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由于企图南下的北魏和刘穆之的突然去世，在长安停留了三个多月的刘裕率领北伐军主力撤退，临走时把留守关中的任务委托给了王修。赫连勃勃见有机可乘，迅速挥师南下，此时，长安发生内讧，王镇恶、沈田子先后丧命，幸而有傅弘之和毛修之压场，入侵者才被打退。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刘义真的胡作非为，关中内乱又起。义熙十四年（418）十一月，赫连勃勃吞并关中，王修、朱龄石、朱超石、傅弘之等人先后身死。
谶言说，安帝之后再有一个皇帝，晋室的气数就终结了。安帝这一年三十七，要是不出意外，至少还能在皇位上坐二十年，刘裕这一年将近六十，大半辈子已经没了，他等不及了，决心人为地加快谶言所说的历史进程。
按照最初的设想，安帝应该死于鸩毒，刘裕把下毒的任务交给了几个宫廷内侍。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听到一些风声，搬到了皇宫里来住，终日不离半步。十二月中旬，司马德文身体不适，回府休养了几天，那几个近侍见机会来临，于是在十七日夜里潜到了寝宫。他们没有调制鸩酒的耐心，而是用外衣拧成绳索，粗暴地勒死了安帝，之后伪造了一道遗诏，宣称安帝是因病暴毙，临终时把皇位传给了司马德文。
司马德文，即晋恭帝，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安帝驾崩次月，司马德文继位，改年号为元熙。
改朝换代的过程有些无聊，相似的步骤之前上演过无数次，大致说一下吧。
元熙元年（419）七月，刘裕撤离彭城，移驻寿阳，加快了篡位的步伐。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元熙二年的春季，刘裕在军府举办了一次小型宴会，讲了一番适可而止的道理，说自己对如今拥有的一切已经很满意了，打算到京城安度晚年。一个幕僚会意，连夜启程奔往建康，正式启动了改朝换代的陈腐程序，然后就是各地官员呈报祥瑞、吉兆之类的东西......
四月，晋恭帝征召刘裕入京。六月，刘裕抵达京城，他的心腹把拟好的禅位诏书送到了晋恭帝面前。晋恭帝丝毫没有犹豫，非常爽快地颁布了禅位诏书，就像他对侍从所说的那样，桓玄篡位的时候，晋室就灭亡了，幸好有刘公佑护，才苟延残喘这许多年，把帝位让给刘裕，他心甘情愿。
六月十一，晋恭帝退位，东晋灭亡。三天后，刘裕登基称帝，建立刘宋王朝，改年号为永初。
说到这里，刘裕的故事基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对刘裕的生平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刘裕出身大兵，早年间习惯了冲锋陷阵，升迁为中级将官之后还保持着这个习惯，临阵对敌喜欢身先士卒，可见他对个人武力有足够的自信，否则不会这么多次以身犯险。翻阅他的战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特点——他喜欢自己琢磨作战方案，很少征询将佐的建议，尤其是大战，他一般都是自己拿主意，可见他的军事天分相当之高。
刘裕出生于公元363年，第一次在战场上亮相，是镇压天师道暴动期间的一骑当千事件，这时候他已经快四十岁了。按照常理来说，一个武力指数和军事天分如此之高的人，早年间怎么也应该留下一些战绩，他的早年战绩却几乎一片空白，历代开国之君的传记里，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罕见的。
之前说过，刘裕是个很沉默的人，沉默得即使在本传当中也没说过几句话，给人的印象很单调，好像他就是不停打仗，接着篡位，然后去世。他的早年经历出现大面积空白，或许就与他过于内敛的性格有关，因为他不喜欢推心置腹地与别人谈及过往，但是性格问题并非造成记载断档的主因。军衔太低，早年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应该才是致使他的经历出现空白的主要原因。
刘裕具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才略，然而出身低微，在门阀政治体制里并没有向上发展的空间，如果不是因为时局发生巨变，他几乎没有名留青史的可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将官或许就是他所能达到的人生巅峰。但在他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门阀政治格局忽然崩溃了，经过天师道暴动和桓玄篡位的冲击，门阀士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司马氏又承担不起力挽狂澜的重任，高层急需大换血。刘牢之倒是有开创新时代的机会，但他因为首鼠两端的态度而错失良机。通过以刘牢之为中心的老一代京口军功集团的覆灭，刘裕看到了问题的关键，短暂的蛰伏之后，他再一次从京口启程，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和强悍的武力消灭桓玄、铲除南燕、平息天师道暴动、击败刘毅、收复巴蜀、痛击北魏、拔除后秦、占领关中，撬动了改朝换代的大门，并将寒族引入政治中枢，终结了门阀当道的局面，使变态的门阀政治回归到了常态的皇权政治轨道。
关于南方政权，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好像有赖于长江的佑护，它们才能拥有半壁江山。其实并非如此，纵观六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以黄河为第一防线的情况下，南方政权的国力最盛，以淮河为第一防线其次，当长江成为第一道防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们的国运基本上到头了。
刘裕主持的义熙北伐，是大分裂时代南方政权最为成功的对外军事行动，尽管它的结尾令人扫兴，致使倾国之力才夺回的关中落到了赫连勃勃手里，但好在河南以及江淮流域的版图没有失守，为江东政权最为核心的领域赢得了战略缓冲区，刘义隆时代的元嘉之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刘裕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南方政权再也没有出现过战功如此卓越的皇帝。如果说在刘裕所处的时代，南方政权一度在军事地缘上占据优势，甚至有兼并北方政权的可能，那么，随着黄河、淮河防线的先后失守，结束南北分裂的历史任务就只能由北方政权来完成了。
最后再说一个问题——晋恭帝之死。
永初二年九月，在刘裕的授意下，一群士兵闯入晋恭帝的府邸，逼迫他喝下毒酒。晋恭帝是个佛教徒，拒绝饮毒自尽，说按照佛教教义，自杀的人不能转世投胎。粗暴的士兵于是一拥而上，用被子把他活活闷死了。
因为晋恭帝之死，后世许多史学家对刘裕颇有微词，认为他首开恶例，致使后世沿袭成风，禅位之君难有善终。
刘裕之前，无论是曹丕篡汉，还是司马炎篡魏，禅位之君都没有性命之危，可以颐养天年。为什么到了刘裕手里，晋恭帝却死于非命呢？
这或许与刘裕的眼界有关，曹丕、司马炎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权二代，见惯了钟鸣鼎食的富贵，而刘裕出身社会底层，飞黄腾达之后所拥有的一切对他来说就像梦境一般，因为得之不易，所以护之不遗余力。但这并不是刘裕弑君的主要原因，我们得看到，曹丕篡位的基础是曹操的辛苦经营，司马炎篡位的基础是司马懿以及司马师兄弟两代人的经营，他们改朝换代的时候，通往皇座的道路是畅通的，前人已经给他们扫清了障碍。刘裕不一样，他的基业是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父辈并没有给他奠定资本，他篡位的时候，司马氏的残余势力还是存在的——有的人逃到了敌对政权，有的人在江北割据一方。他老了，但他的儿子都还小，司马氏的复辟是他必须考虑到的问题。所以，他做出那个血腥的抉择是有政治考量的。
然而，这个恶例毕竟是刘裕所开，那么，后世沿袭的弑君恶习是不是和他有关呢？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版图四分五裂的时代，也是传统伦理价值观在崩溃和重建之间的轮回。
汉献帝告诉曹操，你要是还能辅佐我就辅佐，不然你就自己做皇帝，曹操闻言汗流浃背；贾充嗾使走狗杀了曹髦，司马昭闻讯如五雷轰顶，魂不附体。曹操和司马昭是作秀吗？恐怕不是，而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构建于两汉时期的伦理价值观还没有崩溃，他们都是在传统秩序下长大的“老人”，对传统还有敬畏。
进入西晋之后，随着玄学的兴起、永嘉之乱的爆发和大分裂时代的来临，传统趋于崩溃，旧有价值观对新生代的制约力日渐淡薄。举个例子，比如传统规定联姻必须注意行辈，但是在东晋帝国，上流社会通婚并不注意这一点，有悖于纲常伦理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其实就是传统逐渐崩溃的外在反映，而刘裕恰恰生活在这个历史时间段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与曹操、司马昭那一代人有很大不同的“新人”。在他之后，南朝的弑君习气相沿成风，多多少少都和他开先例有些关系，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与其说后来者是效仿刘裕，不如说是观念变迁所致。如果了解南朝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宋、齐、梁、陈四朝所发生的比弑君更为不堪入目的事比比皆是。
与南方政权一样，北方也经历过旧秩序的崩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北走向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经过多灾多难的阵痛期，北朝逐渐向涅槃重生的传统复归，总体风气呈现出了包容、大气、恢弘的特点，为即将到来的盛唐做好了充分的铺垫；而南朝政权的整体风气则渐渐趋向于封闭、柔靡，越来越没有锐气，这可以在文化上增加一种新的色彩，但是对结束南北分裂并没有什么助益。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对于刘裕之后的南朝，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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