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蜂拥而起的农民运动与外族入侵，统治者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东汉模式”（授权地主官僚“勤王”），另一种是“西晋模式”（依靠政府军“片面抗战”）。第一种模式可以镇压农民起义甚至摧毁外族入侵，但是“勤王”的领袖很容易成为新的统治者，旧王朝向新王朝“和平过渡”；第二种模式可以避免大将专权，但是极容易被农民起义推翻或者外族颠覆，旧的王朝不仅毁灭而且旧的官僚体系崩溃。东汉固然被权臣篡夺，却在黄巾起义后延续了30多年；西晋避免了权臣篡夺，却在永嘉之乱后短短数年亡于匈奴之手。
中国三代以来多次面临外族入侵，强盛的西周就是毁于犬戎之手。不过，中国第一次“沦陷”与外族之手则是元朝与清朝，这责任就在宋朝与明朝。我们可以惊奇发现，宋朝与明朝都面临着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的危险，这两个王朝的统治者都是采取“西晋模式”而拒绝“东汉模式”，结果当然是脆弱的政府军外内外敌人夹击下腹背受敌而亡——宋朝亡于汉人张弘范，明朝亡于汉人吴三桂、施琅。中国并非缺乏人才，而是官府拒绝“任人唯贤”，于是这些一流人才就为敌营所用，所谓“惟楚有才，晋实用之”。造成这种“太阿倒持”局面的，就是“宁亡外族，不与国人”的披着“圣天子”外衣的独夫民贼。
清朝面临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采取了“东汉模式”，那就是号召地主官僚“勤王”，这才有了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的脱颖而出。“勤王”的湘军、淮军击败了太平天国农民军，并没有成为清王朝的敌人，反而成为清王朝的支持力量，大批湘军、淮军将领成为清王朝的地方督抚，这些“军功官员”改善了清王朝的治国能力，于是清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当然，地方督抚权力膨胀，这就有了“东南互保”的尾大不掉，清王朝最终也难免亡于权臣袁世凯之手。
如果宋明面临内外忧困，不是自认为“伟大光荣正确”，而是“群策群力”充分动员全民至少全体官绅的智慧，组织义军、乡勇“保家卫国”，那么数十万蒙古军、八旗兵焉能是数百万民族武装的对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足以吞噬“草原部落”。那些沦为外族“从龙之臣”的汉族精英，也许会“篡汉自立”，但至少可以避免亿万民众沦为外族奴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先生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其实就是放开手脚号召官绅“勤王”的“东汉模式”。日本军队虽然精锐，却在各地“勤王之师”的联合打击下最终败北，即使是向苏联、美国“借师助剿”，这也是汉唐“旧例”。当然，高举（抗日救国）“勤王”大旗的延安实力派笑到了最后，这就有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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