合。
晚期其领域急剧扩张至超过二十万平方公里，覆盖了河南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北部和湖北西部的土地。
之后依次出现了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三者构成了一条连贯的文化发展脉络。
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却悄然浮现：大禹究竟是为何而治水？
我们摒弃儒家描绘的远离现实的理想色彩，回归至基本的事实层面不难发现，自古以来，处理水患必须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一是洪灾必须发生在人口集中地带，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二是相较于整个部落迁徙的耗费，治理洪水所需要的人力和资源成本要相对更低。
有研究者做过调查，从公元前602年一直到1949年，黄河出现了1593次洪水泛滥，并且经历了六次巨大的河道变迁，而长江的状况与黄河基本相似。
即使是像汉朝、元朝这样统一的强大王朝，也需要倾全国之力才能执行疏浚河流的工程。
对于还不具备建立统一王朝力量的大禹时代而言，有两个区域是明显不可能进行洪水治理的，第一个是人迹罕至之处，没有必要去治理；第二个是位于低洼地带、洪水频繁发生的地区，当时的人们不会冒险投入庞大的资源去修建河堤和水渠。
由此可见大禹治水的动机显得十分直接：首先是受洪水侵袭的地区是主要的居住区，而可以迁移的区域则位于更高处的上游，但那里生存资源匮乏，重建社群结构的代价远超过治理水患本身；其次是洪灾可以被治理，借助简陋的工具和有限的人力，通过疏浚引导，有望成功实现泄洪。
其实证明夏朝历史存在最直接的方法，即是发掘属于夏朝的遗址，如此便可获得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1959年，71岁高龄的历史学家徐旭生踏上了河南河洛地区的土地，他心中的目标明确——追寻夏朝遗址，选择此地，源于《国语》中“伊洛竭而夏亡”的文字记载。
徐旭生深信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皇朝不可能完全消逝无踪，必有其独特的历史印记，正是这股信念驱使着他远赴河南，追寻那传说中的“夏墟”。
某日他携同助手一同来到了偃师县的二里头村，站在农田边审视着地形，恰巧一位村民路过，便上前询问。
村民听后表示文物并非罕见之物，陶片在当地田间地头随处可得。
在村民指引下，他获得了诸多陶片碎片，甚至还得到了一个完整的陶器。
他迅速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要求他们立即派人到二里头村进行调查。
这一次他们在村民的指引下来到了一个新开挖的水塘旁，塘壁上的陶片密布，众人目睹此景，皆觉夏朝遗址可能就在眼前。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随即大批考古专家汇集二里头村，投入到发掘工作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沉寂了数千年的古城终于重见天日。
学界公认的二里头文明顶点只能追溯至公元前1750年，这与大禹生活的年代相去甚远，相差约300年。
新砦文化的存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740年之间，它将诸多文化特色传递给了后续的二里头文明。
即便将新砦时期计入，夏朝的文化遗迹上限仍旧与尧舜文化遗迹的下限之间存在将近200年的时间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大禹治水到夏朝真正建立之间，存在着长达200年的史书记载空白，在这段时期内，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关键节点，由于一次极端寒冷气候事件，内蒙古中部和山西中部的老虎山文化人群被迫大规模南迁，导致临汾盆地曾兴旺的陶寺文化迅速衰落，陶寺晚期的遗址上甚至出现了毁灭城市和挖掘坟墓的痕迹。
这一连串的气候异常，并不如史书所描述的那样，仅是一场巨大的洪水，实际上是涉及整个华夏民族的大规模迁徙，伴随而来的还有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的惨烈战争。
至于大禹是否是夏朝的创立者，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大禹的形象将愈加明晰。
他公而忘私，爱民如子，不畏艰难，毅力坚定的领袖，对于夏朝的诞生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人们都将他的事迹看在心中。
不管大禹是否是夏朝的开创者，他的奉献与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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